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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 | 从“想象”到“现实”:美国梦中的教育梦 :论黄宗之、朱雪梅的“教育小说”

发表时间:2018-2-28阅读次数:481

黄宗之、朱雪梅伉俪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出国的新移民科学家,目前在美国从事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工作,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无疑是事业的成功者,因为他们赴美后仅用三年时间,就凭借着自己出色的专业表现,不但在人生和事业方面迅速实现了中、美之间的“转轨”,而且还成功地在美国立足、扎根、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美国新移民华人中的科技精英。


作为一对具有理工教育背景的科学家夫妇,黄宗之和朱雪梅并没有因为从事科技工作就忽略乃至放弃人文思考,事实上,从他们的小说中不难看出,对新移民华人海外(美国)生活的关注和描绘、对中美文化差异的探究和分析、对人生价值、生存意义的追问和思考,构成了他们小说世界的主要内容和不同层面。应当说,无论是他们的文学表现,还是他们的思想表达,都实现了他们的创作预期,他们的创作实践,已在美国华文文学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黄宗之和朱雪梅都是湖南人,都是医学专业出身,都曾在美国的南加州大学工作过,目前都在基立福(Grifols)生物制药公司任职。他们的“形影不离”不仅表现在人生经历上,也体现在创作过程中。从2001年他们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阳光西海岸》(百花文艺出版社)起,至今已合作创作了五部长篇小说及二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合作的长篇小说除了《阳光西海岸》之外,还有《未遂的疯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破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平静生活》(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和《藤校逐梦》(2017年《小说月报》原创版发表,将于201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仅就他们创作的这五部长篇小说而言,置诸美国当代华文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中,已是颇为亮眼的创作实绩。



在《<破茧>后记:我们在海外的华文文学创作之路》一文中,他们这样描述他们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那时中国很穷,我们这些空着手到海外来的学子,唯一的梦想就是有一辆自己的车子、一幢自己的房子、一张绿卡和一份薪金还不错的工作。为了这个梦想,我们会为老板的一个不满的脸色而拼命地加班加点,周末和晚上也耗在实验室里超负荷地干活,更会为老板因实验结果不满意对我们吼叫而失眠难受,第二天继续埋头拼命工作。苦了几年后,我们的美国梦慢慢实现了,物质上该有的都有了,突然感到我们自己真正要寻找的东西并没有找到。过去这些在国内已有功名,甚至成了学科脊梁的研究人员,在这块土地上,却没有当主人翁的尊严和地位,连学术上的成就也都是老板的,在老板眼里我们其实只是一台实验仪器,甚至还没有他的仪器重要。


那时候,我们的感觉都特别不好,觉得在这块土地上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我们在寻找除了物质之外的精神生活,生活在迷茫、反思、寻觅和不知所措之中。最初在美国那几年的艰难人生体验让我们深深感到:我们这些在大学里做研究的技术人员与一百五十年前在美国西部修筑铁路的华工没有本质差别,他们修筑的是一条美国西部的经济大动脉,而我们这些成千上万从中国来的研究人员无非是在为美国修筑一条高科技的高速公路。而如此巨大的一群科技人员流到海外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特定历史现象,应该有人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这是一段沉重和沉痛的历史,也是一段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历史转折,有一天人们会去探讨它的意义,历史也会铭记这段时间。


于是,把在美国的经历和感受写成小说的欲望在我们心里蠢动了起来。可是过去连一篇小散文都没有发表过的人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有点天方夜谭。朋友们觉得不可思议,我们自己也觉得好像是在做梦一般。巧的是那时正巧读到华文报纸上的一篇采访文章,一位在好莱坞写剧本和小说的华人作家讲述自己开始写作的经历,导演对她说,把你想讲的故事说给别人听,如果故事能够吸引住别人,把讲的东西写出来就好了。就是这样,这位作者开始并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个故事对我们的启发很大,我们也就学着把自己想写的小说先写一点点出来,每天在吃晚饭的时候由一个人读给另外两个人听。第一二天读了头几页,大家没有动静。过了几天,听故事的人的眼泪流了出来。我们写的故事能感动人!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动力和勇气,于是我们开始走上创作长篇小说的第一步。我们夫妻俩一起讨论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一起来写我们的小说。


