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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 | 郭沫若是怎么当上院士的

发表时间:2019-3-5阅读次数:443

现代新文学阵营中,五四时期的三位诗人胡适、郭沫若、傅斯年,于1948年的首届院士选举中,分别在中国文学、考古学、历史学三个学科内当选为院士。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郭沫若当选为国民政府的首届院士,这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就首届院士选举的过程,学界先行者已有若干文章呈现,我在此前的相关著述中依据《胡适日记》《夏鼐日记》《傅斯年手札》,也有初步的论述,新近发现的原始档案文献——在最初的提名推荐过程中,胡适、梅贻琦、傅斯年及河南大学的四份推荐票,使得郭沫若在小组得票第一,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最为确凿的实证。讨论、投票的关键时刻,胡适又负责任地引导,使郭沫若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民国学术现场,顺利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三九三-1085 《中央研究院办理第一次院士选举经过情形节略》及《中央研究院京沪评议员谈话会记录》显示,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于1946年10月20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本次年会的一大亮点是,会上讨论了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这一崭新的话题。这是中国院士制度史上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也是战后中国科学工作恢复重建并以崭新的姿态迈向未来的一件大事。

1947年,国民政府决定,将正式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并由中央研究院主持选举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于3月15日应邀赴南京,参加中研院评议会谈话会,具体商讨中研院院士选举法草案。这事关系到下一步的行事走向和学术影响,与会者都十分谨慎。会上,原厦门大学校长、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萨本栋,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简称“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两位评议员,受评议会委托各拟了一份选举草案(《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草案》),提交会议讨论。萨、傅两人分别代表数理生物、人文社会两大学科,各有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学科优势。“选举规程草案”的起草很关键,起草人的立场和思想导向将直接影响日后的实际选举过程。后经15日的谈话会商定,推举“胡适、翁文灏、萨本栋、傅斯年、茅以升、吴有训、李济七评议员慎重起草,由萨本栋召集,于三月二十六日举行全体谈话会审查”。这七人中,胡、傅、李在人文学科,属于师生联盟,更是一个学术研究共同体和学术利益共同体。特别是胡、傅特殊的师生关系,将直接影响乃至左右人文学科院士评选工作。也就说,规矩是人定的,执行操作过程也是人为的,话语权最重要。

17日,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会谈话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继续商讨“院士”选举法。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并一度担任总干事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拟出的第二草案被会议接受,用做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之后便进入第一次院士选举的正式筹备工作:拟定候选人评议员名单、提出院士候选人名单、批准《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

据余又荪记录整理的《七评议员起草院士选举规程小组会记录》稿本显示,这份由傅斯年起草的稿本,在3月17日午后的讨论中,对数理、生物及人文三组分科及各科人数分配,“讨论甚详”,数理、生物两科不设限制,而“对人文组中国文学一科限定‘所选以领导文学风气及精研经籍者为限,文艺创作家不在内’一点,均表赞同”。在假定各科人数分配上,中国文学为五人(并注有最少三人,最多六人) ,属于人文组内中国文学、语言学、史学、哲学、考古及美术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教育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十二个学科专业中人数最多的。这是日后吴稚晖、张元济能够在人文组哲学、中国文学两科被提名并当选最为关键的程序上的依据。

“京沪评议员谈话会”在3月26日修正通过了七位评议员起草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内容共五章十七条,分为:总则、提名、院士候选人资格之审查、院士之选举、附则。在这天的评议员谈话会上所确立的“本院院士第一次之选举”总额至少八十一人的原则,在日后得到充分的执行。

这份完备的选举规程,对院士的选举资格做出了明确规定。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两项,也是为什么一些“学术机关领导”随后能够当选为院士的依据:

其一,对所习的专业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

其二,专业学术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

在上述选举法出台之后,即开始商议院士的人选。国立中央研究院拟定好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筹备会通告》,5月12日交国内各大报纸刊登,并明确指示连续刊载三日。其核心内容为:

