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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 | 先生素描(九)——我的初中老师

发表时间:2018-9-21阅读次数:86


作者简介:丁帆,学者。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1979年以来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百余篇,有《中国乡土小说史》等著作三十余种。


我从小生性顽劣,成绩不佳,被大人们一再责骂诅咒:像你这样不好好学习的胚子,只能考光华门中学!果然,1964年我上初中,去了光华门中学。那是一个只有初中没有高中的学校,生源都是附近机关大院或学校工厂的子弟,大约也是如我一样厌学的调皮捣蛋者居多吧。好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择校愿望,有学上即可,盘算将来去读什么名牌大学的人并不很多,有个中技校毕业也就将就了。多少年后,偶然与南大著名的社会学家周晓虹谈心,他说他也是光华门中学毕业的,晚我几届,他最近还专门为1978年的高考写了一篇感谢南京光华门中学老师的文章,怀念他在光华门中学上学时的几位优秀的教师,没有他们的知识传授,他绝不可能赶上当年的大学潮。我思考了许久,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这种较差的学校里之所以会聚集着一批业务水平较高的老师,是由于1950年代以后许多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被“下放”到这样的差校来,给了我们这些差生与之结缘的机会。这“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在我们无知顽劣的少年时代里毫无觉察,多少年后,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却是悔不当年,白了少年头。

校长陆甸元看起来温文尔雅,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内里却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让人感觉有点不怒而威的意思。我们一帮小初中生对他有点生畏,课堂上骚动之时,一俟听说校长来了,都鸦雀无声了。可是,当1966年来到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首先揭发了他并非无产阶级出身,且有错误言行,其威风和颜面便一落千丈,斯文也就扫地了。当纸糊的高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时,当几斤重的小黑板用一根细铁丝穿上挂在他的脖子上,颈后勒出血来时,当造反派的皮鞭高高举起,看着一股殷红的鲜血从他头上流下来时,我们在幸灾乐祸的革命狂欢同时,心中是有波澜的。尚未发育成熟的心灵遭遇的是两种思想意识的冲撞:一方面,“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的时代精神势不可挡,况且,运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好处——不用再囚禁于课堂这个牢笼中受着方方面面的规训了;另一方面,人性中的同情与怜悯,使我不忍看见他们被拷打和摧残,把他们作为“地富反坏右”的五类分子看待实在是有违人伦。两种思想的交战和纠结让刚刚进入发蒙期的我们不知所以然,也不知如何然也。看着他在两个初三年级狠毒瘸子学生皮鞭下受煎熬时那哀怨黯淡和烦闷的眼光,我们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有一次上厕所,看到他已经有点佝偻的背影,旁若无人地在深坑里掏大粪的情景,不知为什么,我便掉头扬长而去了。

后来我们下乡插队去了,听说他也被下放了。再后来,他似乎又官复原职,80年代调到十五中去当校长了。不知道他的眼神里有没有往日的那种平和中的一丝锐利了。不过,那哀怨、黯淡和愤懑的目光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我们少年时代的最高领导者的遭际,让我时常慨叹中国百年启蒙教育的大失败。穿过那个迷茫的时代,当我们垂垂老矣的身影与老一辈教育者更加苍老的背影成为叠印镜头在今天这个时代相交时,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我们在痛苦的经历中如何汲取那个沉痛时代的历史教训呢?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须同芳,她是生物老师,是附近南京机床厂总工程师的太太,四十岁左右,个子不高,却十分精干,嘴唇下面有颗痦子,一口苏南普通话。在我们稚嫩的心目中,她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嬉笑怒骂,颐指气使,让人恐惧。当然,在其严肃的训话中还时常带有一点幽默诙谐的风趣,极富表演性,但是我们却从不敢笑。那时我们班上连留级带转来的同学有63人,记得有一次她拎出一个坐在后排高她两个头的大男生,当着全班人仰面训斥他:“你啊,天天写检讨,你妈相信你,我可不相信你!你的话十句中九句半是不能听的,剩下半句还要考虑考虑。”于是,我们就背后嘲笑这位大男生是“半句话都靠不住”的人。那时候,每天最难熬的就是下午她来开班会训话了,她娇小的身影一出现在课堂门口,吵吵嚷嚷的教室里立马就安静下来了,气氛立刻从打闹嬉笑的欢乐跌落入了情绪低落的冰窟,个个都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无论男生女生,无论听话的还是调皮捣蛋的,都一个个不情不愿恭恭敬敬地端坐。说实话,也不是惧怕她的严厉,而是恐惧她去家访或者是让同学带一封信给家长,这个杀手锏是最灵光的。我们当时背诵古代的三十六计,认为“借刀杀人”这一计显然是最狠毒的,所以这个计谋会列为前三甲。