经过认真的考虑,我们确定自己的目标为:以自己的亲身生活体验和周围的海外学子的经历为故事基本构架,把出国后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为主题,以中华情结对美国梦的强烈干预为冲突,以个人命运、家庭沉浮与这个特定历史时代以及国家命运为纽带来展述故事。考虑到读这部小说的主要是三十岁以上的人,我们就尽其所能把现实生活发生的事情和虚构紧密结合,把作品写得真切动情。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二OO一年九月我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阳光西海岸》问世了……


引用这么长的引文,是因为在黄宗之和朱雪梅的这篇创作自述中,有几点值得注意:(1)华人新移民在美国的真实处境;(2)华人新移民的心路历程;(3)创作道路的艰辛;(4)如何寻找自己的创作方向。作为第一代华人新移民,大概在美国的最初生活都是不容易的,其中的酸辛,或许只有亲尝者方知滋味。黄宗之和朱雪梅在自述中把新一代美国华人新移民知识分子比作一百五十年前在美国西部修筑铁路的华工,这样的感受既深切也令人震撼,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回避不隐瞒这一“残酷现实”,“正视”它并且把它大声地说(坦然地写)出来,我觉得当他们在写出自己的这一真实感受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走出了“残酷现实”的阴影,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拥有了真正的自信——正是这种自信,使他们不但敢于“正视”当年的“残酷现实”,而且还要用文字(文学的形式)将它记录下来。或许在美国华人新移民中,有类似经历、感受的人不在少数,有创作冲动的人也所在多有,可是真正动手将之付诸写作实践的行动家,却是一个小概率。我们高兴地看到,黄宗之和朱雪梅,就是这个“小概率”中的成功者。


有了创作打算并准备将之予以实现的时候,黄宗之和朱雪梅发现他们缺乏创作的经验,没有文学基础:“在国内连一篇小文章都没有发表过;不懂写作技巧”,不过这难不倒这对以生物工程为专业的“新”作家,他们运用“科学”的精神和“实验”的方法,先找来一部作品“《白雪红尘》,仔细阅读、分析,找它的优势与不足”,并“查看对这部小说的书评,了解不同评论家的看法”,通过这样的“样本”分析,他们基本上摸索出了自己的创作发展方向,那就是:“不走别人的路,找准自己作品的定位”。


凭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这是一段沉重和沉痛的历史,也是一段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历史转折”,“应该有人把它记录下来”)和对文学的热爱,黄宗之和朱雪梅开始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之旅,对于创作,他们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以自己的亲身生活体验和周围海外学子的经历作为故事的基本素材和构架,以个人命运、家庭沉浮与这个特定历史时代为纽带来展述故事,表现出国后对人生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在第一部长篇小说《阳光西海岸》中,通过刘志翔和宁静(有黄宗之和朱雪梅的影子)这对夫妇的“美国奋斗史”,展示了华人新移民在美国的真实人生——这种人生难免会遭遇邪恶,但也会收获善良;时有挫折,也不乏欢欣;不时要面对屈辱,却在屈辱中感受到尊严的可贵和为之抗争的勇气。这部小说2001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即引起强烈反响,“前后重印三次,国内外有两百多家媒体报道和刊登评论文章”,著名评论家雷达认为“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职业作家姿态和文学技巧藻饰的极其朴素的文本里,有一些新鲜的东西被发现出来,有一种更加逼近生存的强烈的真实感和与之相伴的意义被展示开来”。“这部书有奇特的激励效应,它能唤起读着的对比意识和自省意识,从而激发热情和勇气,以积极的态度投入人生和创造”;顾凡则认为这部小说“以真实不拔高的创作态度,超越了一般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对家园故国的眷念之情和海外打工上学的伤心历程,直接追问留学异国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评论家李炳银强调这部作品:“不只是表现域外生活的作品,只在信息和视野方面给读者扩展,更重要的是它用作品人物的欣慰、欢乐、痛苦等复杂人生历程,在深层的感受和精神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阳光西海岸》的成功,给黄宗之和朱雪梅以巨大的鼓舞,使他们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更具信心。2003年,他们开始着手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希望能有所突破,希望有一些新的探索和革新,力求写出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由于美国社会科幻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深受读者(观众)喜爱,加以2003年克隆(clone) 成为社会热点,而黄宗之和朱雪梅正好又是从事生物工程基因方面的研究,因此他们将美国社会的阅读(观赏)爱好、当时的社会热点以及自己的专业优势结合起来,创作了“一本与克隆人有关的科幻小说,通过一位华裔科学家被卷入一起克隆人事件,最后被杀害的故事,使用了大量的侦探与推理,故事情节曲折,有血腥场面、伦理道德的争论、情仇爱恨的纠缠”。然而,这部带有迎合市场意味的长篇小说《未遂的疯狂》,却遭遇了滑铁卢,在2004年1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石沉大海,无声无息。


