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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丨追思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

发表时间:2017-12-12阅读次数:181


钱谷融先生与弟子吴俊合影

2017年9月28日是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99岁生日。先生是五四的同龄人,今年初,华东师范大学就酝酿要在9、10月间为钱先生举办百岁华诞庆生活动,过不久确定为10月28日。在生日的前6天,先生突感不适,大致在傍晚时分入院诊治。那天正巧华师大举行高校中文学科双一流建设研讨会,我下午从南京到上海与会。会后用餐时,母校同门即获知先生刚才住院的消息,而且传示了医院的诊断结果,几乎所有脏器都已衰竭。好在先生的精神状态尚好,也能自如进食。一时似无危殆。因当时晚饭时分,去往医院探望并不适宜。遂由同门一人即刻往视先生病情,我们择时另往。过后几日,我每天都与各位同门交换先生病情消息,虽说未见好转,但也没有急迫的迹象。年初先生也入院一次,但两周即出院回家了。期间还录制了知名度甚高的朗诵者电视节目。先生的性格柔韧,精神开朗,这是他的独特生命力的体现。所有的人都充满了期待。特别是到了生日这一天,陆续有学生、亲友等到医院探视,并祝寿诞,先生精神显得挺好,示意招呼来访者,与大家合影,还在病床上看着学生为他点上生日蜡烛,端上了生日蛋糕。连医护人员都一起加入了庆生。当时留下的照片通过微信发上同门群后,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当晚,我和上海的同门约定次日下午三点半一起到医院探望,并买好了车票。微信交流断断续续直到晚上9点多。但几乎就在微信间断后,同门的来电立即就响了,传来了先生刚刚去世的消息。时在晚9点16分。后来在追悼会上我们才知道,先生过完生日,送走客人后,对守候的家人说要把窗帘拉上,他想睡一会。就此先生平静地进入了他的世界。我的导师是在自己的生日最终完成了他的圆满人生。这不是我们凡人能够都修得到的境界和福报。我在接到电话通报之时,似乎真的体验到了何谓悲欣交集的滋味。

钱谷融先生

我是在1986年第二学期提前硕士生毕业,跟先生就读博士研究生的。此前的1984年夏,我毕业于复旦大学,本来有意报考本校古典文学硕士生,后来还是因读过了《鲁迅全集》而去华东师大报考了现代文学专业。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华师大是在上海的哪个地方。复试时,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先生的随和爽朗给我留下了初次的印象。后来在另一位同学的陪同下,我到先生家里拜访承教。所谈的话题并无特别,但我对先生的清澈透亮的眼神记忆深刻,至今依然还能感受到先生眼神中透过来的光芒。考入师门之后,渐渐对先生的道德学问文章都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体会。但那几年毕竟年轻,而且未经挫折磨砺,一切都是想当然的顺利,所以对先生的诸多教诲并无深刻思考,真实的领会还是很肤浅。但不久后的一件事使我对先生的垂范身教有了一种震动感受。大概是第一次提交课程正式论文后不久,先生把我们几个学生找去谈话,并将我们所交的文章原稿批还给了我们。等我回到寝室细看先生批改的论文,顿时震动莫名,一下子感悟到了先生的良苦用心。先生不仅用红笔细改了全文,有几处完全是重写,而且对引文错漏也做了订正,连引号里外的标点都做了规范订正。这不止是在教授作文治学的严谨态度,实际就是在传授为人之道的精神了。这应该是我入师门之后所上的第一课。我对教师或先生二字的理解,就是从先生的这次批改作业开始的。何谓文学是人学?理论的意义和价值还是其次的,文学者的践行才能见出其中的真义。

至今谈起先生,人们都会提到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在我的理解中,此文当然有其历史的意义和价值,但最能体现先生文学趣味和文学价值观践行的著述,当推《雷雨》人物谈的系列文章。或许我想这样来说,《雷雨》人物谈系列是先生对于“文学是人学”理论的一种具体批评实践,相比之下,《论“文学是人学”》只是一种理论的纯粹表达,先生的思想智慧表达在其中,但他的文学心性和生命体验则融化在《雷雨》人物谈系列中。而且,按照我对先生性灵趣味的认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规整论文写法,恐怕也不是先生所喜欢的文章行文风格,深入具体人心、琢磨文学幽隐,才是先生心有所动、兴趣盎然之处。文学是人学中的人,理论上多是抽象的人,是具有普遍人性的人,但在具体的文学对象及实践中,那应该是活生生的个人。先生关注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写出了这种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文学,就是先生眼中的好文学、好作品。他的理论和批评的贡献,我以为是在以此文学观为核心而展开的文学实践中,而首先就在他自己的人生之中。