更加狠毒的绝招,是她第一次到班上来上任时排座位,用的是“混战计”也:让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同坐一张课桌,这当然是一般的套路而已,也就罢了,但更绝的是,她采用了一种新的编排法,就是前排为一男一女,后排则必然就是一女一男,这种“夹花式”的交叉排座法,让我们在无可奈何中产生了一种怨恨。要知道,我们虽然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新中国的少年”,但封建思想十分严重,男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显然,她是一个教育心理学的高手,如此之安排,为的就是让大家在课堂上没有隔空交头接耳讲话的可能,如此来维持课堂纪律,也真是绝了!上课不能讲话,俨然就是“侵犯了我们的交流权”,于是我们就只能开小差,作画的作画,看书的看书,最通行的地下活动就是把课本竖在面前,挡住老师的视线,头埋在书桌下偷看小说。记得有一次上数学课,有个同学正在津津有味地埋头偷看红色经典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她来巡视课堂,见此情形,便蹑手蹑脚地从后门溜进课堂,轻轻地接近目标,走到这位还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的书迷身边,还沉着地停留了几秒钟,此时教室里的空气都凝固了,后排的同学个个张大了嘴,大气不敢出,静观事变。说时迟那时快,但见她忽地抽走了那本长篇小说,书迷本能地用双手去够回书籍,一看是她,便瞪圆了眼、张开了嘴,傻愣了半天都没有合拢嘴。这个特写镜头便永远定格在我教育生涯历史纪录片的长镜头中了。

那年学农,我们班去了高桥门的一个靠公路集镇的生产队,恰恰此时班主任请了病假,由那个才从外语学校毕业不久,且时常被我们拿来开涮的冯文清老师带队前往。哈哈,班主任痛苦之时,就是我们广大调皮捣蛋学生欢欣鼓舞的盛大节日。我们在劳动休息时撑船划桨,在涵洞沟渠里捉小鱼,在劳动中撒欢逞强,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吃零食,闹着要吃锅巴不要吃冷稀饭,晚上睡在四面透风、寒风凛冽的仓库里大声讲鬼故事,吓唬一席之间隔墙有耳的女生……正是由于班主任的缺席,我们放浪形骸地度过了那段难忘的秋冬之交的少年时光。

当时,其他班级首先纷纷揭发批斗的是班主任,与其他班级不同,恰恰被我们最恨之入骨的班主任却安然无恙,毫发未损地度过了属于她的那段艰难岁月。毕业许多年后,班级每年聚会都将她请为座上宾,担任主角,仿佛她还是我们的班主任一样,一直到她去世,逢场讲话,还是如当年开班会一般。从中,我们似乎可以测量到一种人性的力量。

我们的外语老师就是前面说的冯文清。他的头颅硕大,鼻子大而挺,面皮略有些黝黑,说起话来一本正经,十分严肃,不苟言笑。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是发笑,便更不惧他了,认为他是在我们面前充老,于是背地里给他起了一个具有双关意思的“冯大头”的绰号,也有人喊他“冯大鼻子”。私下喊惯了,不经意传到他耳朵里,只见他眉头一蹙,稍显不快,一会儿也就过去了。自从他与我们下乡劳动一个多星期同吃、同睡、同劳动以后,我们与他说话更是肆无忌惮了,让他想发脾气也无从下口。每每上课提问时,我们就会装疯卖傻,有时公然在课堂上与之分庭抗礼,往往此时他的标准表情就是张口结舌、脸涨得通红,眼神里充满哀怨愤懑和无奈。后来当我们又重新读书要使用外语时,他那眼神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后悔少不更事,枉费了学习外语的大好时光。但有一点却是记忆深刻的,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解了英文老体圆头美术字的写法,于是乎,许多同学把蘸水笔头子剪平,学习英文美术字,一时成为风尚。

