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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 丨 鲁迅 —— 魏晋绝唱的现代回响

发表时间:2018-1-29阅读次数:109

师心使气 希踪古贤


在1931年冬,为了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等而几乎每天问学求教于鲁迅达半年之久的日本青年增田涉,终于要启程回囯了。临行之际,12月2日,鲁迅不无今昔之感地命笔作诗《送增田涉君归国》相道别。诗曰:

扶桑正是秋光好,楓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近三十年前,也就是在鲁迅的华年时代,作为一名留日学生,鲁迅也曾东棹赴日。不过,与现在作为归客的增田涉相比,鲁迅当时的心境却又颇为不同。他是怀着一种孤客游子的感情,远行异域探寻人生的前程。三十年后,世事沧桑,鲁迅送别归客,心中自不免又是另外一番惆怅之感。所谓“心随东棹忆华年”正是鲁迅此时此刻内心感受的流露。


1902年3月24日,鲁迅从南京登轮经上海东渡。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不久,又转赴东京,下旬,进人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在1926年写的《藤野先生》中,鲁迅是这样回忆他对东京的印象和“清国留学生”的: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于是,190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结业后,便于9月离开东京,转赴较为偏僻的且中国留学生甚少的日本北方小城仙台,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据鲁迅后来自述,他开始时之所以选择医学,是因为已“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鲁迅说: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


但是,鲁迅的这一梦想不久以后却意外地破灭了。在一次极为屈辱和痛苦的刺激即著名的“幻灯事件”【1】,鲁迅尚未完成他在仙台的医学学业,便已决定弃医从文——“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于是,1906年3月,鲁迅便退学再到东京,与许寿裳等人一起,积极筹划文学活动。然而,鲁迅一生中最大的一个不幸却在这时降临了。1906年夏秋之间,鲁迅被迫回国,奉母命与山阴朱安女士完婚。在此之前数年,鲁迅便已表示了不愿同朱安缔结婚姻的意思,却终于难违母亲的愿望,便提出了要求朱安上学读书和放脚的意见,也算退而求次以从母命。他的内心则充满了一种失望、郁闷的激动情绪,还为之作七绝一首题在“断发照”之后送赠许寿裳:“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但是,作为旧式女子的朱安,却始终未能如鲁迅之愿,连这些最起码的要求也做不到。鲁迅成婚之时的心情是极度压抑的。尽管旧式婚礼的场面热闹非凡,鲁迅却像一个木偶,沉默无语,只是听从母亲和亲友的摆布,完成那些世俗的传统仪式。婚后仅三四天,他便携周作人抑郁地重到日本去了。从此以后,直到1925年、1926年鲁迅见到许广平,在这几近二十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中,鲁迅便只能背负着这一没有爱的封建婚絪的重担,饱尝着其中苦涩的滋味。显而易见,这给鲁迅的身心两方面都造成了极度严重的伤害。“五四”前夕,鲁迅曾借“一位不相识的少年”的一首叫做《爱情》的诗说:这首诗“对于我有意义”,“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并还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然而无爱情的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热风·随感录四十》)字里行间,鲁迅自身的切身体验、切肤之痛溢于言表。


藤野先生


这次回日本后,鲁迅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学活动。如他所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谓之《新生》。”但是,《新生》的梦想很快也就破灭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去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鲁迅不无悲哀地说:“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的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命运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中国地质略论》


《新生》胎死腹中,不过在此前后,鲁迅的文学和撰述活动却仍在进行,并未停顿。1907年间,他便一连撰写了如《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等一系列著名的文章,这些文章连同更早的写于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说鈤》和《中国地质略论》及稍后未完稿的《破恶声论》等,构成了鲁迅早期最重要的撰述文字。从中我们已可鲜明地看到鲁迅一生所表现出的崇奉科学和理性、张扬个件和文化启蒙意识、唤醒激发国民的民族信念和爱国热情以及强烈的思想批判倾向等等突出的主要特点。这些便是鲁迅以后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伟人的主要思想基础。而其中所体现出的令人叹服的文章功力和才能,则显然是鲁迅从小浸淫于中国文化典籍和深受当时的严复、梁启超特别是章太炎的影响的结果。与此同时,鲁迅还进行了颇为可观的文学译述活动。他曾先后翻译了雨果的随笔《哀尘》、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路易斯·托伦的科幻小说《造人术》等;稍后,在1909年3月和7月,又连续出版了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1906年5月,也就是鲁迅回国完婚前不久,他与朋友合编的《中国矿产志》一书也出版了。所有这些文学及广泛的撰述活动,都不仅证明和表现了鲁迅以后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和学者的巨大潜力与才能,而且也为他一生的伟大事业和非凡贡献打下了充分扎实的基础。


《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


但是,如果要说到留日期间的生活对于鲁迅以后一生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他以后的国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生涯的直接与深刻的影响,便不能不首先提到章太炎的作用。虽然鲁迅直接问学于太炎先生前后一共也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但这段经历对于鲁迅的意义和影响之大,却决非是能用时间或学术传承等来作简单估价的。


