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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 丨 先生素描(三)——现代文学的“三驾马车”

发表时间:2018-3-9阅读次数:872

丁帆近照


丁帆书法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与其他兄弟院校同专业团队的设置格局有所不同,甚至与本系其他二级学科的建制格局也不尽相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填写学科带头人栏目的时候,现代文学专业居然打破了学科带头人只写一个人的惯例,填写了三个学科带头人:叶子铭、许志英、邹恬。在此后的十几、二十年里,他们三个人可谓相互搀扶、步调一致地走完各自的人生。



叶子铭


叶子铭先生,吸烟(烟龄自1958年大跃进开始,晚年因病戒烟,苦闷时亦偶尔吸之),不喝酒,虽是福建人,饮茶也不多。大眼,有神,英俊潇洒,做事总是三思而后行。平时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让人敬畏有余,亲近不足,偶有一丝笑容,也是带着疑惑或难以琢磨的微笑,难得开怀一笑,尤其是晚年,更是带着满面的忧郁和沉思的神情。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真实的他,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细腻、思想十分深邃的人。

先生是福建泉州人,少时家道中落,12岁便考取了著名的泉州五中,因交不起学费而无法入学,转入商校学习,直到1949年10月才又转入晋江中学,1953年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当他从《人民日报》公布的高考录取名单中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很是兴奋,“是年10月,我告别了正病卧在床的慈母与亲友,还有那晋水绕门过、周围长满龙眼树、刺桐树和剑麻、野花的市郊祖宅,与同被南京、上海高校录取的同学,乘坐带蓬的大卡车,日行夜宿,千里迢迢地奔赴扬子江畔的历史文化古都南京。……四年的大学生活,我的兴趣几度转移,先是迷恋诗歌、小说创作,后又转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后,在选择大学毕业论文选题时,在诸多前辈的支持、指点与帮助下,我终于叩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门。”(叶子铭,《江苏学人随笔》,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叶子铭先生出道甚早,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在本科毕业时就交出了一本论著的大学生,1959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叶子铭的专著《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一时轰动学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学术明星,以致于在60年代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所以,坊间至今还流传着他是叶以群侄儿的传说。为此,叶子铭先生专门做过解释:“说我是‘以群的侄子’,有‘家学渊源’等。说怪不怪。从世俗的眼光看,早已驰名文坛的以群同志,为什么会把目光注视到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大学毕业生身上,热心指导我修改扩充那本习作并亲自为它作序?其中必有某种特殊关系。再说,对于50年代的青年来说,要想出本书,在学术上脱颖而出,谈何容易。恰好以群同志也姓叶,于是同宗之说,似乎就成为合理的推断,这种误传也就不胫而走了。记得1962年10月间,我随以群同志赴京出席高校文科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初稿研讨会后,唐弢同志邀请我们参加由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讨论会。会前,唐弢同志忽然指着我,向以群发问:‘有人说叶子铭同志是你的侄子,这可属实?今天你们都在场,我想当面问个清楚。’以群笑而不答,指着我说:‘这事你问他。’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喜剧性‘对质’弄得很窘,只好答道:‘我是福建泉州人,以群同志是安徽歙县人,攀不上什么亲戚关系。在以群同志审读并帮助我修改那本习作前,我们从未见过面。’他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唐弢同志风趣地说:‘这事今天算是澄清了。’令我大惑不解的是,事过三十多年后,至今我依然不时听到这种误传,甚至见诸《光明日报》这种流传广远的报刊。因此,这里我想借此机会,着重谈谈我的家庭和童少年时代的经历,以及我是怎样迷恋起文学来的。其间,自然也有再次澄清之意。”叶子铭先生为什么会反反复复提及这件事呢?无疑,这是与他的性格紧紧相连的。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叶子铭先生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君子,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其实并非如此,他的思想一贯深刻,是时代改变了他的性格,同时也是时运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作为追随先生多年的学生,我曾经在多少个夜晚聆听过先生讲述他一生的坎坷,也多次看到他与同事们一起纵论国家大事,臧否风云人物。

