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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帆丨萎缩变异文化形态的历史镌刻──《废都》的匆匆解读

发表时间:2017-7-10阅读次数:193



题记:这是应西北大学教费秉勋教授之约,于一九九三年九月三日夜在紫金山下的月牙湖畔寓所匆匆写就的文章,只因当时特殊的缘由,此文与其它几篇文章一起夭折了,
2015年秋陕西之行,韩鲁华教授告知我他收藏了这篇文章的原始稿件,近日他将电子稿寄来,在不胜感慨中,我兴奋地阅读了这部尘封了23年的旧稿,顿时感慨万千,本人不才,但是回眸历史,窃以为当时的许多判断至今仍然有效,故萌发了让这篇文章重见天日的冲动。由于当时为手写稿,那位录入者在录入时有些错别字,我就改正了,其它则按照原样提交编辑部。我并非是想复活什么,只要读者诸君能够在这篇僵尸文章中看到一点那个时代背后的东西,或恐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有所敏悟,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



作为世纪性的阵痛,改革给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其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心死。然而历史必然要前进,它又必然带着丑恶和痛苦同行。就此而言,在当今的欲横流的社会里,人性的扭曲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副产品。在这心灵世界的大搏战中,首先觉醒的仍是知识分子,而非那浑浑噩噩的子民们。但是,知识分子的觉醒并不意味着行动,那种“五四”先驱者们强烈的社会改造意识在本世纪末已化作一声声长长的悲叹。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的《废都》的批判意识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可以说,平凹是在描述当今社会文人在变革大潮中的一片心灵废墟上的悲惨景观。虽然平凹没有已具有强烈反差效果的“反讽话语”来结构全文,而是以貌似纯客观的视角来描写事物和人的心理,然而,那种对知识分子心灵无情的曝光就足以构成了人们对事物的批判性审视,尽管作者往往饱含着无限的同情和礼赞的情感,倘使以此为阅读视角,《废都》当然有“新儒林外史”的意味。但是,就整个小说呈现出的西京社会文化景观来看,它的描写触角已然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防层:尤其是官场、文场、商界、学界…..,它描写人物的数量和力度虽不及《红楼梦》那样阔大和深刻,然而,就主要人物,尤其是庄之蝶的心灵世界的展示看,却更具时代性和历史的必然性。就单个人物来说,庄之蝶的描写和贾宝玉的描写相比照,前者心灵世界的复杂性与后者,如果说《红楼梦》是以多个艺术点彩勾勒出那个时代上层贵族的全貌,而《废都》则是以着重解剖一个丰富的心灵世界并将其放大变形来镌刻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

作者在《废都》的扉页上写上了“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这“心灵真实”的含义似乎是不能以旧有的文学批评标准来解析它的。《废都》作为当今文化人的心灵悲剧,它是通过对人物行为和心理的变形和夸张来加以实证的。问题就在于许多人都看不到这心灵悲剧后面隐匿着的作者真情。我以为,这部煌煌巨著,是平凹经过了十多年的艺术准备,用血和泪写成的自我心灵史,这并不比曹雪芹对时代的哲学体悟和艺术感觉差在哪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亦有一个时代的批评标准,其美学意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废都》作为贾平凹全部作品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里程,它是“前无古人”的;它作为一部耗尽了作者全部创作心血和艺术体验的杰作,或许也是“后无来者”的。

平凹所说的“心灵真实”就是用自己充盈着血和泪的感情完成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十年来内心世界暴风骤雨式的情感历程的描摹。作为西方近三百年的情感历程的变化,要求中国文化人在这短短的十年之中浓缩成一个个块结构加以吸收消化和鉴别摒弃,这确实是很难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并没有完成人文主义启蒙的任务,相反,由于它的不彻底,或是较为浮躁和浅表,造成的中国人的惰性力却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变革所带来的文化开放局面,使得这段心灵历程更显得比“五四”时期来的悲壮而深邃。浏览新时期,甚至纵观“五四”以来的众多作品,能像《废都》这样波澜壮阔表现出知识分子心灵悲剧里程的杰作甚少。鲁迅的《伤逝》的哀婉揭示出了“走出的娜拉”回到生活原点的事实,深刻地抨击了知识分子的懦弱性,但毕竟受着篇幅的局限而显得单薄;钱钟书《围城》的揶揄、幽默、调侃,甚至形成的整个反讽结构,都为活画出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惰性作了最微妙的诠释,堪称本世纪的经典之作。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风格的不同,也由于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不同,贾平凹的《废都》是蘸着血泪写出了在这大时代中知识分子最悲剧性的苦难历程。它虽没有小托尔斯泰《苦难历程》的时间跨度之大;亦没有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空间跨越度之阔,但作者就在这中国古都的短短几年的社会变迁中,抒写出了使人觉得灵魂出窍的心灵悲剧。或许,我们能隐约谛听到远处传来的《忏悔录》、《红与黑》、《老人与海》、《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的旋律。但我们更能清晰地听到犹如萦绕在整个《废都》纸上的驱之不散的埙声,这埙声象征着一种心灵的死灭,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象征着一个传统观念的逝去,象征着一个不能自已的世界的降临……,这种世纪末的孤独很能使人联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的:“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冬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大家一起走向天堂,我们大家一起走向地狱”。