1936年10月17日,鲁迅尚未完成他的绝笔之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便于两天以后即10月19日溘然而逝。在此之前的当月9日,鲁迅还曾不顾重病缠身,竭力完成了那篇著名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是鲁迅晚年乃至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鲁迅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则正是在对章太炎先生的追忆和怀念之中,告别了他如此热爱并为之努力奋斗的生活。追溯鲁迅和章太炎的关系,其实并不始于1908年鲁迅之正式列于太炎先生门下听讲文字学 ;他们的神交,还远在这之前。



确如鲁迅的回忆文章所说,太炎先生“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在戊戌变法时期,作为浙江维新派的重要成员,章太炎曾参与编辑维新派的主要刊物《时务报》,与康、梁合作,积极鼓励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为逃避清廷追捕,章太炎又两度(1899年和1902年)出走日本避难。在此期间,他结交孙中山,结识革命志士,接触到西方新的社会政治学说,思想为之巨变,遂与康、梁分道扬镳。1900年,章太炎在上海的“张园国会”上当众断发,并作《解辫发》以示与改良派和满清政府彻底决绝。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节引了此文。其中说:“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之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陷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春秋毂梁传》曰,‘吴祝发’,《汉书》《严助传》曰:‘越劑发’,余故吴越间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鲁迅说,此文起先收于初版和再版的《訄书》中,后经更定,改名为《检论》时,却被删掉了。他深表惋惜。1902年,章太炎在日本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作《正仇满论》力驳康、梁保皇言论。鲁迅东渡留学之际,正是章太炎于1902年5月返国之时,因此未能在日本更亭地得瞻太炎先生的风采。但是,章太炎的《訄书》却早巳为鲁迅所注意:“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本世纪初,在日本中国革命者和留学生中,排满思潮盛极一时,章太炎则是其中最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鲁迅此时身处这种氛围,自不能不深受其影响,他之所以倾慕章太炎的盛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章氏“驳斥康有为”。章太炎及当时激烈的排满思潮对于鲁迅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除了见之于鲁迅临终之前的这两篇有关太炎先生的回忆文章外,还在鲁迅前此其他的一系列作品中鲜明地表现出来。【2】1903年2、3月间,鲁迅抵达日本还未足一年,他就毅然剪去了自己头上的那根象征满族统治的辫子,并还专门为此摄影留念。这就是鲁迅的那张著名的“断发小照”。


鲁迅“断发小照”


1903年6、7月间,震动全国的《苏报》案发生,章太炎和邹容分别被捕入狱。这一重大事件促使鲁迅最终对章太炎投以最强烈的关注。他这样回忆道:"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章太炎豪迈悲壮的狱中诗《狱中赠邹容》和《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不仅使鲁迅当时深为感动,而且在三十多年以后,他临终之前还“并没有忘记”,特意录出以示纪念。(《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章太炎当时的另一篇鼓吹“戎夏之辨、九世之仇”的种族思想的《张苍水集后序》也为鲁迅所爱诵”。(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正是在章太炎的这种强烈的种族思想的感染 下,鲁迅有一次从仙台到东京途中,还特地在水户下车前去凭吊明末遗民朱舜水的遗迹。(参见许寿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1904年10月,以浙江反清革命志士为中心组织的光复会在上海成立。尚在狱中的章太炎通过同志的联络,也参与了筹组工作。而鲁迅则作为光复会东京分部的首批会员,于1904年底加入,(参见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3】



1906年6月,章太炎获释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鲁迅恰在此前不久,从仙台医专退学,也来到了东京。时势驱策这两位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名人终于要相见聚首了。回顾当时的情景,鲁迅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等等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也曾直接得到过太炎先生的帮助(参见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而1908年10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之请,勒令《民报》停刊,为支付日本当局对《民报》的罚款,章太炎曾同许寿裳、鲁迅等商议,用《支那经济全书》的译本印费垫付。《民报》被封后,章太炎开办了“国学讲习所”。据许寿裳说:“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 。于是“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赫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楕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亡友鲁迅印象记》)当时同班听讲的有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和鲁迅、周作人兄弟等共八人。鲁迅强调说:前去听太炎先生讲学,“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一 再称章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并还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同上)凡此种种,自是不二之确评。但是,论及学术,鲁迅对于自己所受到的章太炎的影响,如此不措一词,尽管有其特殊的用意,却也可能使后人因此而入迷津,不得当时章、周二人师生相授的全部要领。且不说鲁迅毕生保存了当年在《民报 》社听讲小学的记录手稿【4】,而且在他以后一生的学术研究中,章太炎的文章和思想的引导与影响,也随处可见。