从小就做着文学梦的叶子铭,在大学时代就既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君子,又是敢于直言的才子,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那场大鸣大放中身为领导小组成员,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却因秉持公道,被“挂”了起来。当时他经济拮据,吃饭都成问题,最后被分配至苏州医学院做与专业和学术无关的事情去了。文学之梦的破碎,对于他这个“才子”而言,简直就是惶惶不可终日之事,青年时代的精神痛苦和彷徨,让他遇事更加谨慎小心了。好在他很快又报考研究生,重新回到了南京大学,可是他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师从陈中凡先生,谈及这段经历,他是津津乐道。期间他潜心苏轼研究,很快就做了五万字的《苏东坡传》提纲,已交中华书局审核过,编辑催他赶紧写出来,由于当时忙于协助叶以群先生编写《文学的基本原理》而暂时搁置,书稿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幸免被抄,却在红色恐怖之中被妻子为避祸而付之一炬。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由于俞铭璜的力荐,叶子铭先生不仅在华东局受到器重,同时也受到了教育部的重视,华东局便正式调叶子铭去工作,连其夫人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匡亚明校长就给华东局写信阻止了这次调动。记得90年代一次在学科组闲聊时,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笑着对叶子铭先生说:“那时你是坐在台上的,我们是坐在台下的。”我常常感慨:一个人的命运除了时间和空间的交错而使然外,往往就是性格主宰了命运。前两年看到徐景贤回忆录里提到在轰轰烈烈的初期,当年上海写作班子成立时,名单上外地学者调入者,第一个就是叶子铭赫然在目。我想,倘若先生是那种性格冲动的人,倘若他不是慎思笃行,而是一心想求功名顶戴,恐怕就会在政治运动中像坐过山车那样大起大落,从飞黄腾达到折戟沉沙,姚文元、徐景贤之流就是前车之鉴。

其实,在轰轰烈烈之中,先生是遭受冲击最早的白专道路学者,在查南京大学30年代文艺黑线时,查出了中文系“三本黑书两个黑人”(两个黑人就是叶子铭和陈瘦竹),两次精神上的打击让他不能自已,几次欲了却生前身后事,用一种决绝的方式告别那个远离人性的时代,在那恐怖的思想与肉体批判中,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那时他就试图以自杀的方式来对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进行抗争,欲去海边一个清净的地方蹈海寻仙,因为妻子的时刻看护没有得以实施,其实运动的风暴一过去,他就做起了“逍遥派”,安全度过了漫长的十年浩劫,心境才开始逐渐晴朗起来。

在先生的一生当中,人们似乎只看到他“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刻,却不见他愁苦万般彷徨的时候。无疑,那个时代给知识分子留下的心理阴影是十分沉重的,尤其是像先生这样的对政治十分敏感的人。从前途一片光明的学术巅峰一下跌入人生的低谷,让一介书生情何以堪。当然,这也与当时南京大学的俞铭璜先生在1958年为奖掖后进而提出“诗必盛唐,言必叶(子铭)黄(景欣,年轻的语言学家,60年代初自杀)”的口号有关,作为当时年轻的学术明星,在经历了两次大的政治运动后,已经成为惊弓之鸟。作为一个茅盾研究专家,我以为他的性格与其研究的对象十分相似,尤其是与1949年以后茅盾的性格表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许这一性格特征会被有些人不屑,甚至嘲讽,然而,正是他对时局和政策预判的缜密性和深刻性,才使他免受了更大的政治灾难。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处处躲闪政治,却又被政治所不停地追逐,这才是他真正的悲剧心因,他是一个大智者,却又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这就是时代造化人,时运捉弄人的悲剧所在。