第一次选举之院士名额为八十人至一百人,分配于数理、生物及人文三组;由各大学、各独立学院、各著有成绩之专门学会或研究机关,提名院士候选人。兹特登报通告,本院第一次院士候选人之提名期间自登报之日起至三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截止。

时值1947年8月20日截止(原定7月20日截止。《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筹备会通告》中说,因“抗战期中被提名人之著作每多散佚汇集颇费时日纷请展期”,特将截止日期延至8月20日。因为这个缘故,申报提名截止时间有变化,即延长一个月,所以就有两份不同的提名统计数据),全国各大学及多家科研院所,共提名有效院士候选人510人,经筹备会根据申报要求,一审通过402人,并顺利提交10月15日举行的第四次评议会讨论。

前后两个提名统计表,分类有所不同。第一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三九三-1597《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提名册、大学提名统计表、中央研究院院士被提名人姓名编号对照表》,分为大学、独立学院、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分类编号共408号,中央研究院排列在最后,编为408号。

第二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三九三-1599《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提名机构统计表、院士提名科别编号细目》,分为大学、独立学院、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其他提名,分类编号共509号,“自提”为最后509号。其中中央研究院内各研究所分开,史语所为410号,中央研究院院部为419号。

据三九三-1597《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提名册、大学提名统计表、中央研究院院士被提名人姓名编号对照表》、三九三-2600(4)《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提名表格》,大学提名535人,排在前六位的是国立清华大学134人(另一份三九三-1599《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提名机构统计表、院士提名科别编号细目》提名表统计为136人)、国立北京大学119人、国立武汉大学99人、国立中央大学37人、国立河南大学28人(另一份三九三-1599提名表统计为13人),私立金陵大学27人。

机关提名203人,排在前三位的是中央研究院155人、中央地质调查所26人、国立北平研究院12人。

独立学院提名30人。

专门学会提名75人(另一份提名统计为73人)。



郭沫若被推荐是超越政党政治,学者看重学术本身的最好例证。

从档案文献可以明显看出,从选举规程起草,到候选人提名及投票表决,整个过程中,胡适、傅斯年实际上左右着人文学科的人选。当然,胡适作为北京大学校长,本身又是此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召集人,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中国文学”学科的选人标准是:不推荐纯文学创作的作家,而是要研究语言文学的专家。“语言学”学科推出的都是既通晓现代语言学,而又研究古汉语的专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黎锦熙、张公辉。“哲学类”的选人标准是:不推荐追求形而上的玄学论者,而是倾向于实证研究的哲学史家,如汤用彤、金岳霖、邓以蜇、冯友兰、陈康、嵇文甫、徐光荣、罗倬汉、倪青原、郭中一。

尽管人文组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沈兼士、杨树达、张元济、余嘉锡、吴敬恒(稚晖)、胡适、朱光潜、刘文典、李笠、栾调甫、石永楙、唐兰、余上沅、罗根泽戴传贤、朱自清、沈尹默、容庚、古剑尘、赵景深、郑业建、吴宓、郭绍虞、吕湘、刘永济、刘赜、袁昌英、楼光来、张志超、罗正晫、陈竹君、焦菊隐、梁实秋、蒋复璁、罗倬汉、傅抱石、黄若舟、吴金鼎、徐鸿宝、徐中舒、邓以蛰、方东美、潘天寿等文学、绘画教授都被提名,并有“考古及艺术史”候选人门类的设立,但研究外国文学和中西绘画的教授没有一人最后当选,艺术史也没有,只有梁思成的建筑史研究,勉强和艺术沾点边,但更多的是靠近建筑学。

自由职业者郭沫若被胡适以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推荐,是因为胡适看中了他在甲骨文、上古史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正是诗人郭沫若1927年转行后,依靠学术研究成就征服业内人士的实力体现。

胡适在5月22日的日记中记录有他向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发出的人文学科的部分拟提名人选: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  无
民族学  无

在两个他不熟悉的学科,胡适没有提名。中研院的档案中,这份由胡适签章的名单被保存完好。

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二十多年的特殊师生关系,使得他俩在许多事情上,配合十分默契。傅斯年个人的意见,胡适多能听得进。