《未遂的疯狂》的命运遭际给了黄宗之和朱雪梅一个巨大的警醒,使他们认识到文学创作不能从“迎合”读者和市场的角度来确定创作主题,而是要写自己熟悉的并真正有感受的题材和主题,鉴于此,他们“重回到《阳光西海岸》的道路,写我们自己最感同身受的事情”。这回,他们在自己感受最深的子女教育问题上,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口,并从中寻找到自己创作的“独特性”——这就是:以教育为聚焦点,将美国华人把自己的教育梦融入美国梦的过程展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昭示不同文化观念、不同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达到促使华人从传统的教育观念中清醒过来,将对美国教育的“想象”化为需要面对的“现实”,从而最终真正通过教育梦,实现美国梦。


这样的创作“战略”定位,就使黄宗之和朱雪梅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带有较为自觉的“教育小说”意识,作品也带有较为浓厚的“教育小说”色彩。这里所谓的“教育小说”意识和“教育小说”色彩,是指作者在作品中以“教育选择”为枢纽,以此连接起美国华人的“教育观念”、“教育态度”和“教育形态”,并通过“教育”这面多棱镜,折射出美国社会环境、美国华人生活、中美文化差异的方方面面。


黄宗之和朱雪梅创作的这类“教育小说”到目前为止主要有《破茧》和《藤校逐梦》两个长篇。他们创作《破茧》这部“教育小说”最初的想法,是要向国内读者介绍美国的教育——在培养自己孩子的过程中,他们对美国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大概觉得,在中华大地普遍对美国教育充满憧憬和向往的时代背景下,创作这样的作品应该会有一定的市场和成功的几率,然而,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教育观念/教育期待/教育想象常常与美国的教育现实和子女的教育感受/教育追求发生颇为剧烈的冲突,因此当他们开手创作的时候,他们决定放弃以“猎奇”为主要“卖点”的原先计划,而改以表现在“教育问题”上,父母与子女两代人都面临“破茧”的痛苦成长过程。小说名为《破茧》,是借用了一则“寓言”:小幼蝶在破茧而出的时候,需要经历痛苦,奋力挣扎,才能从茧口破洞而出,展翅飞翔;如果有人帮它扩大洞口,让它轻易从茧壳中脱身出来,它反而(因翅膀供血不足而)无力飞升。因为“小幼蝶在咬破茧子,臃肿的身体经过狭小的洞口,拼命挣扎爬出来的时候,蓄积在体内的血液会被挤压,流进幼蝶细小干瘪的翅膀里。小幼蝶的翅膀被滋养自己生命的血液灌注充填,猛然伸展开来,变得丰满而美丽。小幼蝶成为了一只真正的蝴蝶,拥有了一双能够展翅飞向蓝天的翅膀”。