尽管先生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回绝了盛情的政治邀请,但是许多事情却是身不由己的。在轰轰烈烈中,他最终没有卷进风暴的中心,算是躲过了一劫,当时有人说他傻,太没有政治抱负,但正是由于他把看似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才让自己没有卷进更大的政治漩涡之中,此乃明智之举。80年代学校有意让他出任副校长,被他婉言谢绝了,后来上面又有意让他出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亦被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此乃福兮祸兮?我以为正是先生看得比常人更加深刻,他才能预判到高处不胜寒的复杂结局,这可能是他“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胜利吧。可是,他没有逃脱中央派给他的《茅盾全集》编辑部主任和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的职务,以及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这是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个民选系主任,《新观察》和电台还有专题报道)的实职。前者是为了还茅盾先生的感情债而为之,后者被前主任陈白尘先生说成是“不是人干的生产队长”的活,可见先生接了这三项活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了。更使他揪心不已的两个学术职务也耗掉了他的许多精力,一个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第一召集人,一个是茅盾研究学会会长。当然,还有许多职务也会时常来骚扰他的正常工作,比如全国博士管理委员会文史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这些虽为虚职,但是却让他不断奔命在南京至北京的旅途当中。他的认真和他的犹豫不决让他耗尽了心血,用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焦头烂额。这让他在自己最好的学术年龄段中,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些事无巨细的工作中去了。他常常感慨,要是我把这些精力都用在学术研究上,是一定能够做出成绩来的。可是历史没有让他做学术的终结者,而是让他倒在了繁冗的学术事务中了。

事必躬亲,犹如戴着枷锁和镣铐跳舞,身心疲惫,这似乎就是宿命,所以这种性格将他自己累出了一身病。更为严重的是,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给他的心头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心理病灶,当年大家曾经集体“指责”过他在运动中的迂腐,竟然会毕恭毕敬、通宵达旦地写自我检查书,把政治生存环境看得太复杂,才使得他产生了消极厌世的情绪。从1991年的又一次选择自杀,直到最后失去独立思考和研判问题的能力,甚而失去了自裁能力而苟活着下去的生存状态,应该是这个大智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但先生不能自已。当年许志英先生曾经与我反反复复地讨论过这个人生的哲学问题。殊不知,先生的内心所经历的苦难是任何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人的深刻往往是他人无法理解的,只有自己内心深处才有答案。他的内心是孤独的。

1984年我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纂《茅盾全集》时,往往彻夜长谈,每每论及各次政治运动和时局前途,他总是忧心忡忡。那时我年轻无知,又适逢改革开放,对他处处小心、时时忧郁的性格往往腹诽为政治过敏、杞人忧天。但是,随之接踵而来的几次政治运动却使我深切地体会到他的复杂性后面的深谋远虑,直到他的离世,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敏感性格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却又是多么的可敬、可怜与可悲。但是,正是他的深刻性一面,时时提醒着我克服那种盲目乐观的浅薄,因为世事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寻找政治脱敏的药物是多么的艰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阿Q,是没有精神的逃路的。

叶子铭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三个年头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饱受了病魔的困扰,不见一丝笑容,其受苦受难的种种行状犹在眼前。

愿先生在天堂里不再遭受人间炼狱式的精神煎熬。你能开怀地大笑一回吗?!


许志英



许志英先生,嗜烟,抽烟有绝技,嘴里叼着烟,不用手夹,可与你侃侃而谈,乃中文系“五大烟枪”之一(最厉害的是那个熟读了德文版《资本论》和黑格尔的周钟灵先生,眼见他一听下课铃响,就一口气把一支烟吸掉了一大半,不见吐出一口烟来,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听说他每天只用一根火柴,清晨点上一支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到深夜入睡时)。许志英也是有“上床烟”和“下床烟”讲究的,临睡前躺在床上吸几根烟才能入睡,起床前也得在床上吸几根烟才能爬起来。饮茶,但不精于此道。不喝酒,爱吃糖果。恋旧,喜回忆往事,每每沉浸在昔日的回忆中不能自拔。平时不苟言笑,一俟过从甚密,便让你陷入无休无止地聊天的陷阱之中。偶尔亦善用冷幽默开个玩笑。

我1978年开始与许志英先生交往,直到他最后给我留下那份仍然是笔划刚劲有力的遗书,近三十年的阳世忘年交,我们无话不谈,包括他那带有高度个人隐私的、具有密码性质的日记也袒露无遗。今年恰逢我们交往四十年纪念,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历历在目。

记得有一次系里包车去苏州无锡旅游,路过句容一个集镇时,许志英向邻座的郭维森先生说:离这里不足四公里之处,在近百年的历史之中出过一个名人。大家面面相觑,郭先生则大声破解道:不就是出了一个叫做许志英的名人吗!

