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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王彬彬 | “只因曾读数行书”

发表时间:2017-10-12阅读次数:137

杨锐篆书《儒林外史》赞语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儒林外史》能“以公心讽世”,“烛幽 索隐,物无遁形”。(视觉中国/图)


读中国古代的野史、笔记、小说,偶尔能遇上好诗,有时是一首诗中的一两句十分精彩,有时则整首诗都很棒。这些散见于专门的诗歌集子以外的诗,也往往是为文学史家忽略的。

清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九回,写到所谓的“高士”杨执中在一张纸卷上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但其实,这是元人吕仲实所作一首七律的后半。吴敬梓把这半首元人诗送给杨执中,自然意在讽刺杨执中,但也因为出现在这样有影响的小说中,反倒使这首诗能够比较广地为人所知。

吕仲实的这首七律,最早记录在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里。《辍耕录》卷十二“文章政事”条说的是吕仲实的故事。陶宗仪说,吕仲实“文章政事,皆过人远甚,而廉洁不污”。吕仲实未科举告捷、做官发达前,家境非常贫寒。一天,早晨起来便断炊,半粒米也没有,以薄粥充早饭都不成。吕仲实便拿起布袍出门找人换米,不管怎样,先把早饭吃了再说。妻子则“有吝色”,就是舍不得那布袍。布袍换掉了,天冷了穿什么呢?吕仲实于是“戏作一诗”,曰:“典却春衫办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躇。瓶中有醋堪烧菜,囊里无钱莫买鱼。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这诗平易如话,老妪通解。最出色的,当然是颈联“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了。吕仲实说自己之所以如此穷窘,是因为不肯做“些子事”。“些子事”是啥子事呢?就是那低三下四、鼠窃狗盗、摇尾求食的事;就是那乘伪行诈、吮痈舐痔、胁肩谄笑的事;就是那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攀龙附凤的事。如果能够做“些子事”,当然不至于无隔宿粮了。那么,为什么不做呢?吕仲实的解释是只因为读过些书,只因为是一个读书人,越不过道德伦理的底线。

《儒林外史》第九回,娄府两公子听说那穷乡僻壤的地方有一位叫杨执中的人,替别人管理盐店,却百事不问,每日里只顾自己读书,店里终于亏空了七百多两银子,便认定这是一位隐居于穷乡僻壤的“高士”“读书君子”。娄府两公子便想结识这位超凡之人。但几次到杨执中居住的新市镇登门拜访,都扑空。最后一次,在归来的船上,遇上一条卖菱的船,便向船上的孩子打听杨执中,孩子不但熟知杨执中,还拿出一张纸卷交给娄府两公子。两公子打开一看,是一幅素纸,上面写着一首七言绝句,也就是吕仲实《典却春衫》诗的后面四句。最后还写着:“枫林拙叟杨允草”。两公子看罢不胜叹息,说道:“这先生襟怀冲淡,其实可敬!只是我两人怎么这么难会?”两位贵公子为终于不能见到杨执中而遗憾不已。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儒林外史》能“以公心讽世”,“烛幽索隐,物无遁形”,这在第九回对娄府两公子拜访杨执中的叙述中也表现得很充分。在那首表示“襟怀冲淡”的七绝出现以前,读者已经知道杨执中实际上是一个既迂腐又恶俗之人,待到这首剽窃的诗出现,杨执中就在迂腐、恶俗之上,还显出奸伪诡诈的一面。娄府两公子不能识破真相,也显示了他们不过是绣花枕头而已。

近人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卷二有“吕仲实诗”条,记录了吕仲实的两首诗,一首是前面说过的《典却春衫》,另一首《寄内》,也是七律:“自从马上苦思卿,一个贫家两手擎。少米无柴休懊恼,大男小女好看承。恩深夫妇情何极,道合君臣义更明。早晚太平归计遂,连杯共饮话离情。”这是身居逆旅的吕仲实写给家中老妻的诗,仍然是用语浅易清新、真情自然流露。

回到那首“典却春衫”。吕仲实对老妻说“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应该有个前提,有个言外的起因,不然就有些突兀。我想,那就是老妻曾埋怨夫君不肯做“些子事”,不然也不至于一贫如此,吕仲实便解释说自己之所以不敢做“些子事”,是因为是一个读书人。并非吕仲实要努力克制自己才没有做“些子事”,而是那读过的数行书内化为强大的精神屏障,挡住了吕仲实走向无耻、堕落的道路。


本文首发于2017年10月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