从文章风格和学术侧重上来看,鲁迅之倾心于魏晋,大概最能明显地见出章太炎的影响。当然,从根本上言之,之所以会如此,主要还是由章、周二人各自的性情所好,个性特点以及思想倾向之所致。但是,他们之间的师生相授、相承的作用,却也决不能等闲视之。就鲁迅这一方而言,更是如此。


章太炎在其《自述学术次第》中说:“余少时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韩愈)造词之则,为文奧衍不驯”,后又“宗法(汪)容甫、(李)申耆”的选学派。但在实际写作中,他深感前者的“务为蔓衍”和后者的过于“局促”、“适或两极”,而“能作常久,至议理论证则踬矣”,却又是它们的共同弊端。于是,他转而找到了并倾心于“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供之内” 的魏晋文章。他说自己在“三十四岁(1901年)以 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囯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在《国故论衡•论式》中,章太炎更是称誉魏晋文章“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他还将自己先前所学与之比较,提出:“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预之以学”。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推崇并服膺魏晋文章的,原也非章太炎一人;—些文化思想界的先驱如谭嗣同、梁启超等也是此道中人。而他们几乎又都是为反对“桐城派”的文章体式而转慕魏晋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魏晋文章风格的盛行既是一种时势,同时也是时势使然。谭嗣同曾说, 自己“少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之以为是矣”,但后来,“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译,益笃嗜之”。(《谭嗣同全集》卷二《三十自纪》)梁启超也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 颇尚矜炼”。(《清代学术概论》)在受到章太炎的影响之前,鲁迅曾一度崇奉桐城文章,将“林(纾)译小说”和“严 (复)译名著”的文笔视为佳范,并说过不少推崇之语【5】。这种影响直到鲁迅后期也能依稀看到【6】。但是,自从章太炎使鲁迅发现了 “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的魏晋文章后,他的文章爱好便为之顿变。特别是章太炎对于林纾、严复文章的激烈抨击,称“下流所仰,乃严复、 林纾之徒”【7】等语,更使鲁迅最终扬弃了对于林纾、严复之辈桐古语文的敬意,而悉心于魏晋间文。在回忆自己早年受到章太炎提倡的魏晋语文风的影响时,鲁迅一再声明自己确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坟》题记),“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集外集〉序言》)。刘半农曾以“托尼思想,魏晋文章”一联书赠鲁迅,不仅 “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付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8】晚清至现代早期的文章大家,在文章体式上,严复、林琴南是桐城派的最后传人,章太炎是魏晋文章的近代大师,而鲁迅包括胡适、周作人等则是现代白话文的开山和第一代典范。但是,鲁迅的文风也始终有着魏晋文章风格的遗绪。这其实已涉及到了一个有关鲁迅的个性和学术倾向的问题,即在章太炎的引导下,鲁迅从魏晋文章中究竟还获得了什么?


刘半农


我在《鲁迅评传》【9】一书的导论中,已约略地提到,在鲁迅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可以说是相当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他倾向于收集、整理和研究魏晋士人的著述。现在,我想应该更加强调这一点,即鲁迅之所以会倾心于魏晋,还在于他自己的某些个性特征、精神状态和心灵衷曲,在魏晋士人及其文章和著述氛围中获得了极大的印证。换言之,在个性心态上,鲁迅希踪古贤,情归魏晋,并非出于偶然,也不完全是章太炎的影响所致。


在章氏门人中,宗法魏晋的非独鲁迅一人而已。 “五四”时期以抨击“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而著名的钱玄同,也是当时步魏晋后尘的一个先驱和学者。或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吧。自然,章、鲁、钱等之共趋尚魏晋,更多的是性之所致,适逢其会,而精神内涵和动因则究竟又各有不同。不过,无独有偶的是,曾为鲁迅之好友而后又互相反目的钱玄同,不仅文宗魏晋,而且在性情上也更象鲁迅一样,还尤其钟情于嵇康、阮籍。知弟子者莫如师。”五四“以后,鲁迅与章太炎几乎已没有什么过从了,但1932年,章太炎因治病而去北京时,曾特地询问说:“豫才现在如何?”当有人答:鲁迅目下正被一般人视为左倾分子时,章太炎点头道:“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孙伏园《惜别》)从某种程度上说,章太炎此言也算并不过于失实。对于钱玄同,太炎先生也知之甚深。他晚年逝世前数月,曾有一函致钱玄同,其中有云:“足下始慕嵇阮,盖亦激于时事,龙性难驯,诚未易骤拟;曾为我写三体后经考,于嵇生可谓相似者。自今以后,蓟门一道,恐在尧封之外,在位者,唯有作夷甫排墙而死;在野亦难容嵇阮矣。”【10】章太炎此说不能不说是为确论。尽管他在信中是对钱玄同而发,但其中数语却也正中鲁迅衷 曲。特别是他称倾慕嵇阮实因“激于时事”,且“龙性难驯”、“难容嵇阮”等,更与鲁迅的遭际相合。勿宁说,鲁迅之追踪魏晋,始于章太炎的引导和影响,而归于“非汤武而薄周孔”、“师心以遣论,使气以命诗”的嵇康和阮籍。其中,既有时势,环境的激发,更有古今心灵相通、相合的激动,非单纯或肤浅的崇古之情也。嵇康诗云:“钟期不存,我志谁赏?”(《四言诗十一首>其三 )【11】“心之忧矣,孰识玄机。”(同上,其五)又有《琴赋》云: “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 ”并《述志诗》:“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愿与知己过,舒愤启幽微;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晨登箕山巅,日夕不知饥。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述志诗二首》其二)正是在嵇康的诗文中,鲁迅才顿有知音、知己和大获吾心之感动,使他长达十数载并历十数载而浸淫于这位命运艰厄,心灵卓绝的古代贤操的精神世界中。这真是雅琴独奏,古今同调,冥思给人,寄心知己之谓了。所以,我觉得,鲁迅之师事于太炎先生,并因此而追踪嵇康,仿佛是由于一种生命的神秘机缘。由这种生命的机缘而激发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氛围,以后便逐渐弥漫、充塞于鲁迅的心灵空间,直到鲁迅生命的消失。