其实,自民国至“土改”,先生家境在那一方还算是富裕的,因为父亲读过县城的初级师范,做了教书先生,每年进项也竟达一千八百斤大米之多,所以“土改”时被划为中农,也并非奇怪,或许这也就是让他一直读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经济保障吧。

先生195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早在毕业前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就参加了复旦大学红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是文学所有名的“摇鹅毛扇的军师”,可见其做事举重若轻、豁达开朗之风格深得人心,从中亦可看出他的人望。

他是70年代后期为了照顾家庭调来南大的,记得当时他带着夫人和小女儿住在南园学生宿舍一楼的一间朝南的房间里,一张大床加上一个小办公桌,房间就已经挤挤挨挨的了,但是,先生仍然经常邀请朋友来聊天,那时的常客除了先后从文学所调来的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徐兆淮先生外,就是南来北往的同事故旧了。我在那里见到过《重放的鲜花》的编者与先生一起讨论这本集子的选目;见过文学所的同事来宁后蜗居于此室谈天说地;也见过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老师和学生在此拜望过他;还看过他家乡一大帮的亲朋好友坐着站着与他交谈。更不能忘记的是先生坐在旧藤椅上、徐兆淮躺在床上、我与某君坐在仅存的犄角旮旯里抽烟聊天的情景。当然,也有先生新结识的南京同事和朋友不期而至。就是在那间小房间里,我听到了许多他在文学所的有趣事迹,尤其是对六七十年代种种人和事的追忆。我们常想,如果要是有一间客厅多好啊!这便成为先生一生的诉求。无疑,先生对房子的渴求是十分强烈的,后来还专门写过《分房》的散文,其实说穿了,他就是想要一间舒适的独立空间,好让朋友们来聊大天罢了,因为他一生的嗜好除了抽烟,就是聊天,所以我们背后称他是“聊天大王”。

与先生聊天最为痛彻的一次是1991年茅盾研究学会年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恰逢叶子铭先生大病骤发,许志英先生作为系主任代为主持会务,我们俩住在南大招待所一楼最里面的一间客房里整整聊了三个通宵。我们两个人半躺在床上,一边抽烟一边聊天,从叶子铭先生的病聊到人生的悲剧,从家庭琐事聊到天下大事,无所不聊,无所不谈。那个烟抽得真是昏天黑地,被子衣服上全是烟熏味,以致早晨送开水的服务员一推开我们的房门,呛得猛一退后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起床后,我们看着一大缸的烟蒂,便相视一笑泯忧愁。

在我与他的聊天史中,其最有趣的一回,就是用散步形式进行聊天,打破了走路聊天的最长时间记录,用时整整四个多小时。那是2002年的一个大年初二的晴朗日子,为了劝说我当系主任,我们围着鼓楼半径大约2公里的圆圈一直走啊走,我一口咬死:枪毙也不当。他笃信能够劝说我,最后却是以他的妥协而告终。虽然,这是我仅有的几次违背他意愿的聊天之一,但是,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

在1984年的政治运动中,他因一篇论五四运动领导权的学术论文被点了名,引起了一片哗然。但是,除了北京的和外地的一些学者在那种高压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批判了先生的观点外,南京大学却是踏踏实实地走了过场,非但没有问罪,后来还在叶子铭先生的力荐下请他出山接任了中文系主任一职,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许是任何高校也不可能做到的吧,这就是南大中文系!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起码尚存一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吧。他接掌系主任职位后,首先就废除了每周的集中学习制度,让大家干自己愿意干的事情,他的观点既简单又合理——一个大学教师如果连一篇文章都看不懂,还需要集体学习讨论,那他就不配当大学教师。其次,就是放权给每一个分管各口的副系主任,除了重大事情过问外,不管具体事务,他的治系方针就是四个字:“无为而治”。就是这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行为风格,使中文系在那些年的风波中平安度过,没使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遭受“应有”的打击,尽管系里有这样和那样的矛盾存在,但绝大多数人起码在价值认知上还是一致的。