傅斯年在1947年6月20日给胡适写下的这封信中显示:

适之先生:

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院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好了。

日前开会商量,应该在提名中不忘了放名单(不必即日举出,此会不能包办也),尽力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兹将当日所写之单送上一看,但请千万秘密。

有涉人文组者:

(一)人文与社会科学平等数目,殊不公,因前者在中国比后者发达也。孟和原单标准,在低减后可也。我看人文方面非二十人不可。分配如下:

中国文学四、史学六、考古及美术史四、语三、哲三。

我个人觉得以上单子,可如下分配。

中国文学:①吴、②胡(以上是文学风气者)、③杨树达(经籍考定)、④张元济(古本流传,泛言,不能专就百衲本言,因此书校勘记并未刊行也)。

史学:①陈、②陈、③傅、④顾颉刚、⑤蒋廷黻(近代史尚无第二人)、⑥余嘉锡或柳诒徵(柳不如余,但南方乃不可无一人)。

考古及美术史:①李济、②董作宾、③郭沫若、④梁思成。

哲学:汤、冯、金。

语言:赵、李、罗。

1947年7月17日,胡适致函院士选举筹备委员,并提交由他签名的《北京大学提出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单》,共119人:

数理组
数学十人
姜立夫、陈省身、熊庆来、苏步青、陈建功、申又枨、樊畿(土畿)许宝騄、华罗庚、江泽涵
物理九人
吴大猷、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赵宗尧(忠尧)、周培源、严济慈、李书华、丁夑林
化学十一人
吴  宪、赵承嘏、庄长恭、萨本铁、纪育沣、朱汝华、孙学悟、曾昭抡、高崇煕、杨绍曾、黄子卿
地质学十人
李四光、翁文灏、章鸿钊、谢家荣、朱家骅、斯行健、黄汲清、叶良辅、杨锺健、孙云铸
工程学四人
侯德榜、顾毓琇、萨本栋、周  仁

生物组
动物性三人
童第周、贝时璋、陈  桢
植物学七人
汤佩松、戴芳澜、殷宏章、胡先骕、罗宗洛、张景钺、曾呈奎
心理学三人
汪敬熙、陆志韦、臧玉洤
生理学三人
林可胜、徐丰彦、冯德培、沈寯淇
医学十五人
马文昭、胡正详、汤飞凡、陈克恢、李宗恩、胡传揆、戚寿南、刘士豪、张孝骞、锺惠澜、关颂韬、孙克基、刘瑞恒、谢志光、冯兰洲
农学七人
俞大绂、程绍回、陈  嵘、李先闻、、胡经甫、邓植仪、黄瑞纶

人文组
经济系九人
杨西孟、蒋硕杰、赵乃抟、陈  总、何  廉、方显庭、杨端六、马寅初、
陶孟和
政治学三人
萧公权、周鲠生、张奚若
法律学三人
李浩培、郭云观、吴经熊
哲学二人
汤用彤、金岳霖
历史学四人
陈寅恪、傅斯年、陈  垣、顾颉刚
语言学三人
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中国文学七人
沈兼士、杨树达、张元济、胡  适、余嘉锡、吴敬恒、唐  兰
考古学四人
李  济、董作宾、梁思永、郭沫若
艺术史一人
梁思成

胡适将吴敬恒列为中国文学组提名,是有自己特殊考量的。胡适并不是看重吴敬恒作为国民党的元老的特殊身份,而是强调吴敬恒身为“现存的思想界老前辈,他的思想比一般哲学教授透辟的多”。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吴敬恒在中国文学学科被提名,是因为他长期对推进国语所作的贡献。民国建国的几十年间,从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京成立,到1920年4月21日“读音统一会筹备处”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会”,成为教育部内常设机关;又发展到1928年12月12日,“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直到1935年7月18日,教育部令改 “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吴敬恒一直是这个组织的实际领导者,并撰写有《三十年来之音符运动》 等专著。他对推动国语运动,对国语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有着他人不可取代的成就。这在中国新文学的倡导者胡适看来,是应当给以足够的肯定。