那时,有人贴出了大字报,揭发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还在台北担任要职,于是乎,他也被弄进了劳改队,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心底里为他愤愤不平,好像是自家兄弟受了委屈那样痛心,再见面时,就是他的羞赧和我们的同情了。这就是一个勤勤恳恳的老实人在那个时代的遭遇。据说,后来他仍然在光华门中学任教,尽管之后学校几经合并和改制,70年代改并为七中,最后又更名为行知中学,他却一直在那里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传闻他去了台湾,后来一打听,他仍然原地未动。“冯大头”真是一个痴汉,我们一辈子不会忘记他那迂阔而始终不达理想的人生境遇。

我们的语文老师换过三个人,其中一个姓陆,一个姓江,皆是女性,也都是我们同班同学的母亲,碍于面子,我们都很平静恭敬地聆听她们讲课,课堂上可谓波澜不惊,最多也就是死水微澜而已。倒是换了那位男老师以后,我们的语文课就生动起来了,准确地说,是闹腾起来了。

这个男语文老师姓王,似乎叫王敏翰,个子不高,整天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不苟言笑。上课时总喜欢右手捏着书本,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左手时而背在后面,时而垂在裤缝边,他往往不是站在讲台上讲课,而是喜欢在每一组课桌间穿梭巡游。他高声地朗读着课文,嘴唇不时地抿一下,尔后,牙齿下意识地轻轻咬一下嘴唇,顿生一种妩媚。我们估计他是学过朗诵表演的,其轻重缓急、抑扬顿挫掌握得分寸有度,十分得体,极具表演性。不过就是不入我们的法眼,也许是我们当年混沌未开,少年气盛,也不懂得诵读之美学,只是凭着直觉,不喜欢他那种有点娘娘腔的做派。最记得他在朗诵《梁生宝买稻种》(这是从柳青的《创业史》中节选出来的初中语文课文)那课时的情形:他踱着四方步,缓缓地在行间穿梭游弋,“春雨刷刷地下着……”,诵读一遍下来,我们已经感到十分地腻味了,接着,他又开始分析课文,说实在的,他当年把梁生宝用三根火柴就把一切琐事解决,在火车站票房里安睡下来的细节分析得的确十分到位,多少年以后,当我编写中学教材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当时的分析场景。不过,他在分析周敦颐的《爱莲说》那课时却表现平平,云山雾罩,让人不得要领,以致一个女生在下课值班擦黑板时,有意写下了这样两句话:王老师爱莲说,说恋爱是老王。我们从反读的谐音中读出的是混沌初开一脸惊讶。

最让人捧腹的是,他在朗读和讲析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走动到我们的课桌附近,正读着那句“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突然,我们闻到了一股奇臭无比的味道,于是,“斑蝥”的绰号就因此广为流传了。少年时代自由天性的放纵往往成为成年后的忏悔,我们对不起自己的老师。但是,反之思考当今的教育,那时的放任与现在的教育相比,这种天性的释放难道不是人类教育史上最宝贵的教育元素吗?怀念王老师,不仅仅是怀念我们逝去的芳华,也是在怀念我们逝去的有些放任和放肆的少年时代宽松的教育环境。

我们的地理老师叫孟涛,我们喊他“孟老头”,他的年纪算是教师中最大的了吧,他上课喜欢拿一根教鞭,那可不是用来做戒尺打学生的噢,因为他生性和蔼,永远都是一副嘻嘻哈哈菩萨似的笑脸,从来就没有见他红过脸发过火,典型的好好先生。他每一次都带一两幅地图来,挂在黑板上,图说人文地理。大家喜欢他的课,并不是他课上得生动,而是他善于用许多风俗、风景和风情故事把世界和中国各地的地理形态勾画出来,让你有身临其境之感,他的口头禅就是:这个地方很美,我是去过的!所以,每当他一讲到精彩之处,我们就齐声接茬道:这个地方很美,我是去过的!随即课堂上便爆发出一阵大笑声,他也不恼,尴尬地微微一笑而已。可是后来,他也带上高帽,挂上了“国民党军官”的牌子。作为残渣余孽的“孟老头”脸上灿烂的笑容就再也不见了,悲夫哀哉。

