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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芒 | 朱德发教授学术思想探微(上) ——谨以此文纪念恩师朱德发教授

发表时间:2018-7-17阅读次数:224



朱德发教授


 

早在1974年,朱德发教授有机会参加了全国十二院校《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的讨论和编写。这可以视为朱教授从事文学研究活动的正式开始。当然这只是朱教授学术研究时间上的起点,而非学术思想上的起点。朱教授直到晚年仍然活跃在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线上,仍然不时发表自己的新见。从那时算起至今,朱教授走过了44年的研究生涯。40多年间,朱教授独撰了400余万字的研究成果,合著与主编著作亦达数百万字。而且绝大部分合作或主编成果,也都是在朱教授主持指导、耳提面命、统摄思想中完成的,它们灌注了朱教授的基本理念、研究原则与学术灵魂,构成了朱教授总体学术设计与学术思想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

令人惊讶的是,著作等身的朱教授始终着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微研究与学术开拓。如此长的时间如此丰富的成果,这对于有些学者来说,恐怕早已换过几个阵地,兴趣亦数度转移。但读朱教授的文集,你会发现,尽管其探索话题不断更新,但里面的文字有两样东西始终没有随着星转斗移的时间而改变。一是朱教授文章特有的那种绵长致密、充满逻辑、思维严整的话语方式始终未变。二是朱教授文章对于研究对象的那种超乎寻常的谙熟和热情,以及透射于内的主体生命意识始终强烈地存在着。几十年前灌注在“五四文学初探”中的学术激情,在几十年后的各种新论中依然如故。朱教授关于现代文学的研究文字始终洋溢着发现的快乐,保持着创造的强劲的生命力。朱教授虽然也有一部分越出现代文学边界的论著,但所占比例很小。它们要么并非朱教授学术研究的重心之所在,要么是为了充分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疆域,通过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再回到现代文学研究范畴,使其起到必要的理论启示和促进作用。朱教授也特别强调研究视野的宏阔与学术生长点的发现,比如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许多论著由今及古,由中而外,或者上溯下延,或者将历史哲学、思维学、心理学纳入研究范畴,但这些拓展亦是出于客观、准确、深刻评断现代文学的内在需要,是基于解决现代文学诸多根本问题而生发的学术论域,从根本上仍然是为了建构现代文学研究这座学术大厦。

著名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经把人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种类型。据此人们认为,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分为狐狸和刺猬两种类型。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狐狸四面出击,但是刺猬只挖一个洞。狐狸同时追求很多目标,以其凌乱或是扩散的”思维追求多方位的发展,但它从来没有使它们的思想集中成为一个总体理论或统一观点,而刺猬则倾向于把复杂的世界规整为有组织性的观点,深挖一条基本原则或是一个基本理念。相对而言,这些年来,随着信息爆炸的冲击,言论多元化和浮泛化倾向日趋严重,狐狸型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而刺猬式的学者越来越少。朱教授便是这样一个永褒独立品格的刺猬式的学者。在他这里,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是一个有着时空限制的“洞”,同时更是一个思想与审美的宝藏,要达到对这个“洞”能够洞若观火的学术境界,就不能像狐狸那样浅尝辄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他看来,这个“洞”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对象,“现代中国文学是生成于古今中外文化纵横坐标系上,不论文学运动、理论思想或者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无不与中外古今文化形成的深广语境与生态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中外古今文化通过不同层次的冲撞、交汇、对话结成了一张立体型的深不可测、广不见边的大网,那你选择的或大或小的现代文学研究对象就是大网上的一根‘绳子’或一个‘结’,无论是解开一根‘绳’或者要剖析一个‘结’都要触动这张大网,这就把我们的宏观、中观或微观的所有文学研究纳入一个错综复杂、宏阔深邃的文化背景之中。”(《朱德发文集》第一卷,第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如此一来,现代文学这个“洞”恰如那种密度无穷大,具有令它周围的光都无法逃逸的强大引力的天体“黑洞”一样,具有无穷深远的探讨价值。“只要能通过‘现代文学’研究来破译历史和道法的权力结构,化解文本语言结构方式以维护全面的人性、人类完整的感性,从而释放审美主体的生命活力以争取精神完善和自我超越,于论文件或著述中发出的是历史的真言和个人的真声就心满意足了。”《朱德发文集》第一卷,第11页)朱教授这番夫子自道自是深有体味之言。从某种程度上说,朱教授是一个学科意识非常突出、研究领域极其鲜明的学者,但朱教授坚信虽然学科有边界,而学术无禁区,学术无国界,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研究主体是否具有解“绳”开“结”、剥茧抽丝、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理论自觉意识与学术使命感。