事后的选举结果显示,在胡适提名的人文组哲学、历史学、语言学、中国文学、考古学、艺术史六个学科的21人中,当选18人,只有沈兼士、唐兰、罗常培落选。有四个学科竟是全部当选,这既是胡适学术判断的强力体现,也是他掌握话语权的体现。

这119人,胡适的提名有三种动机:一、必须提名的,如北京大学同人,他作为校长,当选院士多少,与自己的校长身份有直接关联,更关系到北京大学学术地位;二、主动提名的,如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师友、弟子;三、被动提名的,如唐兰。特别是别人找到他,请求他提名,他不好当面拒绝。尤其是,一些人自己将提名表填好,来找他当面签字的,更是无法拒绝。他只好签名、盖章。当然,胡适也有自己坚持的原则,他对所有自己同意的提名者,一律在过目后,亲自规范地用毛笔签名。相比之下,梅贻琦、周鲠生、朱家骅、李四光、陶孟和、赵太侔、沈宗瀚等多位大学校长、院长、所长或学会会长的提名,多使用签名章。内举不避亲,胡适推举自己的内弟(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也自我推举,自己提名自己。

三观卷宗中前后两份统计表三九三-1597、和三九三-1606、三九三-2600(4)两卷相同表格显示,郭沫若在“人文组考古艺术史科”被四个单位提名,排名第一,提名的单位是清华大学(编号111)、北京大学(编号112)、中央研究院(编号408)、河南大学(编号113)。梁思成(编号111、112、408)与董作宾(编号112、113、408)是并列获得三个单位提名。李济(编号112、408)、梁思永(编号112、408)是并列获得两个单位提名。

四家单位(个人)提名郭沫若,依次是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学校编号111)【图2】、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学校编号112)【图3】、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中研院编号408)【图4】、国立河南大学(学校编号113)【图5】。目前尚未找到国立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具体提名郭沫若的档案表格页面,但档案显示有他以校长身份提名数理组、生物组樊映川、郝象吾的推荐表,和人文组徐炳昶、蒋复璁、稽文甫、冯友兰的推荐表。大学提名都是签署校长的名字或印章。姚从吾自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为蒙元史研究专家。在1947年8月18日一封加盖河南大学公章打印件河南大学致中研院的信中,列举有33位被举荐人的名字,没有郭沫若,8月26日一封加盖河南大学公章打印件河南大学致中研院的信中,有郭沫若。原信内容称“兹复增提黄敦慈鲁斐然郭沫若吴大猷饶毓泰江泽涵华罗庚诸先生为贵院院士候选人除俟将提名表填齐另连同著作等件函送外相应先行函达查照为荷”【图6】。中研院档案中有一份专门就河南大学所推荐的院士候选人因未送提名表,因而有12人未列入提名册的情况显示。其中没有郭沫若。这说明郭沫若已经被列入。


由此可见,郭沫若本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到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国立河南大学和一位专业研究机构负责人的提名推荐,并获得本学科排名第一。人为的干涉或政治加害也难以抵挡上述四家最为强大的学术公推力。也可以说,此时,作为学者的郭沫若是值得胡适、梅贻琦、傅斯年、姚从吾充分敬重的。

在档案三九三-3100(1)里一份傅斯年、吴定良、陈寅恪三人签名的提案《请决定历史语言研究所今后进行之方针案》(没有署名具体时间)中有第六项,即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的学术坚守:

本所应永久保持其“纯粹学术”之立场,遵守西洋各国“学院自由”之原则,不以注重实际问题对此有所违反。

这是陈寅恪、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的精神之约,也是他们知行合一的具体表现。

从档案文本可以明确刊出,此事整个过程,郭沫若并不知情。他既没有“自提”(自己提名),也没有向当事者提供自己的个人资料。这纯属推举者和评审者的学术行为。


胡适于1947年10月13日到达南京,出席在鸡鸣寺中央研究院院部举行的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三九三-1558《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年会纪录》所示,10月15日,中央研究院评议大会正式召开。依照中央研究院既定的组织法“评议会条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评议员分为“当然评议员”和“聘任评议员”。其中当然评议员就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的代院长、北平研究院院长、总干事和各研究所所长:

朱家骅、李书华、萨本栋、丁燮林、吴学周、周  仁、李四光、张钰哲、竺可桢、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罗宗洛、赵九章、姜立夫

聘任评议员为:

姜立夫、吴有训、李书华、侯德榜、曾昭抡、庄长恭、凌鸿勋、茅以升、王宠佑、秉  志、林可胜、陈  桢、戴芳澜、胡先骕、翁文灏、朱家骅、谢家荣、张  云、吕  炯、唐  钺、王世杰、何  廉、周鲠生、胡  适、陈  垣、赵元任、李  济、吴定良、陈寅恪、钱崇澍

根据选举院士的实际工作需要,将原有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然评议员、聘任评议员与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委员,组织到一起议事,共同参与选举会议,形成由“评议会代行其职权”的学术权力格局。

据胡适日记记录,评议会在16日上午,召开分组审查会议,共分为:(一)数理组,(二)生物组,(三)人文组。胡适为人文组召集人,即组长。评议会议在下午召开大会,议定出“数理组”和“生物组”的候选人名单。胡适在晚上负责拟定“人文组”院士资格的“合格之根据”,连续工作八个多小时,第二日凌晨四时才完成。

评议会在17日继续召开大会,决定由推荐人整理各组所拟“考语”,并将在大会上决定出候选人名单。经过评议会郑重审查,纯粹以学术之造诣为衡量标准,一致通过150人为第一次院士候选人。

最后定下的这150位候选人名单,其中“数理组”49人,“生物组”46人,“人文组”55人。具体人员名单在当天晚上七点的例会上公开,随后才由中央研究院以公告正式发布:

国立中央研究院公告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兹经本院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大会依法选定第一次院士候选人,数理组四十九人生物组四十六人及人文组五十五人,特为公告如后:

数理组四十九人
江泽涵、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陈建功、华罗庚、熊庆来、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周培源、桂质廷、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朱汝华、吴  宪、吴学周、纪育沣、孙学悟、庄长恭、曾昭抡、黄子卿、尹赞勋、王竹泉、朱家骅、李四光、李善邦、孟宪民、俞建章、孙云铸、翁文灏、黄汲清、杨锺健、谢家荣、竺可桢、王宠佑、汪胡桢、周  仁、施嘉炀、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程孝刚、蔡方荫、萨本栋、罗忠忱

生物组四十六人
王家楫、伍献文、朱  洗、贝时璋、秉  志、胡经甫、陈世骧、陈  桢、童第周、刘承钊、胡先骕、段宏章、秦仁昌、张景钺、裴  鉴、刘慎谔、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饶钦止、李宗恩、胡正详、洪式闾、袁贻瑾、马文昭、张孝骞、汤飞凡、冯兰洲、刘士豪、陈克恢、黄鸣龙、吴定良、汪敬熙、陆志韦、藏玉淦、林可胜、徐丰彦、汤佩松、冯德培、蔡  翘、李先闻、俞大绂、冯泽芳、赵连芳、邓叔群、刘崇乐

人文组五十五人
吴敬恒、金岳霖、陈  康、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  适、唐  兰、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李剑农、柳诒徵、徐中舒、徐炳昶、陈  垣、陈寅恪、陈受颐、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王  力、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李  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徐鸿宝、王世杰、王宠惠、吴经熊、李浩培、郭云观、燕树棠、周鲠生、张忠绂、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方显廷、何  廉、巫宝三、马寅初、陈  总、杨西孟、杨端六、刘大钧、吴景超、凌纯声、陈  达、陶孟和、潘光旦
(按:通告中有“合于院士候选人资格之根据”的条目及考语,略去)

此时傅斯年因患高血压病赴美医治,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夏鼐,代傅斯年列席评议会,没有投票权。他在1947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记下当天表决的现场实况。朱家骅、萨本栋、吴有训(正之)从现实政治考量,对郭沫若的候选资格提出反对意见,巫宝三、陶孟和公开表示摆脱政治立场,支持郭沫若当选,胡适更是力挺郭沫若。在最终表决时,以14票赞成对7票反对,通过郭沫若列入150位院士候选人名单。夏鼐的日记这样写道:

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名单。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

人文组召集人胡适所坚守的“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与前引傅斯年、吴定良、陈寅恪提案中所说的保持其“纯粹学术”之立场,两者是相通的。

政府官员,也是剧作家、画家的张道藩,被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潘天寿提名为院士候选人,在资格审查时,即被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以“所选以领导文学风气及精研经籍者为限,文艺创作家不在内”为由淘汰掉。

在此时中研院的行政管理体制中,代院长朱家骅兼任评议会议长,翁文灏是评议会秘书,萨本栋是总干事。但他们在学术评议会中实际权力,仅仅是投票表决时的各自一票而已。这是学术评会学术精神的核心问题,也是个体与群体学术关系的内在关联。只是每个人坐的位置不同,对郭沫若的态度不一。

这份150人的院士候选人名单,在11月15日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各大报和国民政府公报上刊出,并明确显示:

经公告四个月后,再当由评议会举行第一次院士选举,于此候选人一百五十人中选举八十至一百人,每人必须有全体出席人数五分之四投同意票者,方可当选为院士。而在公告期间,对公告名单中任何候选人之资格有批评意见者,尚可将具体意见函筹备会审阅后,提出评议会,于选举时,作为讨论之参考资料,评议会对于各方批评意见,无不竭诚欢迎,予以重视,一秉大公。

公示四个月期间,中央研究院收到多分举报材料,也收到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在接下来投票选举中,举报材料被作为绝密文件印发给每一位评议员。


1948年3月25、26、27日,评议会成员在南京鸡鸣寺中央研究院院部正式投票选举。三天会议期间,进行了一次普选,四次补选,共投票五次。

26日上午,数理组公示出49位候选人被投票结果(通讯投票、分组投票两项):


 
生物组公示了46位候选人被投票结果,有33人进入最后表决:

动物学七人    王家楫、伍献文、朱  洗、贝时璋、秉  志、陈  桢、童第周
植物学七人    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刘慎谔、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
医学六人    李宗恩、胡正详、袁贻瑾、马文昭、张孝骞、汤飞凡
药物学一人    陈克恢
人类学一人    吴定良
心理学一人    汪敬熙、陆志韦
生理学四人    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  翘
农学五人    李先闻、俞大绂、冯泽芳、赵连芳、邓叔群

人文组公示了46位候选人被投票结果,有33人进入最后表决:

哲学四人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
中国文学四人   余嘉锡、胡  适、张元济、杨树达
历史学七人   柳诒徵、徐炳昶、陈  垣、陈寅恪、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
语言学三人   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
考古学四人   李  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
艺术史一人   梁思成
法律学二人   王世杰、王宠惠
政治学三人   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
经济学三人   何  廉、马寅初、陈  总
社会学二人   陈  达、陶孟和

前三次投票选举结果,产生七十八人,距计划的八十一人尚缺少三人。3月27日,二十四位评议员参与最后投票表决,符合法定人数 。秘书报告在美国的中央大学校长、评议员吴有训来信,说他自己决定放弃此次院士选举与被选举。第二次补选,人文组顾颉刚当选;第三次补选,人文组余嘉锡当选;第四次补选,人文组吴敬恒当选。

选举结果在28日,即被媒体披露,中央研究院在1948年4月1日正式发布公告:

国立中央研究院公告
卅七年四月一日

兹经本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大会依法选定院士,数理组二十八人,生物组二十五人,人文组二十八人,特为公告如后。

                      数理组  二十八人
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
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
吴  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
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锺健、谢家荣
竺可桢
周  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二十五人
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  志、陈  桢、童第周
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
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
陈克恢
吴定良
汪敬熙
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  翘
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二十八人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
余嘉锡、胡  适、张元济、杨树达
柳诒徵、陈  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
李方桂、赵元任
李  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
梁思成
王世杰、王宠惠
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
马寅初
陈  达、陶孟和