带着这样的认识,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深度观察,黄宗之和朱雪梅在《破茧》中塑造了两个主要家庭,来表达他们对美国教育的认识,并通过教育的窥孔,来表现美国华人新移民面临的中美文化/代际文化冲突。小说通过张巍立(父母远鸿、蓝紫)和安塔妮(父母欣宇、白梅)两个青少年的“教育故事”,为读者描画了美国的教育制度既给予青年人更为合理也更为广阔的自由成长空间(如张巍立、安塔妮),也改变着华人的文化/教育观念(如欣宇、白梅)。张巍立原本并不是很爱读书,相对于读书,他对更热衷于参与童子军、橄榄球队、学生会等活动。他的父母虽然也曾要求他努力学习,但在实行无望后,也只好无奈任其发展。张巍立独立、坚强的个性在中国的文化土壤和教育制度中,未必能够自由生长,可是在美国社会和美国的教育观念、教育制度下,他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在社会交往与社会实践中,他逐步成熟,而美国的教育体制(鼓励全面发展、强调个性突出、绝非“一考定终身”),也给青年人提供了各种随时提升教育水平的准入机制和条件,因此张巍立当初参加的社会活动,不但没有妨碍他的“教育”进步,反而成为他提升“教育”水准的垫脚石,由于有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综合素质大为提高,加以自己上进努力,张巍立终于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安塔妮家境优裕,父母均为华人精英,对她的教育要求期许甚高,而安塔妮也天资聪颖——她的优秀甚至超出了她的洋人老师丹尼的想象,以至于把她写的作文视为“抄袭”——因为丹尼认为“这篇作文绝对不可能出自一位六年级学生的手,作者的写作水平至少是大学一年级水平”,这样的评语虽然粗暴,却也反映出安塔妮的作文水平之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好学生,由于青春期叛逆心理躁动和自我意识的高涨,安塔妮逐渐对父亲的学习期许和教育安排产生不满并产生反抗,这种反抗从腹诽(她心里想着:“爸,你把我管成什么样了,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搞,每天就是想着考试、分数。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呢?”)到行动(从买缝纫机做衣服,到买数码相机捕捉人物和风景,到整天泡网,再到逃课与男友约会,最终导致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然而,安塔妮对父亲的抗争,也在她的内心引起巨大的张力和冲突,她一方面想要摆脱父亲强加给她的“教育”枷锁,一方面也对父亲满怀深情:“每一次我得到高分数才能使你高兴。可是我害怕得到高分数,因为你会对我要求更高。而只要我的分数比以前低,你就会难过。爸,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嘛?真的,我不想再要高的分数了”——在父亲的期许/管教和自己的兴趣/追求之间,安塔妮的内心遭受着痛苦的折磨。同样的内心痛苦也在折磨着她的父母,父亲欣宇为了女儿的教育,不惜一切代价,恨不得将所有能够开发孩子智力、有助于孩子教育的手段都运用在自己的女儿身上,他比照自己当年所受教育的“习惯”(传统),将自己的意志和认为正确的做法施之于女儿,然而,中、美之间文化环境和教育制度的差异,导致了欣宇和女儿安塔妮在教育问题上的认知错位,并因此引发父(母)女冲突,产生两代人形态相似内容不同的内心痛苦。


安塔妮和父亲欣宇的父女和解,源自欣宇从一本英文书《松开你的手》中受到的启迪,这本书让欣宇打开了新的思想大门,并由此转变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小说《破茧》中作为“题引”那则“寓言”,就出自这本书。这本书对欣宇造成的震撼是巨大的,他发现自己和女儿之间的最大问题——体现在教育问题上的文化/代际冲突,其症结就在于自己“松不开自己的手”,总是将自己的教育理念强加到女儿身上,而毫不顾及女儿自己的想法。而一旦他松开了自己的手,尊重了安塔妮的自我选择,则不但安塔妮在心理上和学业上都“理顺”了关系,得以自由成长,“展翅飞翔”,最终进入加大洛杉矶分校学习,而且欣宇也在观念上“破壳”而出(再加上艾贝尔校长的一番言说),开始服膺美国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而他一旦在文化/教育观念上能够走出惯性思维,克服固有模式,他也就从一种无形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与女儿一同步调,走向了和谐的自由王国。