1936年章太炎追悼会合影,右二钱玄同,右三为周作人


1927年7月下旬,鲁迅在广州作了一次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这次讲演既如鲁迅自己所说,“实有慨而言”【12】,有激于时事的成份,同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具有其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讲演不仅主要讨论了魏晋时期的文化、文 学、社会和士人情状及其特点,而且也涉及到了文学史研究的方法等问题。论述阐发既新颖、深刻,内容涵盖面也极广泛。自此以后的文学史研究,凡鲁迅在这篇讲演中已涉及到的,特别是晚汉魏晋文学的研究,其基本范围一般都没有越出此篇所及,而观点则也大多承其余绪,至多不过拾遗补缺、抉幽发微而已。这一点已为当今识者所共认。于此也足见鲁迅这篇讲演的学术地位和影响的重要性。


作为一篇有关魏晋时代的文学的专题讲演,鲁迅首先说明了他对断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和方法,即主张至少要从环境、经历和著作三者入手,才能获得一个作家和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基本面貌与特点。然后,鲁迅主要阐明了汉末魏初的文学,其特色归纳起来“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并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接着,鲁迅便按序详细论述了“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和陶渊明等魏晋作家与士人的作品及思想特色。其中,又特别注重于孔融、何宴、嵇康和阮籍等人及其文章、议论和行为方式,并尤徘徊、流连于嵇、阮二人之间。非常有意味的是,鲁迅所着重提及和讨论的这几个人,除阮籍可说是侥幸得免外,其余诸人,还包括约略提到的祢衡和夏侯云二人, 最终都为当政者借故所杀。按鲁迅的观点看来,这些人都是反对旧礼教的,并且所议论的又与当政者不同或相反,加之他们的行为处世卓然出俗,个性孤傲狂放,那么,生逢乱世,便不能不为统治者所忌,以此终不免于难。这恐怕也正是处于乱世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极普遍的命运悲剧吧。恰如古人所说,魏晋时代,“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而前引章太炎给钱玄同的那封信中所说的“彼在位者,唯有作夷甫排墙而死;在野亦难容嵇阮矣”,也深中其肯綮,且与鲁迅所论正相吻合。


鲁迅之论魏晋文章,所宗在于曹丕所谓“文以气为主”的“气”,或刘勰所说的“师心、使气”。例如,他说孔融、祢衡的文章不错,就因为他们都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但是,和一般的论文的不同在于,鲁迅不仅以“师心、使气”等来说明魏晋文章和文学的特色,就作品而论作品,他还更深入或主要探讨了作品之外或之上的作家的个性与思想待点:所谓“师心、使气”的作品的内涵,无不渊源于作家的独特个性、心灵世界和精神境界。而这正是鲁迅所特别看重并试图着重阐发的。关于这一点,鲁迅不仅在说明孔融、祢衡等的文章时已有所论述,而且更主要地是在阐发嵇康、阮籍的作品及其思想特点时,实践了这一意图和宗旨。以下择要述之。


鲁迅说,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并且,“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当时“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至如阮籍,甚而认为一切“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因为其时司马氏已有某位之心,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他的“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如《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等,就是如此。“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的最后被杀,是因朋友被诬不孝累及所致。“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而所谓孝,则不过是曲从巧取豪夺帝位即美其名曰“禅让”的政治需要的,“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果也不同。”“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据,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于是,嵇康、阮籍这些“老实人”因不满于当政者以崇奉礼教为名而实“用以自利”,实在是“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至于一般人之学嵇阮之流,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名位大”,“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结果,时至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 ‘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以下鲁迅又论陶渊明,说尽管陶渊明终究“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并还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13】