《废都》中西京四大名人死的死、疯的疯、瞎的瞎,这无疑是隐喻知识分子的心灵萎缩。虽然他们并不像茅盾《子夜》中的吴老太爷那样一进入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大都市就像一具殭屍一样很快“风化”了,但他们却在这时代动荡中走完了人生心灵的悲剧里程,正如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人物悲剧命运一样,真正的悲剧不是肉体的消亡,而是精神的死灭。我总以为《废都》的结局仓促了些,四大名人的精神逃路勾勒得并不十分清晰。当然,从艺术效果上来说,它很有《红楼梦》之遗韵,问题是《红楼梦》的悲剧结局毕竟是“狗尾续貂”它的悲剧效应并非人们意想的那样悲壮,更何况当今的悲剧美学观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光是一个“色空”是难以说清楚当今知识分子本质的特征的。

历史和伦理形成的二律背反,将一代知识分子推进了尴尬的窘境,西京四大名人的不同悲剧结局尤数庄之蝶更具典型意义。“庄生晓梦迷蝴蝶”,何为蝴蝶?这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迷惘,“自我”的失落,寻找精神家园而不得的痛苦形成了小说形而上的哲学意蕴,成为小说悲剧的主旋律;也许,从另一个视角来观察,小说恰恰呈现出的是形而下的直觉泛滥(这点下文详述)。然而,就作品的底蕴来说,它表现的是不是叔本华所说的:“当看到悲剧结尾的那一刹那,我们必更明晰地醒悟和确信:人生原来是这么一场悲惨的梦!在这一点来说,部悲剧的效果,似是一种崇高的力量,此两者都能使我们超脱意志及其厉害,而是感情产生变化。悲剧的事件不论采取任何形式来表现,为了使我们的情绪高扬,都会赋予特殊的跳跃。悲剧中所以带有这种性质,是因为它产生(世界和人生并不真能是我们满足,也没有让我们沉迷的价值)的认识。悲剧的精神在于此,也由于如此,而引导我们走向绝望。”也许,贾平凹发现自己也像庄之蝶一样跋涉在精神文化的沙漠之中,生命的个体在腐朽、衰亡、虚假、堕落…..的泥沼中不能自拔,而寻觅不到精神的家园。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阐释的那样:“在每一个被抛入现时代的真正艺术家的生活道路上,充满着危机和失望。(尼采所呼唤的)成为你自己!”的时代强音并不能拯救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我想,贾平凹亦不可能不深刻地体悟到这点的,因为在《废都》对人物悲剧心灵的描绘中,所流露出的主人公对传统和现代文化的选择上的尴尬,以及对生命形式的选择,都表现出一种无归和迷失的情绪。庄之蝶就是在这种文化的迷狂中不能自拔而导致最终的“中风”。毫无疑问,这种“文化休克”现象正是一代知识分子心里极度萎缩的外化形式。我以为《废都》的全部悲剧意义就在于作者写出了庄之蝶们在这个时代精神逃路被堵塞后的“文化休克”的无奈之举,或许,这种休克是暂时的。然而,这一母题的呼唤正恰恰承继了“五四”时代哲人们的“呐喊”——救救中国文化,包括救救被异化了的文人骚客,他们自身需要“二次启蒙”。《废都》喊出的正是意大利作家皮兰·德娄在现代文明包围中阐释的那种现代人的直觉:“我是谁?我有什么来证据来证明,我是我自己,而不是我的肉体的延续?”作为一次心灵的震颤,现代儒生的分裂和精神崩溃正隐寓着一种新的文化心理机制转换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废都》的思想特征是否与“新小说”派有着内在联系呢?不管作家意识到否,不管人们肯不肯承认,两种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一方面作者是以人为本,写尽了人慾充盈的世界的可怖;
另一方面,作者又不得不认同人受着物质世界的根本制约,“文本主义”致使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与“新小说派”理论的交合点就在于:“他们认为,人只是生活在时间长河中的一瞬间,作家也仅能描写转瞬即逝的现在;生活现象循环不息,周而复始,无始无终;在生活中,现实、幻想、回忆、梦境,往往混杂交错或相互重迭,并不能截然分清。”所不同的是,贾平凹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写法中渗透着中国佛和道的色彩,这佛和道的精髓与西方“新小说派”的创作精神又有着何等的默契啊。我们并不想再重复那个已经失去的历史话题:“文化制约人类”的阴影却始终像一个游弋在本世纪末中国文坛的幽灵一样反反复复围绕这一代作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文化反思是否更有史诗的意味呢?!在这个新旧交替的世纪,在这个文化思想裂变的时代,知识分子是应该有所担当的。