通过“教育”维度,展现华人新移民在美国面临的文化冲突和代际分歧,是黄宗之和朱雪梅在《破茧》中着力要表现的内容。在这部小说中,华人新移民在美国的生存处境、发展/成长历程、思想震荡、心理纠结、观念冲突,可以说都聚焦在“教育”问题上,而“教育”问题,也就成了小说呈现和展示华人新移民在美国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载体和平台,美国社会的丰富性、复杂性、创新性和异质性(相对于第一代华人移民而言),都在华人新移民(第一代和第二代)与之相接触、相冲突、相融合的过程中,尽显无遗。


华人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世界上大概只有犹太人能够比肩。尊师重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已成为中华民族各个阶层普遍接受的认知观念和现实原则,这样的文化氛围和人生观念,使得教育在华人社会几乎成为人生一切追求的手段乃至目的,几千年的文化观念沉积和文化心理惯性,令重视教育已成为华人的集体无意识,对于像远鸿、蓝紫、欣宇、白梅这样的美国新移民第一代华人,他们虽然人到了美国,可是思想观念和教育理念,却还停留在中国的文化场域中,直到他们在美国要面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时,他们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在与孩子的“教育”冲突中,惊觉到自己固有的传统(中国)教育观,在美国社会已产生强烈的不适应感、严重的受挫感和剧烈的冲突感。


认识并克服这一过程自然是痛苦的,因为在涉及到延续自己文化习性的重大问题——教育问题上,他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既然在中华文化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讲,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予以实现,就具有一种文化传承(对前人)和文化延续(对后人)的意味。然而,远鸿、蓝紫、欣宇、白梅们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承受的挫败感,正说明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文化融入,还远远不够,而他们固有观念与美国文化的冲突,却以一种“教育”的形态和代际矛盾的方式——在这里文化冲突不但具体化为教育冲突,而且还转化为父(母)子(女)冲突——不期然地呈现在他们面前,一时令他们有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之感,因为,多年积累的文化经验——具体而言就是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突然之间发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不管用了,也就是说,过去熟悉并习惯的教育思维,在美国社会不灵光了。


转变自己的文化观念,调整自己的文化理念,既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要的阶段——要适应美国生活,融入美国社会,就要让自己经历一次“破茧”,以脱胎换骨、化蛹为蝶,这个过程,对于第一代华人新移民而言,一点不比他们的子女“破茧”的过程轻松!当然,当父母(远鸿、蓝紫、欣宇、白梅)和子女(张巍立、安塔妮)都经历了艰难的“破茧”过程——如同幼蝶经过“洞口”的(痛苦)挤压,翅膀得以血液充盈,获得力量——之后,他们终于能够走出“迷途”,不但从美国教育中收获惊人的成果,而且也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了美国社会,并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中迈了一大步,上了一个新台阶,两代人最终一起振翅高翔,彼此关系也在经历冲突后的螺旋式上升中达到一种新的和谐。



《破茧》的出版和获得肯定,使黄宗之和朱雪梅从中看到了“教育小说”的大有可为,于是,2017年,他们又发表了一部“教育小说”《藤校逐梦》。这部小说在承续了《破茧》“教育”主题的同时,也融入了一些新的内容。小说的主线还是围绕华人新移民家庭的教育问题/矛盾展开,其中一条线是刘韬、辛洁夫妇为了孩子(尤其是女儿琳达)的教育,不辞辛劳,费尽心思,可是如同《破茧》中的安塔妮一样,琳达也是一个具叛逆、有主见的青春少女,对于自己感兴趣的学习领域,她坚持己见,百折不挠,为了不违忤母亲的意愿,她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管理专业,可是这并不是他感兴趣的专业领域,毕业后,她宁愿自己贷款,也要再读一个自己喜爱的电影专业,在这个选择专业的过程中,母亲辛洁和女儿琳达作为两种教育观念(也可以说是中、美两种文化)的代表者和体现者,一直在进行着冲突、对抗、折冲和妥协。小说中的另一条线,则是辛洁大学闺蜜惠萍(与丈夫潘晨)的独生子文森因在哥伦比亚大学难以跟上学习进度,在巨大压力下自暴自弃,陷入吸毒泥淖,终于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文森原本在学业上准备放弃要求极高难以适应的医学专业,改换其他相对比较适合自己程度的专业,可是父母因顽固的(中国)传统观念而形成的毫无伸缩空间的高压,最终导致文森嗜毒并被开除,以至于他甚至想一死了之(自杀)。这两条线交叉并行,同时穿插了辛洁上司周丽雅和她妹妹苏珊的一条辅线——这条辅线的主要功能,是要表现苏珊这个历经中美名校教育却有人格缺陷的“好”学生,最终却以悲剧方式(自杀),结束了自己外表光鲜辉煌实则脆弱自闭的短暂一生。


