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新闻 News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电话(传真):025-89686720
地址: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杨宗义楼
邮编:210023
网址:www.njucml.com
中心新闻 News 当前位置:首页 - 动态新闻 - 中心新闻

丁帆:我的自白——文学批评最难的是什么 | 新批评·作家眼

发表时间:2019-3-5阅读次数:283

批评的标准似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艺理论问题,但是梳理一下中外文学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答题,这一命题从中国新文学早期“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的争论中,就显现出了两种创作方法各有的片面性,如果将两者合二为一,这恐怕才是全面准确的答案。可是,近百年来,我们的创作和批评就是不能跳出这个各自设定的魔圈,沉湎于一己的创作世界和批评世界之中。

倒是在中国新文学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在某一个历史时段中实现过两者的统一,即“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时代立马让这两种观点实行了自我阉割,让位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大一统本位。无疑,政治正确才是创作与批评的铁律,也是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以至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拨乱反正”“向内转”时,人们则羞于谈作品的主题思想。其实,“为人生的艺术”是被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进行了过度的理论阐释后,才异化了的,以至于在后来仿苏联的文艺理论体系时愈来愈被妖魔化。其实,真正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在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高度统一的,而这个“人生”并不是为某种政治服务的摹写,它一定是驻足停留在“人性”的层面上的,不管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也好,还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也好,离开了“人性”,纵然你的技巧玩得再娴熟,那也只是一种匠艺而已。浏览所有的世界名著,无一不是建立在“人性”基石上的灿烂之花。

近来看到同事毕飞宇一篇《想象力的背后是才华,理解力的背后是情怀》的讲话稿,其中谈及自身创作体会的顿悟时说:“人到中年之后,情怀比才华重要得多。”
“情怀不是一句空话,它涵盖了你对人的态度,你对生活和世界的态度,更涵盖了你的价值观。……我们不缺才华,但我们缺少情怀。”    ——毕飞宇

毋庸置疑,当一个作家悟出了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把才华上升到哲思的高度,他才是一个成熟的作家,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从形而下升华到形而上,将艺术和人生融为一体,让其折射出穿越时空的光芒,那才是一个大作家的手笔。

同理,一个从事抽象思维的批评家只有在拥有独立和自由的思想空间的时候,你才能面对自己的批评环境和对象,从而面对自己的人性和良知。我们的批评不缺少诸多的理论,也不缺少林林总总的方法。但是,我们缺少的是批评家的品格,缺少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批评家往往成为理论的“搬运工”,成为作家作品的附庸,成为“官”与“商”的使用工具。

百年来新文学的批评让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多的“瞒和骗”的批评。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文学批评,也往往会不由自主、情不自禁地走进这样的魔圈之中。在“捧”和“棒”之间,我们必须在忏悔中反思,目的是让文学批评真正走上正途。我也深知,这个简单的推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难于上青天。当然,文坛上也不缺一些少数“真的猛士”,但是“真的猛士”却又往往带着个人的恩怨与情绪,也同样有损于文学批评的形象。



无疑,文学批评面临的首先就是你所处的时代语境,一个批评家只有站得比你的时代更高,站得比作家作品更高,你才能占据文学批评的制高点。否则,你只能钻在时代大幕的背后喃喃自语地说出那种不痛不痒的话,这样的批评很快就会被时代的变化所吞没与诟病,这样前车之鉴的历史教训虽然很多,但是“应声虫”式的批评家仍然层出不穷,其繁殖力是愈加强大,这种历史的惯性一方面固然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批评家自身人格操守的失位。在一个满是利益诱惑的丰饶土壤里,有几个批评家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操守和人格呢?亦如鲁迅先生在几十年前概括“京派”与“海派”时说的那样——“从官”与“从商”正是当下批评家们的不二选择。诚然,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是我们能不能尽量在一个不适合于独立批评的时代里少说一些违心的话,或者面对趋之若骛的违心“赞歌”评论保持沉默呢?