鲁迅虽然也很注重并高度评价了嵇康阮籍之辈 "越名矜而任自然”、“越名任心,是非无措”(嵇康《释私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但是,他实质上更深刻地体悟并同情的主要却还是隐含在这种思想和行为方式之中的精神苦闷与人性的困境。反抗礼教,与世俗背道而驰等等,不是嵇阮们的一种表面现象,最深层和内在的, 还是他们在乱世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找不到出路的绝望与虚无。而这也正是他们的生活和生命悲剧的一个最深刻最主要的根源。他们的肉体生命消失,是与他们精神上的毫无出路感相辅相成、有着必然联系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精神上已无法获得拯救,更不用说再有能力来控制和主宰自己的肉体生命了;或者,肉体生命的存在与否,对他们而言,已无可措手,也无法置重了。那么,除了这种生命的悲剧内涵以外,嵇康阮籍们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力量,在积极的方面又表现在哪里呢?很显然,他们之所以引起鲁迅的激动,并不只在于他们的命运悲剧,也是由于他们独持的生命意识。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尽管嵇康阮籍们深感精神的毫无出路,但是, 他们的种种思想和行为表现,却最充分证明了,他们不管在自己的生命的任何一种艰难悲苦的境地,哪怕是生命的消失之际,对于精神价值的推崇都处于他们的意识的最显著的地位,并且也要比自身的肉体和生命价值更为看重。这正体现了作为一个具有精神生命的人的一种最高境界。在魏晋士人当中,鲁迅最推崇的嵇康,恰恰也最鲜明地达到并表现出了这种人生的最高境界。嵇康临终前的抚琴悲叹,即使在千余年以后的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说是千古绝唱,人生至境。鲁迅在校勘《嵇康集》时,不可能不为之感动异常: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色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世说新语>雅量》)


他惋惜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简直是超过了自己生命的《广陵散》的失传。广陵一曲,无疑是嵇康生命精神和灵魂的寄托。无怪乎后人叹道:“鹤在清霄罗未远,琴弹白日影初移。三千太学伤东市,一笛山阳怅子期。”(谢启昆《树经堂咏史诗·嵇康》,转引自夏明钊《嵇康集译注》前言)校勘遗集,环顾现实, 怎能令鲁迅抑制其心中思古之幽情。嵇康的慷慨抒怀, 正道出了鲁迅心中的所感、所想:“长啸清原,惟以告哀。”(《四言诗十一首》 共七)“哀哉人间世,何足久托身?“(《五言诗三首》其三) 鲁迅自己也反复这样说过: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 身亳无边陆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 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瑞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懣,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 :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 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杯,甘心使他们和我们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己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吶喊•自序》)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于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不大好 。(《鲁迅景宋通信集》二)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同上,四)


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 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一不过如此,俱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写在(坟》后面》)


《嵇康集》


痛苦、失望乃至于绝望、虚无,而同时又有不竭希望、奋斗、抗争和傲临尘世,这就是鲁迅的个性心态和精神状态,同时也是他在嵇康的遗文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生命意识、生活色彩和生存意识。1913年10月的第一天,《鲁迅日记》载,借《嵇康集》一册,是明吴匏庵丛书堂写本。 这是鲁迅为校《嵇康集》而作的准备或许仅仅是出于偶然,但却也极富某种神秘意味。就在这同一天的日记中,鲁迅还写道:“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鲁迅校勘《嵇康集》之初的身心状态,似乎正神合了千年之前这位古代贤十一牛的忧患。半个月以后,10月15曰的日记中,鲁迅记着:“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从此,鲁迅开始正式辑校《嵇康集》。在1913年10月至1924年6月这段时间内,鲁迅以明代吴匏庵丛书堂本《嵇康集》作底本,间用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等各家刻本,以及其他一些类书、占注等,经十数校而终于基本定稿。其间,还写成了《嵇康集》的序、跋、逸文考、著录考等1931年11月,鲁迅又以宋本《六臣注文选》校《嵇康集》一遍。最后,1935年9月,鲁迅收到台静农所寄校本《嵇中散集》一册,并于9月20日复信台静农说:“此书佳处,在旧钞;旧校却劣,往往据刻本抹杀旧钞,而不知刻本实误。戴君今校,亦常为旧校所蔽,弃原钞佳字不录”云云【14】。至此,鲁迅所校《嵇康集》的工作才算最后告竣。曾有人对此经过详尽考证后指出:鲁迅自1913年至1935年,陆续校勘《嵇康集》长达23年,校勘十余次,抄本3种,亲笔校勘本5种,另有《嵇康集》校文2页,即以《全三国文》摘出的佳字,还写有关于《嵇康集》的各种考证文章数篇,由此可见,在鲁迅整理的众多古籍中,《嵇康集》可算校勘时同最长,次数最多,倾力最大的一种。【15】