大家对历史课兼绘画课老师颇有好感,他的名字叫朱砚林,五官和身材俱佳,只是皮肤稍有点黝黑,讲课不紧不慢,有时辅以动作,以增加趣味性。我当时就想,他这个名字是因为家里是有如林的砚台的书香门第吗?还是因为他就是一个为磨砚而生的儒林才子呢?我们不仅佩服他的多才多艺,既教历史,还教绘画,更因他不仅教会了我们临摹的技巧,更是教会了我们对待历史的客观态度。他讲近代史时,没有过多地讲义和团运动,反而是讲清军与八国联军的交战,他讲僧格林沁的马队,一批批冲进了敌阵,一批批地倒在了洋枪队的阵地前。他一边生动地描绘着,一边用手在头顶上盘旋挥舞着,作策马奔腾行状,大大地激发了大家的爱国主义热忱。多少年后,当我在一部影片中看到了僧格林沁的马队冲锋陷阵的镜头时,马上就想起了朱砚林在那堂课上的描述,几乎就像是他导演的一样。当然,当我读了大量近代史的资料以后,发现史实与当年他所接触的教材并不尽相同,但是,在那个年代里,一个初中的历史教师就能够持有如此这般的价值观,实属不易。他还曾经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一起讨论《海瑞罢官》的社论,不仅出了“究竟有没有清官”的讨论题,还给我们述说为官之道的气节问题,让人难忘。

物理老师也是从学校刚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名字叫蓝红瑛。她授课十分认真,备课笔记厚厚一摞,但就是让人提不起兴趣来,一气之下,我们就给她起了一个“蓝毛队长”的绰号,因为当时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风行一时,不仅广播电台播出了评书,还拍了电影。现在回想起来,学不好物理的原因甚多,不外乎就是这两点:一是当年我们厌学情绪较重,更不把这种副科当回事;二是对新老师不够尊重,课堂气氛紧张。据说我们的起哄和扰乱让她偷偷哭了好几回。蓝老师的成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据说她是空军部队家属,后来就杳无音信了。我相信她经过几年的历练,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教师,因为她对自己的教学工作充满敬业精神。我想,她也会淡忘当年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对她不恭敬的举止。

数学老师曾经换过几茬,有丁振老师,还有同学们记忆颇深的张秀梅老师,女同学回忆说:“张秀梅教数学是有把刷子的,她讲话语速快,性子比较急。”而有个数学好的男生却这样形容她:“她个子不太高,中等身材,四十岁左右,脸色白皙,短头发,烫过,双眼有神,薄嘴唇,说话时头微微上扬,不可一世的样子,语音清脆响亮。”而我怎么都回忆不起来她的形象,甚至名字都忘记了,反之,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另一位代课中年女性老师,当时还是教务主任,似乎名字叫赖以德,个子矮矮的,微胖,一口四川腔调,让人觉得十分奇特,尤其是那尾音总是拐弯的,回味无穷,勾起了我们少年的猎奇心理,让我们对四川方言有了无比的兴趣。她标准的四川方言惹得我们竞相模仿,尤其是她在课堂上大声地讲解数学题时,反复强调那个“根号2”的声调特别新鲜刺激,这就开启了我一生当中模仿的第一句四川话,“根号2”就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了。我们沉浸在这有趣、诙谐,且有绕梁的意味的揶揄之中,加上当时流行的小品式电影《抓壮丁》的出现,王麻子生动的表演更加增添了我们对四川方言的浓厚兴趣,我们学四川话就有了赖老师这个活样板。有一次她在课堂上询问圆周率,我立马插嘴脱口报出了3.14159265,于是就被同学起了一个“帕尔”的绰号。有人说她也是部队家属,但后来却静悄悄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原来,她的夫君虽然是解放军,却留了一个“国民党起义人员”的尾巴。

半个世纪过去了,少年时期的这些记忆片断常常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我们在那个动荡年代里,正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不稳定的年龄段,所作所为往往是幼稚可笑,甚至荒诞不经的,但也是单纯的。在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尚未塑造成型的懵懂期,一个好的初中教师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初中老师们深深地鞠上一躬!且不说知识传授有多大的收获,就其对我们的宽容和大度,也让我们终身受益。

别了,我的少年时代;别了,我亲爱的发蒙老师们!我们会在天堂里再次相逢,那时我们还会伏拜你们的。



2018年7月6日至7日写于南京至里约热内卢远程旅途中;

7月10日凌晨修改于里约热内卢海滩雅高酒店;

7月11日凌晨定稿于伊瓜苏大瀑布酒店。

本文刊于《雨花》2018年第9期



转载自《雨花》官微,2018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