这是依照24个不同学科、人名的姓氏繁体字笔画排列出的院士名单。

贫穷落后的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自己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科学荣誉头衔。同时也显示出八十一位院士的教育背景,除了人文组中有六位(四位是前清科举出身:张元济进士、吴敬恒举人、余嘉锡举人、柳诒徵秀才;两位是国立北京大学毕业:顾颉刚、董作宾)未曾到过外国接受西式教育以外,其余都曾出国留学(华罗庚是研究进修式,没有学位)。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三九三-2587《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纪录》,1948年9月23-25日,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召开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暨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周年纪念会。23日上午十点,“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周年纪念暨第一次院士全体大会”开幕式在南京鸡鸣寺路一号中研院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院士都佩戴着由人文组院士梁思成设计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正方形合金徽章,并获得由书法家沈尹默书写的当选证书。

来宾有蒋介石、张伯苓、贾景德、吴鼎昌、刘哲、顾毓琇、石志泉、吴贻芳、曾琦、周鸿经。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为大会主席,蒋介石首先致词(“总统训词”)。“训词”中说,作为建国的需要,希望诸君提高学术水平、流布学术成绩,提倡科学合作,与列国学院沟通其学术,为国家建设致力。蒋介石心系前方战事,根本无心在会场,宣读致词后即先行退场。

大会主席、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在致开幕词时强调:“我们治学的人,当本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一贯精神,孜孜矻矻地工作,总期对国家学术暨人类幸福有所献替。”同时希望:

第一、政府应本着宪法基本国策章,多多奖励科学的发明与创造,并予研究工作完善的设备。

第二、社会各方面多多鼓励学术的研究,增高学术研究风气,扩大我们知识的领域。

接着是评议会秘书翁文灏致词,他强调:

第一、院士这个地位很清高,我们院士是名誉职,不但不拿钱,而且院士之产生非常慎重,都是由全国各大学、独立学院、专门学会和研究机关提名,经过甚多步骤和商量,最后经评议会慎重投票而当选,确是一个很大的荣誉。

第二、我们院士是终身职,就是我们现在挂的这个方证章,我们可挂到一世,直至终身。当然他的任务和工作,要在一两句话说明,很不容易,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有大同小异的这个机构。

在八十一位当选院士中年龄最长者吴稚晖84岁,次长者张元济82岁;年纪最小的陈省身38岁,华罗庚、许宝騄39岁。

到会者:

姜立夫、陈省身、苏步青、李书华、叶企孙、严济慈、饶毓泰、吴学周、庄长恭、朱家骅、翁文灏、杨锺健、谢家荣、竺可桢、周  仁、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伍献文、贝时璋、秉  志、胡先骕、殷宏章、钱崇澍、戴芳澜、李宗恩、袁贻瑾、吴定良、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  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  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  垣、傅斯年、李  济、梁思成、王宠惠、周鲠生、萧公权、陈  达、陶孟和

请假者:

吴敬恒、金岳霖、马寅初、陈  桢、陈寅恪、梁思永、许宝騄、张孝骞、张景钺、罗宗洛、顾颉刚

在国外者:

王世杰、王家楫、吴  宪、吴有训、吴大猷、汪敬熙、李四光、李方桂、侯德榜、陈克恢、郭沫若、曾昭抡、华罗庚、黄汲清、童第周、董作宾、赵元任、赵忠尧、钱端升

郭沫若因“在国外”没有到南京参加院士大会。

参加院士大会最年长者张元济讲话。他在回顾了清末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后,说(沈按:节录,并标点):

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的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的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

打的时候并没有多久,已经闹到所谓四海困穷,人民有些受不住了……

战事不到两年,已经成了这个现象。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

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

张元济的讲话,社会反响强烈,王芸生致信,称道他的中研院之言,“正是人间正气,人民心声”。同时反省报界,说“今日中国之舆论,真可怜极矣,我们报人实惭愧万分”。张元济的讲话被多家媒体摘发,且有大肆渲染之处,随后他将讲话追忆整理成文,以《刍荛之言》成册,同时致信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请他将转送的60册分寄给院士们。