《废都》并不能埋葬古都的一切旧有文化,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废都;
更不能把庄之蝶们送上精神的断头台,让他们的精神灰飞烟灭,而重新“蝉蜕的‘新蝶’难保不带有旧的文化基因。庄之蝶能否获得‘新生’”呢?新生以后又是一个怎样的情状呢?这正是《废都》难以诉说的,也是不可诉说的盲点。庄之蝶原是无路可逃的,他不可能像贾宝玉那样的“出走”。那么,他只能逃离“都市”而返回“乡土”,而“乡土”并非“净土”,他同样受到了现代文明的重击和熏染,在没有“净土”的无奈中,作家只能安排庄之蝶暂时“文化休克”——从本质上揭示出当今中国儒生们的尴尬和窘迫、自嘲和自虐。如果说都市是充满着肮脏、贪欲、罪恶的渊薮,那么大自然的乡土能给现代儒生以安宁吗?庄之蝶亦如尼采那样厌弃城市,“回到美丽的大自然中去”吗?“我爱森林。城市里是不良的生活;在那里,肉欲者太多了。”贾平凹之所以没有让庄之蝶归返大自然,而其让精神无归,暂时“文化休克”于都市,并非是为尼采的这种审美观引导的普泛艺术归属,恰恰相反,都市的肉欲正象征着作者对这种重归“自然人”的认同,对“自然人”失落的一种悲吗。因为,他以为在性欲的背后潜藏着的是人的生命本体的觉悟,是生命蓬勃的复苏,只可惜的是他成为稍纵即逝的生命流星。