仔细看《藤校逐梦》与《破茧》两部作品,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相似性:题材都是“教育小说”,主题都是通过“教育”维度来表现中美文化/教育理念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导致的父女、母女冲突;结构都是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的成长历程/教育路径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教育)矛盾为两条主要/基本线索,并辅以其他的线索加以丰富和补充,最终的结局,都是父/母向女/儿让步(欣宇/安塔妮;辛洁/琳达;惠萍/文森)——这实际意味着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在美国社会以失败告终,而儿女则因为契合美国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最后都大获成功,或进入父母原本期待的理想名校(如安塔妮进入加大洛杉矶分校,文森经过美国式“改造”后来又重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因为没有听从父母的教导,安塔妮和文森才获得了成功),或在专业上得到大奖(也是因为违逆了父母的意愿才有此成就,如琳达获得全美大学生奥斯卡影视大赛的“最佳原创编剧奖”),这一切实际意味着新一代华人新移民才真正符合了美国文化(小说中的具体表现则是与美国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相契合),并因为这种“符合”而在美国社会取得成功!


尽管《藤校逐梦》与《破茧》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相似性,但《藤校逐梦》相对于《破茧》,还是有一些新的突破,比如相对于《破茧》的美国“自足性”(基本上是美国内部的华人“教育”故事),《藤校逐梦》则代入了中国背景——作品的男主人公刘韬是个“海归”,他太太辛洁在美国与叛逆/自主的女儿琳达苦斗,他却在国内先任李书记(惠萍之父)秘书,后任文学院副院长,最终官至大学副校长,来往穿梭于太平洋两岸。为了在经济上帮助女儿琳达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在学校开发招标时,经不住不法商人林余庆的诱惑,最终受贿三十万美元,透露标底——然而讽刺的是,当他将这些钱提心吊胆带到美国的时候,琳达已经成功获奖,估计已不需要他的这笔赃款帮助,而太太辛洁则对他怒吼:“刘韬,为了琳达读书,你真的原意毁掉自己清清白白的一生?”“我们苦了这么多年,难道就是为了这三十万!”而刘韬这一做法更具讽刺意味的,还不是他“黑”来的钱没能帮上琳达,而是他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后居然把自己“教育”成了这样!


黄宗之和朱雪梅在创作自述中,阐明创作《藤校逐梦》是源自“女儿换专业给我讲了一个高她一年级同学的故事”(文森故事的来源)以及“一个熟人妹妹自杀”的故事(苏珊故事来源),在同一篇创作自述中,他们也解释了为何“把写作方向集中在教育这个问题上,原因有二”:“我们俩出国前后都在大学里工作,对教育这一领域相当熟悉;我们自己也非常重视家里两个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而“2009年出版了一部讲述两个华人孩子在美国成长接受高中教育的长篇小说《破茧》”,无疑也是他们继续创作“教育小说”的信心来源。通过《藤校逐梦》这部小说,作者希望对国内盲目的低龄化出国留学风潮提供某种借鉴,试图使国内家长在送孩子赴美留学之前,能对美国的教育“现实”有所了解,而不是仅凭“想象”就对美国的教育充满憧憬,将自己的教育梦不切实际地投入到美国梦之中。黄宗之和朱雪梅力图通过《藤校逐梦》向人们昭示:美国梦中的教育梦是有的,但必须是在真正了解它之后,才能从中受益,如果只是按照传统的固有观念和惯性去面对美国梦中的教育梦(美国名校梦),那大概只能像欣宇和辛洁那样,碰得头破血流,最终以“失败/受挫/低头/改变自己/接受现实”告终。


