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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 马永强 | “文明差序格局” 与文化自觉下的“重新写作”——写在《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出版之际

发表时间:2019-4-24阅读次数:209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修订版《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历时三年的修订,终于付梓印刷。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这项研究、初版文学史出版到文学史修订版的完成,时间跨度长达20年。在书写《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序言时,我们的思绪不自觉地游离到文学之外的西部,这成为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遥望西部,内心涌动的不仅仅是对奇诡的自然造化的神往,还有对层层累积的历史文化、多民族色彩不断探寻的冲动。地处欧亚内陆的中国西部,从人类的童年开始,就是一块生长英雄和英雄史诗的高地,一块放牧着野心和激情的高地。这里曾是人类文明的交汇地之一,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在此留下了碰撞、融汇的历史印记。古“丝绸之路”既是连接东西方的玉石、丝绸、瓷器、香料、茶叶等的贸易之路,也是古代中国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和文化交融的大动脉。不仅如此,西部还是域内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因此,古丝绸之路作为中原农耕文明板块的最西端和末梢,不仅联结了西部各民族之间的交融,而且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融汇的锋面。正如季羡林说的,通往西方的古丝绸之路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既是西部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交融的跳板,也是“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国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上几个文化发源地的文化,都在这里汇流”。所以,中国西部多元文明形态的形成是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和传播的产物。
对于中国西部文学的持续关注正是源于以上思考。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化语境下的地域文化差异日益凸现,我们的研究视野也拓展至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冲突和地域文化的深层,而自成格局的西部文学美学价值的发现,使我们产生了建构中国西部文学史的最初冲动。经过多次学术碰撞和交流,孕育之中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架构呼之欲出。2000年,我们拟订了写作的初步宗旨和大纲,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酝酿,于2002年申报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然而,研究之路从一开始就是不平坦的。迄今为止,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已经足有千种之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然而,我们又不得不遗憾地说:由于种种原因,现行的现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有意识层面还是无意识层面,都将西部文学边缘化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大量西部文学的文本阅读得太少;我们对西部文化生态——以游牧文明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形态还不够熟悉;我们对西部风土人情、风俗风景还较陌生;我们对西部作家表达情感的方式,乃至审美观念与文本的书写方式都有着天然的距离感。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撰写宗旨就凸显了出来:全面地、系统地勾画西部现代文学史的面貌,将它置于一个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研究序列,既要成为我们的研究视角,又要成为我们观照一切西部文学的价值理念。于是,用新视角去打捞和钩沉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遗忘乃至湮没的许多优秀作家作品;以新的理念去重新解读和诠释大量文本生成的意义,包括那些没有被发掘的有意味的形式,便成为我们撰写《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的主体架构和价值观的关键所在,也成为这部文学史修订版的一个基本遵循。
鉴于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西部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并非是简单地编撰一部区域的文学门类史,它是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的象征和显现。受制于西部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历史进程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的影响,既秉承着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悠久的文学历史传统,又一直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脉动。如果从“地域人种”和文明形态的视角来看,西部现代文学还存在着迥然区别于中部和东部文学的极其特殊的一面,一直伴随着“抵进本土”、“发现本土”的内在追求和艺术超越,从而凸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景观和风貌。所以,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多元文明形态的高度,用一种西部文化精神的整体观来统摄西部文学中的每一个文学现象、社团流派和作家作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西部文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理性高度。
如何确立撰写的总体思路和方法成为研究的关键。首先,西部现代文学史的空间区域的划分和时段上下限是个难点。在空间区域的厘定上,“文化西部”成为我们划分西部边界的内在标准,它的边界和视阈,既不同于地理地貌意义上的西部区划,也不同于以发展速度为尺度所划分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这里的“西部”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要素构成的独特文明形态的指称,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在内的以游牧文明为背景的融汇了游牧、农耕和前工业的文明范畴,另外两个中国的文明范畴是:中部以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为主体的文明范畴、东部沿海以后工业与后现代文明景观呈现的文明范畴。在时段划分上,我们本着西部文学的内在逻辑线索,参照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但不惟政治标准划分切割的理念,对西部现代文学进行分期,尽量做到接近历史的真实与客观。我们将中国西部新文学大致分为五个时期:1900年至1949 年属于西部现代文学的萌动期;1949年至1979年是西部现代文学的成长期;1979年至1992年是西部现代文学的繁荣期;1992年至2000年是西部文学新的发展期;2000年至2017年是新世纪西部文学的演进期。中国西部现代文学的独特品格与美学风貌,就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的。虽然从20世纪初发端时的一支细流到20世纪80年代后巨流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蓄集过程,尔后又出现了短暂的间歇与新的涌起,但是,“抵进本土”和“呼应主潮”两条红线一直交替贯穿在20世纪西部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因此,中国西部现代文学的演进历程可以看作是西部文学审美个性从萌动、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历程。其次,作为文学史观照的主体对象的作家作品,我们既要用宏观的文化视野和人文理性的价值观去概括其总体特征,同时也要以微观细致的文学研究的方法去进行工具性的梳理。因为文学的传统与文学的现实生态、作家的才情与表达,对文学产生的影响一样重要,这里既有文学叙事传统的基因传承,又有文学作品产生的现实动力因素,还有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影响,这几个方面的变量对文学的影响是实质性的。