在《嵇康集》的校勘过程中和最终定稿后,鲁迅自己曾多次品评过自己的校本。看得出,他对自己倾心尽力、殚精竭虑的校勘结果是非常满意和自信的1913年10月20日,他第一次校毕《嵇康集》后就这样说:“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嵇康集〉跋》)1932年初,鲁迅曾有“自印《嵇康集》”的打算清本略就即“又突陷兵火之内,存佚盖不可知”。【16】当时,由于“一·二八”事变,鲁迅所居“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人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慨”。【17】1935年9月,在比较了新旧各家的校本后,鲁迅仍这样说:“我的校本,固仍当校印耳。”【18】遗憾的是,终鲁迅一生,他的善校《嵇康集》竟终于未能印行。或许,这也正同它的作者和校者的某种遭际相仿佛,留给我们最多的是关于他们的无尽回味和追忆。


鲁迅整理、校勘《嵇康集》的工作,断断续续伴随了他的后半生。这一段生活,正是鲁迅的生活色彩最复杂、遭际变化最剧烈的时期。1909年8月,鲁迅因家庭生计和母亲的要求,结束了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从日本返回国内,起初,曾先后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和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教职。在这期间,鲁迅于授课之余,开始辑录唐以前的小说佚文和有关会稽的史地佚文,以后分别汇成了《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两书,辛亥革命期间,鲁迅曾有过一个非常短暂的兴奋期,但很快便回落到了情绪的低谷,倍感失望和压抑。在鲁迅这一时期的书信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鲁迅的那种“越人不安于越”的苦闷、烦躁心绪。如他曾对许寿裳这样说:“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苔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19】又说:“越中理事,难于杭州。伎俩奇觚,鬼域退舍。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至台隶,居心申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20】在以后的信中,也多有诸如“越中棘地不可居”、“希冀既亡,居此何事”【21】等语。但是,尽管鲁迅在家乡深感精神苦痛,为家庭谋生计,却又不能不暂居越中,聊度时光。这也就使他更觉生活的灰暗。他对好友深深慨叹:“以饭故,不能立时绝去,思之所及,辄起叹喟。”【22】终于,鲁迅下定决心,准备再次如年轻时候那样“走异路,逃异地”了。不过,鲁迅这次告别家乡的心理负担和生活负担却是多么的沉重,决非能像当年往南京求学时那样孤身一人,孑然而去了。还是对他的老友许寿裳,鲁迅这样说:“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倬耶。”“而家食既难……仆颇欲在它外得一地位,虽远无害。”【23】1912年2月,鲁迅暂如所愿,离开家乡,转往南京任由蔡元培主持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在南京的两三个月中,鲁迅继续他的古籍辑录和校勘工作。例如,曾从唐代沈亚之的《沈下贤文集》中辑出《湘中怨辞》、《异梦录》和《秦梦记》三篇,后编入他的《唐宋传奇集》中。5月初,鲁迅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寓居绍兴县馆内的藤花馆。8月,被教育部任命为佥事,不久,又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一年的下半年至次年的3月,鲁迅先后辑校了三国吴谢承的《后汉书》和晋谢沈的《后汉书》并作序。但这一时期内,鲁迅的压抑心态并未曾有任何转机。在教育部枯坐终日,极无聊赖”;(1912年5月10日日记)闻家乡兵乱,念及亲人安危,又是“愁绝”,(同年5月13日日记)且“苦望二弟信不得”;(5月19 日日记)某次视察国子监等处,见到一些古文物被毁弃,不由多有感叹:“中国人之于古物,大率尔尔”;(同年6月25日日记)而“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更是出言激烈:“此种豚犬,可怜可怜!”(7月12 日日记)7月19日,鲁迅得周作人信,获悉故友范爱农竟于近日落水身死,在当日日记中不禁连连叹息:“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几天以后,22日,鲁迅又作“哀范君三章”,以纪念亡友。从诗意来看,这也是鲁迅借以发挥,直陈胸臆之作。诗云:“世味秋茶苦,人间直道穷”,“故里寒云恶,炎天凜夜长。独沉清拎水,能否涤愁肠?”“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据1912年7月22日日记)鲁迅当时的心境,于此足见一斑。除此而外,在鲁迅这一时期的日记中,“醉酒”和患病的记载也多有所见。可以想见,痛苦不堪之中,鲁迅或许也只能时时与酒为伴,在醉眼蒙昽,沉沉欲睡之中暂时忘却和回避种种苦恼了。或者,如他自己所说,便是“回到古代去”,与古人为伍,在千百年的先哲古贤的灵魂中倾泻自己的一腔悲哀„但这也有其不得所快、不如所愿的烦恼。1912年底,鲁迅在检视这一年的“书账”后,略带讽世和自嘲的口吻写道:“审査五月至年暮,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壬子北行以后书账》)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和鲁迅称之为“季世人性都如野狗”(1913年2月8日日记)的“可叹”时期,鲁迅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嵇康集》校勘工作。在校勘《嵇康集》的最初一两年,鲁迅同时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开始研究佛学和佛教思想,以及搜集、整理和研究金石拓本。最终,鲁迅在金石研究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袁世凯登基破产以后,1917年7月初,鲁迅因张勋复辟帝制,曾一度愤而脱离教育部;至乱平以后,才又回部工作。“五四”前几年,《新青年》的活动已越来越具有声势。为了遨集知识界更多的同人加人新文化的启蒙宣传行列,鲁迅留日期间的朋友、也是章太炎门下弟子的钱玄同,曾多次到绍兴县馆往访鲁迅,劝其为《新青年》撰稿。日后,鲁迅是这样回忆的: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醍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級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发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呐喊·自序》)