当我们阅读《废都》时,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性的难题。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性,仍然是我们这个古老东方民族最具有禁忌诱惑力的一个文化焦点命题。我们不能否认《废都》之所以成为当今文坛的轰动效应,性描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一敏感的话题下,许多评论家都颇有微辞,亦显示正统与清白。其实,就中国文学史而言,话本小说表现这一内容自明末清初开始(唐传奇小说,甚至唐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多为“房术”,故不论)就进入了高潮期,虽晚于《十日谈》,然先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为什么一直被打入“另册”呢?尤其像《金瓶梅》这部至今尚难以评说的皇皇之作,随学术界研究风气渐变而艺术评价日渐升温,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是绝不能公开褒扬的,尽管有人论述其主人公西门庆的性攻击带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印痕,从而演绎出明朝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某种社会心态,这似乎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无论如何,中国小说中的性欲描写都未能达到西方经典小说中那种母题的显示——返朴归真,通过性欲描写来体现人的生命潜能;来呈现出美的形态;来揭示性欲后面深层的文化内涵;来表现人的潜意识活动的复杂性;来表现重塑“自我”的生命体验。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一代宗师们在自己的小说中都敢于涉及到性欲描写,无论是“创造社”的大师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还是“文学研究会”的中坚茅盾,都有意无意、或明后暗地涉足于此,直到八十年代末王安忆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等作品为止,恐怕尚没有一部小说像《废都》这样大胆直面人生之“丑恶”,酣畅淋漓地表现性欲的。有人以为这是造成一种“广告效应”,然而,即使是广告效应,也能看到它背后的国民心态。有人认为《废都》是一枝“病果”,不足为取。似乎只要一涉及到性,就不会产生审美效应,就不会是好作品:“所以我们不能不说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是自始就走进吧了恶魔道,是中国没有正当的性欲描写的文学。我们要知道性欲描写的目的在表现病的性欲——这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虽然茅盾将《金瓶梅》一类的小说与莫泊桑的《俊友》、《一生》相比较,得出了两者之间的优劣区别就在于性欲描写的“实写”和“虚写”的不同,因而,“淫”和“非淫”的区别也在于此了。我想当时茅盾尚未见到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如果见到,则又是怎样的评说呢?从五四新文学的主体精神来看,高扬“人”的主体是它的一面旗帜,但是由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惯性力,有时也会使得作家们只想跨出半步,这在作家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内心世界人格分裂的矛盾体,就在茅盾发表这篇《中国文学内在的性欲描写》后的一个月,作者就开始了穿着“性欲”外衣创作被人说成是自然主义的长、短篇小说创作,这就是当时震动文坛的《蚀》三部曲和《野蔷薇》(包括《创造》、《自杀》、《一个女性》、《诗与散文》、《昙》)等五个短篇小说)。作者就努力通过性欲描写来宣泄自己悲观失望的胸中块垒。而“五四”的另一位宿将林语堂在读到了《查泰莱夫夫的情人》以后曾有一段著名的论断,他以为:“《金瓶梅》描写性交只当性交,劳伦斯描写性交却是另一回事,把人的心灵全解剖了,灵和肉负荷为一体。劳伦斯可说是一返俗高僧、吃鸡和尚吧。”“《金瓶梅》是客观的写法,劳伦斯是主观的写法”。“对于劳伦斯,性交是含蓄一种主义的。”“当查泰莱夫人裸体给麦洛斯簪花于下身之时,他们正在谈人生骂英人吗?劳伦斯此书是骂英人吗骂工业社会,骂机器文明,骂拜金主义,骂理智的生活。他要人归返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劳伦斯此书是看见欧战以后人类颓唐失了生气,所以发愤而作的。”总之,无论是矛盾,还是林语堂,都在《金瓶梅》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比照中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性描写的背后必须有“主义”(意即文化内涵;亦意即“性交”只不过是外衣而已);必须表现一种“社会心理”;必须用主观而非纯客观的态度来写性交。就此而言,《废都》是完全到达的。不仅达到了,而且颇更具艺术性。因为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所采用的是“散点透视”的象征手法;而《废都》的性交描写上是采用的整体象征手法。尽管每次描写都给人雷同的感觉。前者在性交的描写中往往采用直接明喻的方法;而后者表面上酷似单纯在描写性交,似带有自然主义的纯客观色彩,但是在各段描写的综合迭提炼中,我们从形下的视知觉中抽象的是形象的理念——“阳萎”了的庄之蝶为何在唐宛儿之流身上寻找到了“自我”。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而这种非正常途径的宣泄口最后也被堵死了,庄之蝶就只能暂时处于“文化休克”状态,牛月清(传统文化的象征)也好,唐宛儿(介乎于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象征)也好,柳月(消费文化的象征)也好,阿灿(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象征)也好,这些人物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而已,它所蕴涵的文化内涵难道没有政治、经济、社会、心理诸方面的深刻因素吗?显然,看到这一点并非难事,只有那种受着对封建思想长期禁锢而不能自我思想的人,才难以看得清这其中的奥妙,通常来说,解说这样的语碼并不难。尽管《废都》带有玄学的色彩,但正如林语堂所言,只要掌握了用主观心灵去解剖的方法就不难了:“劳伦斯有此玄学的意味,写来自然不同。他描写妇人怀孕,描写性交的感觉,是同样带玄学色彩,是同大地回春,阴阳交泰,花放蕊,兽交尾一样的。而且同西人小说在别方面的描写一样,是主观、用心灵解剖的方法。”我以为,如果将《废都》中的性描写孤立起来看,将它与人物的心理冲突——在这动荡社会背景下人格的分裂——割裂开来,将它游离于恰似“好人歌”的“民谣”之外,当然只能看到赤裸裸的性交了。