胡适作为当选院士代表在张元济之后致词,他说在看到新当选的八十一位院士中,有50多位到会,十分兴奋。他特别在会上提起湖南大学教授杨树达(遇夫)全家从湖南赶来开会;82岁的张元济(菊生)是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多年没有离开过上海,这次也专程赶到南京开会;余季豫是冒着被炮火袭击的危险,从北平坐飞机赶来的。为此,他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界值得纪念的日子。对此,杨树达在23日的日记写道:“某君亦有演说,首举及予名字,谓携眷千里赴会为难得。次即援庵、季豫云。”杨树达以日记形式编订回忆录时,因胡适正被大陆政权所批判,所以他从日记中移植文字时,将胡适的名字改为“某君”。顾颉刚应原中山大学同事、时任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之聘,远在兰州任历史系主任,因“课务所羁,竟不克成行”,在9月13日他还专门给胡适写信解释。

胡适在致词的最后,特别从学术本身的传承上,说了这段话:

我们对内可尽我们鼓励的职务,可以鼓励后一辈。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

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四十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二百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

25日下午,院士大会闭幕。“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姜还是老的辣,洞察世道的张元济,所言却成了谶语。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到台湾,三位对郭沫若提出反对意见的朱家骅随旧政权到浪花尽处,东海西望;萨本栋病逝;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到北京新政权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而院长正是郭沫若。为守护学术尊严,坚持学术自由,提名推荐郭沫若的胡适、梅贻琦、傅斯年、姚从吾都离开了大陆。对于郭沫若来说,他人生的大戏,这才上演一半。那个在学术上让胡适、梅贻琦、傅斯年、姚从吾敬重的郭沫若告别了旧我,成为政治舞台上新人、红人。

饶有意味的是五年后的大规模批判胡适运动,郭沫若最先站出来,将自己1923年曾亲吻过的胡适视为思想、学术上的最大敌人。胡适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这样记录:“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石庵),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这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胡适晚年也曾与胡颂平谈起此事。楼石庵即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楼光来,为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衡派”成员,1944年教育部第二批部聘教授。

当选院士公布前一个月,即1948年3月1日,郭沫若在《自由丛刊》上发表《斥帝国臣仆兼及胡适》。朋友反目,会你死我活,政治斗争就更可怕了。1954年10月,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0月16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学界开始了“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1月8日,郭沫若在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明确强调:“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很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12月8日,郭沫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做了《三点建议》的发言,他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弟难兄,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潜在势力是怎样呢?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思想立场都和胡适的反动思想有密切的关联。把反封建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古典杰作《红楼梦》说成为个人忏悔的是胡适,把宣扬改良主义的封建社会的忠实奴才武训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也正是胡适。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在这两次的揭发中不就很具体地表露了出来吗?”

“和我接吻”之人情与“学术立场”的底线就是这么经不起政治的高压,胡适成了郭沫若心目中和蒋介石一样的敌人。

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不以政治立场评判,只以学术实力作为考虑的标准,郭沫若就能当选。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是郭沫若的推荐人。1955年中国科学院评选学部委员,以政治标准第一来考虑,就有原来的老院士落选。世道变了,对教授、学者评介的标准也变了。与学术评判标准相同的是文学,此时亦是讲政治第一,艺术第二。

生物组的胡先骕是“学衡派”的重要成员,早期曾极力反对白话新诗,猛烈地抨击、谩骂过胡适,后来两人化敌为友,称兄道弟。胡曾致信吴宓,引以为幸。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院士,1955年大都被新政府接纳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届学部委员,胡先骕因批评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学术造假的“政治问题”而未能当选。原中国数学会会长姜立夫也因遭到华罗庚政治上的打击而落选。

人文社会学科原来的院士,此时健在的张元济、柳诒徵、顾颉刚、周鲠生、钱端升、陈达均落选。

(原刊《名作欣赏》2019年第2期,本文最后一节由作者增补,授权刊发,注释略去)


转载自《东方历史评论》官方微信,2019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