由此我们不难窥见朱教授数十年如一日专力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在动因,那就是将研究对象作为思想与审美的结合体,作为历史与现实的连结点,作为对象主体与自我主体的凝聚物,重重探索,层层挖掘,不懈拓展,直至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朱教授曾自述自己的研究历程可分为突出重围、纵横求索、重在建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实质上也是朱教授学术追求以及学术思想发展的三个层面。以他自己的学法,“突出重围”也好,“纵横求索”也好,“这都不是我致力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宗旨,仅仅是策略性的举措和行为,其目的是想在自己耕耘的学术园地里有所收获有所建构。”(《朱德发文集》第一卷,第10-11页)这里虽然不无自谦的成分,但却透露出朱教授孜孜以求的最终目标之所在。实际上,无论是早期的篇章,还是晚近的论著,朱教授的研究几乎始终体现出对于建构理论体系的冲动。作为研究者,狐狸型常常喜欢在不同的领域发出各种声音,而刺猬式则致力于建构体系,朱教授正是立足于现代文学领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如果说狐狸的多元观点尽管不乏惊人之论,但由于缺乏充分的逻辑与论证,因而不能建立体系;那么刺猬则相反,不求惊人之语但求逻辑严密,不作无根之论,惟求真相与价值的统一。在朱教授这里,他的观点与他的论证,他的思维路向与他的价值立场,他的审美感悟与他的思想发现,他的历史意识与他的理论创举,都是同等重要的研究要素。惟其如此,朱教授的学术研究多有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充满着丰富的创造性和值得深刻挖掘的理论价值。

 

 

从历时性的研究过程来看,我们不妨把朱教授的学术研究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学术研究的压抑期(7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二是学术思想的形成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三是学术思想的拓展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四是学术思想的完善期(新世纪以来)。在整个历程中,朱教授先后确立了作为启蒙家的现代文学学者、推动学术范式转型的文学史家、在研究实践中建构学术体系的文学理论家这样三个层面的学术形象。

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来说,也许很难切身体会极“左”思潮对于研究者那种沉重的压抑,但朱教授对此有着挥之不去的强烈体验,任教从研的那段历史使他深深感到只能“把诸多困惑挤压在心底,根本不能表述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的社会良知和学术见解”。1978年的学界解冻,使朱教授有机会发现了被长期遮蔽的五四文学的本来面目,也找到了突出重围的突破口。就像初步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出来的思想家一样,借过去以观照当下,藉历史以言说自我,成为朱教授这阶段锐意择取的一种存在方式。尽管新的现实环境与文化语境并非一帆风顺,亦常有新的禁忌与雷区,但“逐步撕开眼帘被遮蔽被欺骗所出现的学术假象和知识虚幻”,从历史的迷雾中“发现真理之光和原创之理”,让研究主体充分“体验到人生真谛和审美真趣”(《朱德发文集》第一卷,第7页),这一切已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亦如在弦之箭,不得不发。从某种程度上说,朱教授的这段被压抑的历史以及强烈的被压抑感之于其学术思想的建构,并非可有可无的学术空白期,它是民族精神创伤与个体心理创伤的结合体,带有动机论意义上的情感原型价值。此后朱教授的审美志趣、研究选择、思想倾向以及强列的学术激情都与此生命体验有着内在的关联。

也是由于这一原因,当第二阶段朱教授正式踏上科学研究的道路时,已经站在了时代与个人相结合、学术与思想相激荡的一种历史性的高度上。从“五四文学初探”至“中国五四文学史”的系统集成,朱教授牢牢树立起一个作为启蒙者的现代文学专家形象,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学思想体系。

梁启超曾指出:“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重读朱教授关于五四文学的初探系列,我们会发现,其中每一篇什莫不是在追索重重历史疑问与主体思想困惑中行文成稿,在重估一切价值的理念下结构篇章。所有未经研究主体之理性检验的先验“真理”和既定信仰,都要置于理性光芒的照耀下,都要变成问题本身。朱教授早期有一篇对于冰心早期“问题小说”的长篇论文,从中我们即可看到梁启超所谓因问题引起问题”从而引出“无限的生发”的问题链与逻辑链。在这里,对象自身的问题与主体自身的问题相碰撞,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对接,审美问题与价值问题相撞击,现象问题与理论问题相结合,尖锐的问题带动着理论规律的运演与发人深省的学术发现。