先生留下了不朽的名文名作,但他一生的著述并不多。而且,照我说来,先生也不是勤于著述的人。我想象不出一个埋首在书房里刻苦治学撰述的先生形象,如先生多次自况的,他是一个“懒散”的人。因为留下了不朽的文字,就解释了可以“懒散”的原因吗?我接触先生时,他已经60多岁了。他的文学观早已成熟成型,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生尤其是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深刻透彻的把握,一切都已了然于心。他对这个世界的关怀,或这个世界对他的眷顾,主要就借着授业传道的教师职业途径来实现了。在他眼里,学生们的人生是正待开始、充满无限可能的一种未来。他的寄托和想象很大程度上都投在了弟子身上。他有自己确认的价值实现方式和途径。至于自身的写作,即便还能有所贡献,毕竟已经有限。能够深刻明察自身有限性的人不多的吧?“认识你自己!”这是个难题。我觉得就在先生的“懒散”中,体现着他的豁达和明智的人生态度。吾道一以贯之,足矣。非不能,不为也。一事多余,便为无趣。晚年,先生常说,我因为学生而出名。或视之为先生的自谦;其实不然,先生践行的文学是人学之道正在其中。先生所为乃在大道,岂为区区。

随心随性如先生者,平生真所鲜见。有次师生闲话,先生突然说,你最近是不是在谈恋爱了?我当时正陷在热恋的甜蜜痛苦中,有点到了衣带渐宽不自觉的程度吧。不敢在先生面前说假话,只得承认了。但立即发问,先生您是怎么知道的?我是猜的。先生说,你最近有点恍惚,心思不定,几次见面失约,家里也没听说有事,没生病面上却瘦了不少,猜你是在恋爱。先生真是阅人识人深矣。学生恋爱认真热烈得瘦身竟因此被看破。当时就随着这个话题讲下去了。我不记得先生是否教了我什么恋爱经,但他描述的自己的一个经验却让我对这场师生谈话至今记忆犹新。话题就是从恋爱的苦恼生发出去的。先生说,我也有苦恼啊。杨先生有时发起脾气来,会过来揪着我的耳朵从这个房间拉到那个房间。我听了略微惊异了一下,很快便笑出声来了。杨先生是我的师母,华东师大外语系的资深教授,年长先生四岁,师母任副教授时,先生还是小讲师。据先生说,师母出生于上海奉贤的富裕之家,家中居长,有大小姐的魄力和气度。先生出生常州武进的乡村教师家庭,那和杨先生两人在家里的日常情形就有点可以想象了。我在先生家里,多次听到隔壁杨先生直呼先生的名字,而先生说起师母则总是杨先生三字。但我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先生“惧内”的想法,相反,家里的热闹氛围好像多是以先生为中心的,来访的客人也以先生的关系为多,但每次见面,杨先生总使我感受到一种祖母般的温暖。好几次她会从隔壁房间拿过来巧克力之类请我们吃,这时先生也会顺手取过一块。我因是上海本地人,口音与杨先生相近,说起话来尤感亲切。所以,假如杨先生过来揪先生的耳朵,一定是有理由的。师母是大姐。待我失声笑出口后,我发现先生其实也并无苦恼之色。我敬爱的先生和师母无意中留给了我人间最活泼贴心的一幅人伦之乐。而先生日常的率真也大凡如此。他真就是一个活得洒脱的哲人。

钱谷融先生与夫人合影

我的哲人一词出自明哲保身一语,意指处身明智之人。先生曾特意说过,明哲保身并非贬词,这话的重点是在明哲,保身只是结果。我想这也是先生从自身经历中拈出的一种自处经验吧。先生幼年遭逢战争,从家乡无锡常州一带逃亡到了西南重庆,后也在重庆考入中央大学。一生百年,经历了军阀战争、抗日战争直至文革、改革开放和新世纪的所有历史,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何以自处的问题一直都在先生前后几代人面前不可回避。必须用自己的一生清醒地面对并回答这个问题。如何在乱世保持操守,又在顺境不失自尊,先生垂范了一种人格的楷模。如今,先生去矣。我们又当如何?

说起来,我是受教于先生最多的学生之一。1984年至1990年,我在先生门下硕博连读,既是先生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可能也是唯一的硕士、博士都在先生门下的研究生。先生于我既为业师,更为人生的精神导师。时过境迁,30年后静夜自省,仍常感愧疚。不说俗世中的修行悟道成就自身,恐怕洁身自好也已为难事。想当初先生年轻时以文章入世,满怀真诚服务社会,后以道德学识化育后进,培养人才不遗余力。正所谓待人以诚,淡然自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谦谦真君子。身后种种追思和感慨,都不由人不黯然神伤。再问何以自处?愧对先生。

2017年10月19日夜写

本文首发于《文艺争鸣》2017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