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开朗,对一切世事都看淡的人,为什么最终会突然选择自杀呢?这使得许许多多熟悉和不甚熟悉他的人,都在脑海里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其实,在他写给我的遗嘱中有一个关键词“生意已尽”就是答案。无疑,大多数自杀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世界不再留恋的缘由无非有二:一是对社会环境的绝望;二是对自身生存质量的绝望。

首先,先生对中国大局的预判向来是十分乐观且准确的,这在文学所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对粉碎“四人帮”的预判,但是,对后来的政治局势的预判他却是吞下了“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苦果,常常成为我们对他调侃的谈资。我们在烟雾缭绕中度过的那三个夜晚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时,他对中国的前途还是信心满满的,坚信改革将会有所突进。但是涉及人生问题时,却又一反常有的乐观性格,鉴于叶先生的病情,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一个知识分子最为痛苦的事情就是能够思想的大脑失灵,最后连自裁的能力都没有了,给自己、家人与朋友带来了共同的悲伤,而人类不实行安乐死是一种非人道的行径。而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先生在大脑还十分清晰,思维还相当敏捷的情况下,选择了自裁,难道他是不愿等到不由自主的那一天的到来,提前了断了?震惊之余,唯有泪千行。

其次,导致先生选择自尽的缘由就是生活自理的困难。未曾想到,退休以后,他突患中风,落下了瘸腿的痼疾。因为行走不便,导致他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力显然大不如前了,但是,他还是常常与我们交流对国家形势的看法。十分吊诡的是,在他走前的这一个星期里,他竟然没有与我有任何联系,而又因为那些天忙于系里诸多琐碎的公务,我也就没有在意这事。恰恰就是他离去的那天,冥冥之中,我一大早六点钟就到了办公室,七点钟就接到他小女儿打来的电话。得知噩耗,我便匆匆赶去,撞进家门,他已经被移位,平静地躺在床上了。读着他给我留下的遗书,我欲哭不能,看着那刚劲有力的笔迹,我想象他用这支笔划破了那个无声中国的夜空,表情是那样的坚毅和绝决,毫无惧色,也毫无愧色。当我看到最后一句“永别了”的时候,才不禁潸然泪下。王彬彬后来看到这份遗书时,与我同感,他十分惊讶和佩服许先生竟然在告别人世时可以那样的冷静和从容,其字迹没有一点抖动的痕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常人,是无法与许先生比拟的,虽为书生,他却是在大风大浪里进入到了大彻大悟之境界的超人,这也许就是他最后一次毫不犹豫地“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壮举吧。许多人认为,直接引发许先生自裁的原因是生活所迫,我倒是认为对生存环境的绝望与生活的压力才是其面对这个世界无奈的选择的根本导因。

许志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一个年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其实,现在算起来,我们的交往应该是四十年了,虽然我在阳世,他在阴间,我们却仍然时常抽烟聊天攀谈。



邹恬



邹恬先生也嗜烟,是中文系“五大烟枪”之一,素描定格:与人聊天时,被烟熏黑了的右手夹着烟,手指还在不断地划动,上课时,手指夹着的是粉笔,亦复如此。眼睛有时眯成一线,时而从镜片里射出一道深邃的光来。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且有文人的傲骨和浪漫主义的情怀,是一个独立特行的学者。他承续的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名士风度”,满腹经纶却述而不作,重名轻利,不求闻达,与世无争。学生们在整理他的讲稿与文稿时,竟然有几百万字之多。

其实,他在生前早就对自己的身后事做过一个浪漫主义的安排,他说过:选择死亡,要么在高山之巅,要么面朝大海。我似乎看到他“春暖花开”的浪漫情结。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1995年元旦过后,他来办公室,我和柳士镇递烟给他,他说:戒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只抽不带过滤嘴香烟的人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为特例,他嫌有过滤嘴抽得不带劲,你敬他香烟,他总是把过滤嘴去掉。不料几天以后他住院了,告知系里是心肌梗塞,系主任胡若定先生、朱家维书记、邹恬夫人赵梅君先生与我一同商量治疗方案,围绕着究竟做不做一种新的血管疏通介入方法反复讨论,最后确定还是让专家们会诊后再定最终方案,谁知还没有等到上手术台“搭桥”,他就匆匆地走了。他准确地预判到了他的离去时刻,于是,上半夜在稿纸的正面写下了遗嘱:“若是发生不幸,不要举行追悼会、遗体告别活动,也不必发讣告,有人问起就告诉一下。”下半夜在稿纸的反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永别了!短暂的人生,

永别了,难舍的人们,

我先走一步,

走向永恒!