对于冰心早期“问题小说”,建国以来的评价“总的倾向是贬多褒少,甚至有的被视之为消极或反动的作品。”,朱教授认为“这种指责,既不符合冰心早期作品的内容实质,又不符合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新文学的要求。”这里流露出朱教授从事文学研究在学术问题层面上的两个动因,一是要还原历史的客观,二是要还原历史的价值。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还原,朱教授进一步确立起学术价值层面上的研究理念:“凡是有利于人成为真正的人,有利于人从压迫和奴役所造成的科学文化的愚昧状态下解放出来,有利于人从旧传统旧习惯里挣脱出来,有利于人的审美意识全面发展的一切题材,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都是欢迎的。”(《冰心早期“问题小说”思想意义新探》,《朱德发文集》第一卷,第150页)这种新的文学价值标准成为研究主体探索对象世界的锐利的解剖刀。由冰心小说,朱教授的思维逻辑推导出水到渠成的结论:坚持现实主义原则,从五四时代的现实生活提炼具有社会意义的题材,表现富有时代精神的主题,提出与社会人生迫切相关的问题,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是“问题小说”的总的思想特色。((《冰心早期“问题小说”思想意义新探》,《朱德发文集》第一卷,第168页))在环环相扣的思想生发中,关于“问题小说”是否“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疑问,关于其是否是那种“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投入现实的战斗,便致力于抽象地探索人生意义”的责难,在一篇文章中都能由点及面地全面深入地探讨出独到的结论。

研究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既要考察其学术问题的层面,即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他提问问题的方式怎样等,又要考察其学术价值层面上的旨趣和最终指向,即他通过学术考察与论证要通往怎样的理论目标和价值建构,同时还要关注他打通学术问题层面与学术价值层面的逻辑链是怎样的,这属于学术方法层面的问题。学术问题系统、学术方法系统与学术价值系统三者共同构成学术思想体系的整体结构。在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中,学术问题与学术价值是相对静止的两个层面,也比较容易为人所辨识。学术方法系统则是在动态的逻辑流程中建立起来的,它既内在地联结着问题与价值,其自身也创造着新的价值。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阶级论/机械论方法脱颖而出,走向人文主义思想方法,成为研究界主流的学术趋向。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朱教授形成了独具特质的人学思想方法。

从朱教授早期对《狂人日记》的文本细读中,我们就可看到他作为启蒙家的独特的思想气质与逻辑指向。《狂人日记》因其对于封建制度与礼教的“吃人”本质的彻底揭露,长期被视为鲁迅在那一时期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对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了朴素的阶级观点的证明,但是在朱教授的分析视野之下,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主要指导思想,不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阶级论,而是进化论和人道主义。这里的分析方法是颇值得我们关注的。他认为《狂人日记》无论是对于社会“吃人”的看法,还是家庭“吃人”的看法,都是以“人道”为准绳,将人分为“吃人者”和“被吃者”。而小说剖析历史上的“吃人”史实时,同样也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阶级观点,“而着重以人道主义作为戳穿一部封建道德吃人史的思想武器”(《朱德发文集》第一卷,第191页)。

朱教授对于吃人现象的社会文化逻辑与狂人心理逻辑的分析表现出极为细腻深微的透视能力与鞭辟入里的逻辑力量。比如,他认为狂人对大哥的“劝转”内容和态度,及其所采取的实际方式,实质上是一条“人情感化”的道路,即企图以“人间的理性”(周作人语)启发人的觉悟,使之回到“真的人”的路上来。由此,他指出《狂人日记》的艺术描写所体现出来的审美观、艺术观、社会观和历史观等,所有这些因素的理论基础都出自于人道主义。80年代最初的几年,国内理论界仍然在为“异化”问题以及人道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人道主义是不是真理等问题争论不休,而在朱教授独特的人学分析方法之下,已经不需要纠缠这些问题,真正的问题已经在超越中诞生。朱教授辩证地强调,我们既不能苛求鲁迅彼时的世界观和拔高彼时的思想高度,也不能反过来降低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不能把《狂人日记》所触及到的阶级对立现象成是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阶级观点。我们不难注意到,朱教授的这种强调尽管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意识,但并非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地位,恰恰相反,他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凸显出人道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审美价值。他真正想强调的是:“深受人道主义影响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或作家,他们并不都是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是能够看到社会的阶级对立并在文艺作品中予以反映的。”(《朱德发文集》第一卷,第196页)在这里朱教授既要为被长期曲解的现代文学作品恢复本来的历史面目和思想面目,又要为人道主义正名,更要为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和自身立场正名,同时也显示出,作为后文革时代最早一批启蒙知识分子,朱教授亦在迫切地从五四时代汲取藉以前行的知识资源、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