从传统的道德观念出发,性交在中国一向是被视为一种最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生活动,被视为一种丑恶的人性,这种被固有伦理道德规范了的约定俗成,是阻碍性描写进入艺术审美层次的屏障,这种愉悦快感只有在被异化了的“人”的潜意识中才能得以充分宣泄,这可能就是东方人的“含蓄”之美德吧。只有当老弗洛伊德的幽灵再次在中国大地徘徊时,一些青年作家才又开始重新把这性交作为载体,让它进入审美层次。“以丑为美”这一美学范畴其实并不囊括性描写艺术,这在中国和中世纪以前的西方确实是个审美的“误区”。虽然弗洛伊德夸张了“力比多”是艺术至关重要的本源这一说法,但性力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它有可能外化为一种强烈的冲动而导致艺术审美进入一个更高阶层。或许,老弗洛伊德将美与美感都源于爱的本能和性力的冲动的理论有失偏颇之处,但我们又不能否认其合理的一面:“美学所要探讨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事物才被人们感觉为美;但是,它不能解释美的本质和根源,而且,正像时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种失败被夸张而空洞的浩瀚词藻所掩盖。不幸的是精神分裂几乎没有论及。唯一可以肯定的便是美是性感情领域的派生物,对美的热爱是目的受到控制的冲动的最好例子。‘美’和‘吸引’最初都是性对象的特征。”如果我们将性活动作为人类必须进行的活动,将它只作为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人欲的需求,这种性描写进入视知觉仍不能成为艺术的审美。问题就在于,首先要完成的审美转换是:性活动不仅是人类繁衍的生殖行为;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一种蓬勃的生命驱力,这种驱力促使人奋发;同时也驱动着艺术家的创造能力。弗洛伊德认为美根与性感,根与性的对象的鲜美,同时也包括那种“变异”了的性对象。由此看来,想的张力不仅仅止于它所涵养的社会文化内涵,同时,它的美亦存在于对一种生命本体的认同。作为一个艺术家,当他要表现这种美的形态时,他就必须遵循这一“二度循环”的法则:“艺术家原来是这样的人,他离开现实,因为他无法做到放弃最初形成的本能满足。在想象的生活中则允许他充分地施展性欲和野心。但是,他找到了一种方式,可以从想象的世界回到现实中来,他用自己特殊的天赋把幻想塑造成新型的现象,人们承认它们是对现实生活的有价值的反映。”

在贾平凹的《废都》中,我们碰到了这样一种悖反的命题:一方面,作为性欲描写,它整体地象征着多义的多层面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对人的病态异化心理的显示,将小说更加具有社会功利性,性欲描写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物,它具有社会属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作家的人生体验的宣泄,作为一种美的形态的视知觉再现,性力的冲动确实将作家导入一个“忘我”的艺术情境:“本我以满足本能冲动和被压抑的欲望的满足为目的,它不受道德的约束,不受意志的支配,不考虑后果,不计代价,也不管能否实现,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快乐,本我的活动遵循快乐原则。”然而,关键所在是《废都》并没有完全遵循弗洛伊德的本我的快乐原则,这一美的快感对贾平凹是不适用的。正如作者在《<废都>后记》中所说:“我便在末做全书最后一项润色工作前写下这篇短文,目的是让我记住这本书带给我的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记住在生命的苦难中有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的确,贾平凹是在“现实与幻想”中来回跳跃:“我知道这一走进书桌,书里的庄之蝶、唐宛儿、柳月在纠缠我;一离开书桌躺在床上,又是现实生活中纷乱的人事在困扰我。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人事的困扰,我只有面对了庄之蝶和庄之蝶的女人,我也就常常处于一种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境界里。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与奋和追求,但诱我进去了却把我烧毁。”作为艺术家的贾平凹,他试图以“白日梦”来重新塑造现实,但这现实世界却并非是弗洛伊德所形容的那种“非永恒的美感”,是以快乐原则为核心的性欲快感,恰恰相反的是,贾平凹将此转换成一种苦难的悲剧生命美感:“爱得最深处包含着最深沉的永恒的绝望,而从其中跃显出希望和慰籍。因为,从这种肉欲的,原始的爱,从这种夹杂多种感觉的全副肉体的爱——这是人类社会的动物性根源,从这一种爱的喜欲中,产生了精神的与悲苦的爱。”可以说庄之蝶这一人物是倾注了作家全部心血的现实重塑,作者把一种苦难的悲剧快感寄寓人物的遭际之中。那种在悲剧中获得的悲剧快感,似乎更有一种现代审美特质。我以为贾平凹的《废都》的悲剧快感既不来自于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古典悲剧怜悯和恐惧的原则;又不来自于悲壮的人格升华,却更多地来自于苦难所造成的美感。那种尼采以为的“把痛苦当作欢乐”来咀嚼的美学转换与升华。作者的良心用苦,我们只能通过庄之蝶心灵悲剧每一个旋律的谛听才能体悟,就像那悲哀婉转的古埙声一样,它激活了一种玄思和遐想,使人进入了特定的悲苦情境而获得快感。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弗洛伊德那篇八十年前发表的著名的被称为“私生子”的论文《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作者对于艺术作品的独特见解似乎更贴近生活和艺术的美感真理,那种对艺术精辟的理解令人叹为观止:“艺术家在反映他的主人公的痛苦的意外之事时,出自其内心动机,偏离了《圣经》本文。”“这样,他给摩西塑像增添了某种新的,更富人情的东西。于是,有着极大物质力量的巨像只是具体表现了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为了他所献身的事业,同内心感情成功地斗争。”“这是对死去教皇的责备,也是自己内心的反省。艺术家也由此自我批评升华了自己的人格”。以此来解析贾平凹与《废都》之间的内在联系似乎更切合艺术规范,这种审美经验并不是艺术家每次都可以获得的,只有当他深深的苦难融进了自身的艺术描写之中,倾注其全部的审美能量,才能换来作品的辉煌。