其实,批评家最难面对的是自己所熟悉的批评对象,一个独立自由的批评家最好的选择就是千万别与作家交朋友,尤其是名作家,否则你就是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一副枷锁。但是,在中国文坛百年来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中,我们寻觅到更多的是亲密关系,鲜有毫无瓜葛关系者,像傅雷当年批评张爱玲作品那样,只顺从自己内心世界好恶,率性而为的批评,早在七八十年前就消逝了。当然,当代也不乏职业的“骂派”批评家,但这毕竟是少数,且往往也被边缘化了。尤其这几十年来,  “捧”者众,“棒”者少。中国的“人情债”表现在文坛,一个名作家屁股后面跟着一大群“御用批评家”的情形已然漫漶于批评界,这种几近商业炒作的现象,其实谁都心知肚明,却仍然成为一种批评的常态,这是批评落寞的悲剧。其中的推手,既有作家的意愿,又有批评家的迎合,更有媒体的疯狂蛊惑。所谓批评的乱象由此而构成的一道文坛“阴霾”风景线,让上上下下当作一道绚丽的彩虹,却是批评堕落的悲哀。



杜绝与作家交朋友,这在中国的批评界是难以做到的事情,更难的则是我们不敢直面自己作家朋友作品的缺陷,不敢讲出自己对作家朋友作品的不满之处,更是批评的另一种悲哀。我们缺乏的就是那种真正敢于面对自己良知的大批评家的胸怀和勇气,像别林斯基那样对待自己捧出来的大作家果戈里违反作家良知的行径的猛烈抨击,在我们的文坛中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即便是在中国百年文学史的所谓“黄金时代”,当然,鲁迅先生的批评是有这种风格的,但那多是在文化范畴之列。


反思自己的批评生涯,我当然知道自己为了  “挣工分”做过不少无端和无聊吹捧自己作家朋友的不齿评论,当我意识到这种批评行为近于无耻时,也至多只能做到认为作家朋友作品不好就缄默无语,不发言论,甚至拒绝一切约稿。但是,我没有勇气去对自己认为不好的作品进行批判性的批评,成了鲁迅  “林中响箭”声中的退却者,成了别林斯基皮袍下的萎靡小人。

我也试着拿自己最亲密的作家朋友开刀,于是我就把苏童的《河岸》和毕飞宇的《推拿》作为批评的对象,论及长篇小说存在的一种潜在的危机,虽然是一孔之见,不见得就正确,仅供参考罢了。我想,他们不至于会当真承受不了吧。果然,作家本人倒无所谓,却是作家的另一些朋友们就不能理解了,他们质询我的作家朋友是否最近与我有什么矛盾和过节了。这就是中国文坛作家和批评家关系的真实状况:一俟动了真格的批评,那一定是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也是许多评论家和批评家不愿说出真话的重要本质原因之一,尽管某些批评家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也承认他为之称颂的作品并不好,但是耽于人情,也只能如此这般了。也有的批评家会用另一种方法为之解脱:我的文章最后不是也说了一两点作品的不足之处了吗?但是,这种不痛不痒的“蛇足”文字,似乎就是在作家的新衣上掸一掸灰尘,与真正的批评相距甚远。


批评家是作家的“擦鞋匠”吗?抑或就是站在犀牛背上的“寄生鸟”?

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应该是首先面对自己的内心良知,确立了独立自由的批评心态以后,才能获得心灵的解放;只有在解脱了外部环境的压力之后,确立了自我认知的价值理念,你才能坦然面对一切批评对象,敢于说出真正的“人话”来;只有把“为艺术”和“为人生”有机地融合在你的批评坐标上,无论你是赞颂作家作品,还是批评贬斥作家作品,才能获得自由状态下的真批评。而这种权力的获得首先得从自己的内心做起,不能总是抱怨客观环境的恶劣而放弃了一个批评家应有的品格。

最后,我还是要引用毕飞宇的一段话来作结:


作家的创作永远应该听自己内心的话,不能听别人的话,哪怕作品被很多人批评也无妨,因为听别人话的作家永远没出息,不具备一个小说家的基本力量。

同理,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也应该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既不能被作家绑架,又不能被一切来自“官”与“商”的因素挟持,哪怕是被千夫所指,也不改变批评的原则,这才是一个批评家的基本品格!

虽然我也难以完全能够遵循这样的批评操守,但是我心向往之,努力为之奋斗,我坚信,倘使每一个评论家和批评家都能稍稍向前迈出一步,我们的批评也会大有进步的。

转载自《文学报》官方微信,2019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