《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并始用“鲁迅”笔名。时年鲁迅正38岁。迄1921年8月止,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等50余篇,从而奠定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基本地位。




《鲁迅评传》


1919年11月21日,鲁迅迁居八道湾。从此,直到1923年与周作人失和而迁出,鲁迅始终住在这里。12月底,鲁迅率全家由绍兴迁至北京定居。1920年8月,鲁迅译出了他从青年时就倾心甚深的尼采的名著《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次月发表于《新潮》杂志。同时,鲁迅受聘于北京大学等校执教,讲授中国小说史。在北大任教期间,又出任该校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1921年2、3月间,鲁迅曾多次校勘《嵇康集》。本年底,《阿Q正传》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至次年2月初载完。1922年2月,又校《嵇康集》。上半年,鲁迅还翻译发表了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等作家的小说数篇,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工人绥惠略夫》。1923年6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久,7月,便同周作人关系破裂;很快,又于8月20日搬出了八道湾住宅,迁居砖塔胡同。曾有不少人觉得,周氏兄弟的失和几乎没有任何预兆。确实,他们关系的破裂无疑是各自一生中的最大的一个谜,而且,从现在看来,这个谜的谜底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索解了。就在他们失和的前几天,7月3日,鲁迅在日记中还这样记着:“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傢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等。丝毫看不出什么不愉快的痕迹。但是,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却记着:“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可能也就是反映他们兄弟关系产生危机的最早记录。几天以后,鲁迅的日记中又出现了这样的话:“上午启盂自持信来,后遨欲问之,不至。”(7月19日)从此,昔日情如手足、兄弟怡怡的美好生活,便只能化作苦涩难言的回忆了。


从鲁迅这方面来看,兄弟失和对他的打击和伤害是异常惨重的。这在他以后的创作和思想上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在身体上,一方面由于不堪失和造成的精神重负,另一方面也由于寻觅新居等劳累过度,1923年9月下旬,鲁迅终于肺病复发,且缠绵辗转至次年3月方始痊愈。【24】


兄弟失和近一年后,1924年6月1日至8日,鲁迅再次校勘了《嵇康集》;隔了一两天,又作《〈嵇康集〉序》,间时,还写了有关《嵇康集》的《逸文考》和《著录考》。至此,从1913年以来多次校勘的《嵇康集》终于基本写定。


就在鲁迅撰写校正《<嵇康集> 序》文的第二天,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和周作人夫妇的一次最激烈的冲突:“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欧打……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1924年6月11日)不久,鲁迅在他的所藏古砖拓本的辑集《俟堂专文杂集》的《题记》中也提到了这次冲突,他不无悲愤地说:“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曰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 ”鲁迅最后署“宴之敖者手记”。此情此心,难以想像鲁迅在读到嵇康的这些情真意切的诗句时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鸳鸯于飞,肃肃其羽。
朝游高原,夕相兰渚。


邕邕和鸣,頋眄俦侣,

俛仰慷慨,优游容与。

(《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其一)



鸳鸯于飞,啸侣命俦。
朝游高原,夕宿中洲。


交颈振翼,容与清流。

咀嚼兰蕙,俛仰优游。

(同上,其二)



其实,嵇康这些描写自己的兄弟骨肉之情的诗句,用之以形容鲁迅、周作人早先的生活和感情关系,是再贴切也不过的了。而嵇康所叹“嗟我征迈,独行踽踽;仰彼凯风,涕泣如雨”(同上,其三)和“嗟我独征,靡瞻靡恃;仰彼凯风,载坐载起”(同上,其四)等感伤兄弟别离的诗句,与鲁迅早年的《戛剑生杂记》、《别诸弟三首 》、《题照赠仲弟》等作,正有异曲同工、古今同调之妙。鲁迅《戛剑生杂记》云:“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抑。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暄。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又有诗曰:“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其—)“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其一〉并还说:“嗟呼!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同上,《跋》)然而,如果说早先周氏兄弟虽然身居异地,心灵却是彼此相亲、相通的话,那么,现在,“郢人逝矣,谁可尽言?”(嵇康《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人军》其十四)他们兄弟之间的精神维系己不复存在。静夜思之,鲁迅不能不有孤寂萧瑟之心:

闲夜肃清,朗月照轩。


微风动袿,组帐高褰。
旨酒盈樽,莫与交欢;


琴瑟在御,谁与鼓弹?

仰慕同趣,其馨若兰;

佳人不存,能不永叹!