有人认为贾平凹的《废都》又一次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魅力。我不想就现实主义的概念和内涵再作一番解释,但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读。不要以为大家都能读懂的东西,就是现实主义的,这也太损现实主义了。问题是现代小说在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研究读懂了多少,读到了那一个层次,作为一部曲典范性的现代心理小说,贾平凹的《废都》外在形式是雅俗共赏的,但如果脱离了心理小说“拟人化”的原则,只用些事客观的方法看待它,就会造成阅读的更深层次的突进。现代心理小说所构成的艺术技巧要素就在于整体的心里对应和象征——人物是作家心灵冲突的代替物,他可能是部分“自我”的隐身,也可能是全部“自我”的代替。当然不能断言《废都》就是像海明威那样的自传体现代心理小说,但我们可以将此作为平实流畅的叙述外衣褪去,从心理视角来进行观察,它却是一部有着强烈现代“表现”成分的具有“意识流”意味的小说,也许这样的结论过于夸张,但是从作家在描写庄之蝶常常在现实与幻觉中来回跳跃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贾平凹在一种无可名状的焦灼中力图挣破现实描写之网的努力。也许有人以为《废都》的理念成分太强,可能就是指作者用“奶牛”的视角来观察西京世界的那些议论描写。不可否认,“奶牛”反复出现时的“话语”,乃至于和主人公的“对话”,都是形成了作家—主人公—阅读者有序的评判循环,当然也不妨将它看作是作家的“内心独白”,或许这种方式显得太笨拙、雕琢,但就多视点转换来说,它却是更有效地揭示了文化的荒诞性内涵:将一片文化废墟上的种种畸变的人生形态放大、夸张、变形,从而上升到理性的层次。如果仅仅是以现实主义的批评标准去衡量它,显然是风马不牛及的事。在现代小说中,即便有大段的理性议论插入也并非全破坏阅读审美情趣的。恰恰相反,接受者不管同意与否,议论反而会更刺激阅读者的再创造思维情绪。现代小说重要的因素在于阅读者的参与和创造。《废都》虽不能说是旷世奇书,但它明显是一部可入史册的杰作。尤其是小说的结尾写得很精彩。庄之蝶到肉店里卖猪苦胆吃,就连苦胆都买不到,于是就恍恍惚惚进入了幻境,值得注意的是,这幻境基本上是取消了“指示代词”和转换标记的。那种恶作剧的报复行为,究竟是真是幻,作者的叙述是故意将此模糊而达到一种心理的真实:“这一个整夜的折腾,天泛明的时候,庄之蝶仍是分不清与景雪蔭的结婚和离婚是一种幻觉还是一种真实的经历”。这种手段作为对旧小说创作方法追求真实的典型环境的一种反动,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力图达到触及现代人的更深复杂的文化心理。