心脏停止跳动,于他而言,就如钟表停摆,那个时间骤停在了1995年1月15日的凌晨,一个浪漫主义学者走过的仅仅是整整六十年的历程,我们在无言中肃立,我们在风中哭泣,因为他也是一个伟人。

邹恬是上海人,但与一般现实主义的上海人有所不同,骨子里放浪不羁的浪漫时时让人刮目相看。许志英先生有一篇写得最动情,也是他最好的散文就是《走向永恒——邹恬兄五周年祭》:“中文系的老人都说邹恬个性潇洒浪漫。……他读南大中文系时,才十六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那时他西装革履,风流倜傥。到了晚年,潇洒浪漫的个性还照样保持着。”他喜欢骑车旅游,就在去世前的三个月,他还独自去了天柱山。亲近自然,寻觅静谧,是他的人生追求,这也贯穿他的教学科研之中:“邹恬兄的学生说他有一种独具的‘人格魅力’。我想他们这不单单是敬佩他学术风格的严谨、学术功底的深厚扎实,更敬佩的是他一贯保有的淡泊宁静的人格境界。在充斥着喧嚣和浮躁的今天,邹恬兄始终疏于名利、安于寂寞的品性实属难得。惟其难得,才弥足珍贵。……邹恬兄逃避热闹,远离名声,在我看来绝不是刻意为之的傲世绝俗,而是出于其天性的坦荡和对人生的彻悟。他追求的是平和与沉静。不事张扬、悄声无息地甘坐冷板凳,是他做人的风格,也是他自得其乐的学术生存形态。” (许志英:《走向永恒——邹恬兄五周年祭》)言传身教,他的学风和人品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后辈学生,这几十年来,潘志强就是继承了他衣钵的传人,其后来者甚至醉得更深,除了上课读书与学生有密切交流外,整个就是一个不知晨昏、与世隔绝的书痴。读书多,有见解,不著述,不求名,不要职称,甚至也不结婚,一支粉笔进课堂,一部现代文学史从头讲到尾,全在胸中,臧否作家作品,小到一部作品的一个不起眼的细节描写,都能够道出微言大义来。什么是一个院系的风格?什么是独立特行的风骨?全在于兹。庆幸我们中文系还有这样的学者种子,这当然是与邹恬先生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可是,潘志强之后,我们的下一代还会有这样的种子发芽成长吗?可能即便是有人想继承这样的遗志,恐怕时代也不可能为之提供培养的温床了。

“聊天大王”许志英先生说:“我于1977年10月调来南大后,一直与邹恬兄过从甚密。大约每一两个月我俩总要畅谈一次。他到我家来一般都是白天,我到他家去一般在晚上,多半是我去他家。有时不知不觉谈到夜里11点多钟,他每次都坚持送下楼送出院子大门,还要再走上一段路,边走边谈。我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上至国家大事,下到系里教研室的事情,还有专业上的切磋。”如今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可以肆无忌惮地尽情聊天了,再也不会顾忌什么了。

邹恬先生的夙愿实现了一半,“撒一部分骨灰在泰山之巅观日出的山坡上。”可以“一览众山小”了。窃以为,还有一部分可以撒向大海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愿你的心胸永远如大海一样开阔与浪漫。

在这个世界上一直称呼我小丁的几位先生走了,我相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讨论的焦点仍然是中国问题,在复杂化与简单化之间进行着辩论。我愿在梦境中做一个“听风者”,而面对现实世界的选择,我能说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呢?!

(注:此文有几处段落采用了我的旧文《艰难的选择》之说,特此说明)


本文刊于《雨花》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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