(同上,其十五)


我想,嵇康悲叹失去母兄之欢的《思亲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鲁迅兄弟失和以后的内心写照。此诗开始便这样一唱三叹道:“奈何愁兮愁无聊?恒侧侧兮心若抽。愁夸何兮悲思多,情郁结兮不可化。”结末又道:“诉苍天兮天不闻,泪如雨兮叹成云!欲弃优兮寻复来,痛殷殷兮不可裁!”


当然,尽管鲁迅在遭际特别是情感上与嵇康有着一些相似或相同之处,但是,鲁迅对嵇康倾慕最深,最为心驰神往的,还是他傲临世俗的倔强个性和与天地为一的精神境界。正是在心灵世界的深处.嵇康的诗文才真正拨响了鲁迅的心弦,并产生了循环往复的回声“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的这些自白,不正道出了鲁迅的心声和性格特征么?而“乘风高游,远登灵丘。结好松乔,携手俱游。朝发太华,夕宿神州,弹琴咏诗,聊以忘优”(《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人军》其十六)。这种“贵得肆志,纵心无悔”(同上,其十八)的心灵要求和精神境界,不也正是鲁迅所时时向往并表现出来的么? “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与山巨源绝交书》),鲁迅和嵇康的生活与人生目标,没有比这一句话而更确切地道出了其中所蕴含的一种生命自由的永恒精神,也没有比这一句话而更确切地道出了他们之所以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生命关联的最深刻原因。鲁迅和嵇康的精神维系,实质上已经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生命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相沟通,并相对流。由此才能生发出如此无穷无尽、源源不绝的生命的冲动和精神力量。肉体的维系可以消逝,但精神的联结则牢不可破。这是一种最本质的生命现象,它能够穿过和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任何阻隔,在最漫长、最广漠的任何两极,都能互相感应、呼吸。这也就是所谓精神生命的永恒涵义。正是在这种精神生命的不断冲动和激发下,鲁迅于1931年11月,又一次校勘《嵇康集》前此,他曾在1926年11月,作《(嵇康集〉考》,并于1927年7月,在广州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纵论包括嵇康在内的魏晋时代的士人生活、作品与思想;此后,则于1936年9月间,再次校读、比较和评述了《嵇康集》的不同本子。校勘《嵇康集》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终鲁迅一生,他也没有真正完成。只要嵇康在鲁迅心灵中引起的激动和精神感染持续一天,不消失一天,那么,我敢断言,即使鲁迅生前将其付梓出版,他也会再次甚至多次校勘这位古代贤哲的遗文的。这与其说是出于一种学术的动机,不如说更多的是他自己一种精神的要求和心灵的满足。知嵇康者,非鲁迅莫属;而知鲁迅者,其选谁属?其人安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不能不发古人之叹。


嵇康原籍会稽(绍兴),祖姓奚,先代因避怨才适居安徽并改姓的。迫踪溯源,鲁迅之于嵇康的关系中,恐怕多少还有一点乡谊之情吧。鲁迅曾说过,在历史上,“会稽往往出奇士”。【25】这样看来,嵇康也是会稽的一大奇士。而鲁迅希踪古贤的心态本就非常明显,更不要说是同乡先哲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否有可能这样设想:鲁迅奋斗搏击的一生,实际上也就是他自觉承继同乡先烈遗风的一个结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鲁迅所整理的相当一部分古籍,其作者无一不是“越人”。除在鲁迅生前便早己编辑成集并制版印行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外,至少另有十种以上属“越人之作”。以下次第简述.以终本篇。

《会嵇郡故书杂集》辑会稽先贤著作八种,其中记载了先贤九十余人的事迹小传,另有会稽风景名胜的传说等。


谢承《后汉书》一种。


谢沈《后汉书》一种。


虞预《晋书》一种.


《志林》、《广林》、《范子计然》、《任子》和《魏子》等五种,鲁迅手稿合为一册。


《会稽先贤著述辑存》收辑佚古籍六种。【26】


上述典籍,从作者年代讲,又大多属魏晋时人所作。

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序中曾慨叹道:“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故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又说:“用遣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还曾说:“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俟堂专文杂集》题记)虽然鲁迅拟编的绍兴地区古砖拓本集《越中专录》,终因其自称“资力薄劣,俱不易致”等而未成专集,但其中内容却尽收人了《俟堂专文杂集》之中。特别有意思的是,鲁迅在谈到并非越人的宋代张淏的著作时,曾这样说:张淏“尝侨居会稽,撰《会稽续志》八卷,越中故实,往往赖以考见。今此卷虽残阙,而崖略故在,传之世间,当亦越人之责邪?”(《云谷杂记》序)这真可称得上是爱屋及乌了。鲁迅的乡邦之情实在是非他人可比的,令我们后人也不由得顿生思乡念故之幽情。


本文原刊于《海南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本推送为作者修订补充版,收录于专著《暗夜里的过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转载自《文艺批评》官方微信,2018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