荒诞,不仅是现代人生探求的一大课题;同时也是现代小说艺术技巧追求的目标之一。在描写人性异化时光具有荒诞感是不行的,它还需要一个荒诞的外在形式作为载体。《废都》所采用的荒诞当然亦和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怪诞、玄学相同,但就本质来说,这种荒诞除了加强主题的深化外,更重要的是它到更接近现实内心世界的真实。“奶牛”用哲学家的眼光来抨击古都、抨击人类:“城市是一堆水泥嘛!“人也是野兽的一种。”“······人的美的标准实在是导致了一种退化。”“可现在,人已没有了佛心,又丢弃了拿猴气、猪气、马气,人还能干什么呢?!”······这些反反复复出现的牛的“内心独白”,形成了整部作品不可缺少的旋律,使《废都》在荒诞变异的人类谶语中得以形成“复调”意味。

荒诞的世界必须用荒诞的形式来表现,作品借庄之蝶岳母——那位八十多岁半疯老太太之口,不断地预卜未来的凶吉,而且每卜必准,每梦必应。作者在描写中有时有意打破时空的临界,使之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亦真亦幻的艺术距离感,但是,有许多地方由于作者用过多的表述性“指示代词”加以诠释,使人一眼就看出老太太的“幻觉”是精神分裂的表现,这无疑不仅是弱化了表现形式的多变性和艺术美感,而且也部分消解了作品向更深文化内涵突进的可能性。本来冯老太太的卜辞、咒语在作家的艺术整合下,很可能形成强烈的魔幻色彩,然而这条路径被作者自行消弭了。当然,最具荒诞魔幻色彩的还是作品的结尾部分,在古都这块文化废墟上出现的千奇百怪的人和事,充分展现了一个异化世界的全部真实性。畸零人、奇闻事,魑魅魍魉、群魔乱舞,真可谓“鬼魅狰狞,上帝无言”。正因为作者把庄之蝶的精神世界的变异放在现实世界中来拷问,使两者之间的反差增大,才产生了幻觉与真实的错位。如果整部作品在不断的这种调适中获得新鲜的美感,《废都》将更具有其现代心理小说的魅力。

荒诞还有一个重要标帜就是使小说形成“黑色幽默”的氛围。黑色幽默“是一种绝望的幽默在文学上的反映,它试图引出人们的笑声,作为人类对生活中显而易见的无意义和荒诞的最大的反响”。是“得以超越那种似乎恰好是他要否定的东西。”《废都》中的黑色幽默不仅表现在畜类(奶牛)对人的诅咒和讨伐:诸如牛族们渴望逃离喧嚣的城市,返归乡土,返归森林,返归大自然;而且也表现在人的怪异行为上:诸如孟云房迷惑气功,最后算瞎了自己的一只眼,那呼风唤雨的造神运动,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才才能深昧其中奥妙。作为其贯穿于整个作品中的“民谣”,恰似一支支奇异的乐曲,奏出了这个世界的荒诞之歌。这种黑色幽默只属于我们的民族,那种已经凝固了的民族文化心理在这“民谣”的歌哭中得以最深刻的显示。况且,作者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是通过一个似疯而不疯的收破烂的老人之口唱出就更具韵味,或许,这老头不可能作为这一古都废墟的“清道夫”,这“破烂”收不完的(当然连同那些值钱的古董在内)。但作为这个即将废弃了的古都,他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人。尽管这“黑色幽默”中隐匿着悲哀的血和泪、苦和难,但它却是全书的点睛之笔。

奶牛的“内心独白”、疯老太婆的咒(和死鬼的对话)以及“民谣”作为小说结构的自然生成,它不但具有荒诞意味,而且在整个作品的结构上形成了隱形的“结构现实主义技巧特征”。作为每一章节(无序音乐)楔子,它们的不断插入,显示了主题的多义的斑斓色彩,和贾平凹八十年代中期的《商州》比较,《废都》采用的是隐性的、不对称的、不规则的“结构现实主义”技巧手法,两者之高下很难比较,因为《废都》是一部无序的、不分音节的长篇,它只能采用这种间接插入的技巧。

我凭直觉来得出结论:《废都》不是本世纪小说的“绝唱”,但它是一部载入史册的巨著!它是本世纪小说的最后辉煌。

它能否影响到下个世纪的小说创作呢?让历史做出最公正的评价吧!

转自《文艺争鸣》官方微信,本文刊于《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