我们用研究的实绩回答了一些读者和研究者的疑问,究竟哪些作家作品才属于西部文学?我们认为,只要文本的旨意是指向西部这一独特的文明形态,就都属于西部文学论域的范畴。它既包括西部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口传史诗、民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也包括历朝历代的文人创作。就文人创作而言,从创作者的身份来看,主要包括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土著作家,即生活在西部的各民族作家的创作;第二类是流寓作家,因为除西藏以外的西部,一直是将士戍边(包括后来的军垦)、垦荒移民(包括后来的支边者、知识青年等)、罪犯流放、官员贬谪的主要地区,所以,就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流寓作家群;第三类是客居作家,他们到西部旅游、探险、工作或作短暂停留创作了一批有关西部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家各自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人生体验、价值取向存在着差异,所以,呈现在他们笔下的中国西部镜像也有所不同。但与中部及东部作家们的创作相比,这类作品却又有着明显的中国西部所独有的审美底色。西部本土作家的崛起为西部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流寓及客居作家的创作则为西部文学提供了更多更新的审美视角,他们共同为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学史还用一章的篇幅,对“西部口传文学的现代传播”作了书写,将《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三大英雄史诗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阈, 对于这一点,朱晓进教授指出:“这一论题的意义不能小看”,因为“它们积淀了西部的文化精神传统”。至今仍在说唱、发展的以英雄史诗、民歌等为主的西部口传文学是“活形态”的艺术,它在20 世纪以降的传播历程,如每一次的“当下”说唱、新的创作和搜集整理、出版等传播,都属于西部现代文学的范畴。这一西部文学瑰宝的呈现,为西部文学奇诡多彩的美学风格形成做了很好的注解。
在研究中,我们着重强调的是这部文学史内在的审美逻辑线索和文化精神线索的贯穿。因此,确立了西部文学“三画”(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和“四彩”(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的研究格局,以此来剖析文本。惟此,我们才能获得对西部文学最准确的文学本质的美学把握。
在这部文学史出版的十几年中,有媒体和研究者指出,2004年出版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西部文学史,它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空白——全面系统地勾画了20世纪西部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演进过程……而我们始终认为,这部文学史之所以会得到太多的肯定,主要缘于对西部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正如初版“序言”结尾写的那样,“2004年版《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所关注的是西部文学的进行时,因此,遗漏和局限也会随着时光流逝毕现,但我们追踪的目光不会停止”。所以说,时过10多年的再一次大规模修订和补充,就是我们不断追踪、思考的结果,也是对这一承诺的兑现。本次修订的一个重点是将西部文学史的书写时段由初版“文学史”的截止时间2003年拓展至2017年,增加了两章15节内容。但同时,对原文学史四个章节给予了大幅度修改、删减,还对通篇内容进行了修订,一些篇章做了适当的补充。初版文学史51.4万多字,修订版60.5万多字,增加新的内容约16万字,删掉的内容有七八万字,修改篇幅达到五六万字,整部著作的增刪幅度近30万字。修订版“文学史”更名为《中国西部新文学史》。正如研究者说的,10多年前,这一部文学史的写作价值远远超越了时代的意义,而今,源自文化自觉的“重新写作”依然如此。
10余年来,西部文学涌现了大量新生代作家。此次重新修订的内容之一就是补充了自2003年至今出现的新晋作家作品、老作家的创新与变化,以及推动西部文学发展的现代文学制度如文学期刊、社群、文学活动对西部文学的影响等。在原文学史1949-1979年期间增加了“西部想象与别具一格的文学书写”一节。井上靖、梁羽生、金庸三人进入西部文学史书写视阈,是因为他们具有很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中国西部成为这三位作家的书写对象和“西部想象”,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写作风格,为1949年以后30年间的中国文学书写和文学史书写所独见。重新修订的另一个深刻原因在于:西部文学本身蕴含的深刻文化象征意味。作为美学精神的内化——西部风骨,已经成为西部文学、西部文化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最大的馈赠和贡献。尤其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掀起的“西部文学热”到新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学一直存在一个显性与潜藏着的“精神上的西进”,向西部寻找精神资源和动力,寻找生命的力和美,寻找诗性浪漫主义和梦想。因为西部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一个精神的高地、是英雄史诗成长和流传的高地,是这个文化消费时代的“存”与“真”。西部蕴藏着最丰富的文学内容,是文学的富矿。从文明史的视角看,西部文学具有“活化石”的意义。长期以来,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而西部作家深陷其中,由于没有外在文明的参照,创作视野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一现状是“文明差序格局”和中国文学的地域空间造就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呼唤并期待:西部的作家能够用自己的文学智慧和恒定的价值理念创作出无愧于一个大时代的鸿篇巨制,不要忽略脚下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描写的重要元素——那个能够创造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富矿——原始的、野性的自然形态和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文化形态所给予的审美观照。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我们深知西部文学研究尚有许多盲区,亟待文学研究者去关注、去开垦,尤其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文学作品,囿于种种条件限制,我们无法对其展开大规模的翻译和研究,只是关注了翻译成汉语的部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此,我们深表遗憾。


转载自《中国作家网》,2019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