黄宗之和朱雪梅在《藤校逐梦》中,通过苏珊,表明了中国父母传统的教育方式其实问题很大——一个历经中美名校教育的高材生(学霸),却是一个自私冷漠经不起挫折的人格缺陷者,而这一切都是父母的“专横”“造成的”;同样,文森也在父母的“逼迫”下,不但学业难以为继,而且也几乎从金门大桥上跳海自尽。相反,年轻一代琳达、史蒂文和文森受美国教育理念的影响,受惠于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不但实现了自己的教育理想,也在与父母的抗争中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转型——从父母的文化/教育观念桎梏中“解放”出来,借助美国的教育机制,实现了自我(教育)完成!真正“现实”地而不是“想象”地完成了美国梦中的教育梦,并最终全面、完整地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周丽雅说妹妹苏珊的悲剧是父母的“专横”一手造成的;史蒂文对辛洁说“您把进名校看得太重”,对刘韬说“文森的妈就与我妈一样,绝对的铜墙铁壁,他爸更是难以对付”。这种中国式的“对孩子好”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父母缺乏的恰恰是对孩子兴趣的了解和真实想法的尊重,而总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于是,爱之适足以害之!苏珊的死,文森的差点自杀,都是这种中国父母“为孩子好”式教育的直接后果。传统惯性的巨大推力,以及对美国教育的“想象”式理解,使得这些父母以为将中国教育理念和美国优质教育资源两者嫁接起来,就可以达至孩子“教育”的最佳状态和理想效果,以借助“教育梦”实现自己的“美国梦”。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美国的教育“现实”并不与他们的理念匹配,而孩子(们)为了执着于自己的兴趣投入教育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并由此产生的对他们的反抗,也使他们既不知如何应对也深感受挫,在孩子与美国教育观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的“合力”作用下,他们最终不得不对美国的文化/教育“现实”低头——经过各种痛苦的磨砺,他们终于意识到,美国教育的最大优势也是美国教育的真正“现实”,是对孩子综合素质的认可、对兴趣教育的注重以及对“因材施教”的贯彻实施,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并正视美国教育的“现实”之后,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就逐渐由别扭转为和谐,并最终两代人均真正实现了“美国梦”。


黄宗之和朱雪梅在谈及创作《藤校逐梦》的目的时说:“通过这部‘爬藤’作品,我们希望整个社会和关心自己孩子成长的家长们在考虑孩子的教育时,思考怎样才能让孩子真正赢在起跑线上?当父母在为孩子计划未来时,大学生们在为自己规划未来时,我们走出国门,竞争世界范围内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应该慎重思考:家庭和学校给孩子怎样的教育和影响才是最重要的?”从《破茧》到《藤校逐梦》,可以说黄宗之和朱雪梅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通过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关系的设置和矛盾冲突的设计,基本达到了这一目的。


“科技小说”(以美国华人科技知识分子的科研生活为题材,或干脆就是科幻小说)和“教育小说”,是黄宗之和朱雪梅小说创作的两大领域,相对而言,“教育小说”似乎更加成功,也更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创作“品牌”——事实上他们已有意将“教育小说”作为创作重点加以“战略”经营。如何在以后的创作中,不再局限于个人经验(无论是“科技小说”还是“教育小说”,都不难发现两位作者的自传色彩),摆脱“相似”的窠臼(在《藤校逐梦》和《破茧》之间),深化对人生价值、生存意义的追问和思考,突破并超越现有格局,走出不断创新的写作之路,是黄宗之和朱雪梅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转载自《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官方微信,2018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