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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 | 革命的五四”与“启蒙的五四”之纠结

发表时间:2019-5-6阅读次数:128


总的来说,五四运动的种种倾向几乎决定了以后几十年内中国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方向。在这场思想的骚动中,开始形成的时刻的社会与民族意识一直延续了下来。
     ······在批判中国旧传统时,很少有改革者对它进行过公正的或同情的思考。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结论:繁多的阐释与评价》


说实话,搞了一辈子的中国现代文学,读了大量的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书籍,但是我始终没有搞清楚“五四究竟是什么”这个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问题,反而是越搞越糊涂了。
什么是“五四”?这是一个问题!毋庸置疑,百年来涉及到这个命题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众说纷纭,观点芜杂,让人在大量活着的和死去的史料堆里爬不出来,总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会把“五四事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以致让一些政治家把这个时间的标志当作纪念日:1938年7月9日国民党的“三青团”成立时,曾经提议把“五四”定为“青年节”,1944年4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又将它从政治层面下降到文艺层面,定为“文艺节”;1939年3月中共的中国青年联合会在延安成立时也提议把它作为“青年节”,1949年12月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重新正式把“五四”定为“青年节”。可见它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意义远远是大于文化和文学意义的。
我们如果用那种简单的逻辑推理就会得出:没有《新青年》何来的“五四”?“五四”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标记,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现在年年还纪念的‘五四运动’,不过是新文化运动中间的一回事。‘五四’那一天的事,意义并不大,我们是用它来纪念新文化运动的。”(梁漱溟,《蔡先生与中国》,《梁漱溟全集》第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5页)他的意思很明确,“五四事件”本身的政治意义并不大,大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发展导向起着的决定性作用,当然对文学的发展走向也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梁漱溟的话对吗?说对也对,说不对也没错。因为当时亲历这场运动的“五四先驱者们”在“五四事件”过后也是各有各的说法,有的甚至大相径庭,这就让一帮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无所适从了,何况历经百年之后,面对着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同阐释,“五四”的面目就越加模糊起来,我本人也在这半个世纪(从小学政治教科书中第一次读到对这场“爱国主义运动”的阐述,及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我父亲的案头看到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以来,因读到各种各样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文与书籍后,就像老Q做了一场未庄梦那样,愈加对“五四”敬而远之了。实在想说几句话,也都是梦话而已。


陈独秀对“五四精神”的定义似乎应该是权威的说法罢,他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的讲演》中说得很清楚:
“如若有人问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词必然是爱国救国。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迫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但是我们的爱国运动,远史不必说,即以近代而论,前清末年,也曾发生过爱国运动,而且上海有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十年前就有标榜爱国主义的运动。何以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无论是赞美、反对或不满足,都有一种新的和前者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呢?他们所以感想不同的缘故,是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确比前者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
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清末革命的时候,人人都以为从此安宁了,不料袁世凯秉政结果,反而不好。袁世凯死的时候,人人又以为从此可以安宁了,不料现在的段祺瑞、徐世昌执政,国事更加不好。这个时候,中国人因为对于各方面的失望,大有坐以待毙的现象。自从德国大败、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人思想多一变。于是,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一般工商界所以信仰学生,所以对于五四运动有新的和前次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就是因为学生运动是直接行动,不是依赖特殊势力和代议员的卑劣运动呵!
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与以前的爱国运动的感想不同,也是因为有无牺牲的精神的缘故。然而我以为五四运动的结果,还不甚好。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小而结果大,不是一种好现象。在青年的精神上说起来,必定要牺牲大而结果小,才是好现象。此时学生牺牲的精神,若是不如去年,而希望的结果,却还要比去年的大,那更不是好的现象了。
以上这两种精神,就是五四运动重要的精神。我希望诸君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不但特殊势力和代议员不是好东西,就是工商界也不可依赖。不但工商界不可依赖,就是学界之中,都不可依赖。最后只有自己可靠,只好依赖自己。”
(原载1920年4月22日《时报》)
    倘若我说陈独秀当年做这番演讲的时候还是一个“愤青”的话,我们可以原谅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他以为诸如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以流血的代价换来的才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唯有“牺牲精神”才能换来革命的胜利,其实,当年持这种想法的知识分子是很多的,他代表着许多“五四”革命先驱者的普遍观念,这就造成了“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才是这场运动本质的假象,殊不知,这才是遮蔽和阻遏“五四启蒙精神”向纵深发展的源头和本质,他让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导向了卢梭式的法国大革命的教义和苏俄“十月革命”的实践范例。虽然陈独秀在其晚年对“五四运动”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反省,但历史认知的潮流已然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了。历史告诉我们:革命运动无论“牺牲大”还是“牺牲小”与其结果并不是呈反比状态,而是看他的理念有无深入人心。
陈独秀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他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反对旧道德,张扬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既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发动者与重要角色,又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倡导者,与胡适等人一起,倡导白话文学;在1919年以学生游行为导火线的“五四”政治运动中,他也竟亲自上街散发传单,并因此被捕。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原先包括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在内的“五四”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离:陈独秀、李大钊投身政治,胡适退回书斋搞学问,鲁迅则陷入“荷戟独彷徨”的苦闷之中。他们其中任何一位来阐释“五四精神”,都会是有差别的。作为“五四”的全面参与者与领导者,陈独秀似乎是诠释“五四精神”的权威角色。然而,这篇演讲,陈独秀显然并没有试图对“五四运动”进行“全面”的阐述,他只是以一位政治家的身份,着眼于“五四革命文化运动”,阐释政治视野中的“五四精神”。因此,他强调的“五四精神”为: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而他演讲的地点——中国公学——恰好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因此,演讲者的身份和听众对象,决定了这篇演讲是以“五四”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干预政治为楷模的宣传、鼓动的文章。这也是让“五四”从“文化革命”走向“革命文化”的滥觞因素之一,难怪林毓生们会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后来的浩劫相联系,原因就是在于他只看到了这场运动左倾的一面,而忽略了他潜藏在地下奔突的烈火——启蒙给一代又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新文化遗产,当然还有遍体鳞伤的躯体和灵魂。

“五四”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原因是“五四”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文化运动。学界普遍认为“五四”的含义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反对传统道德、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第二,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文学革命;第三,反对帝国主义和专制腐败政治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这决定了“五四精神”注定不可能进行单一视角的归纳,而百年来恰恰忘却的总是最根本的首要任务,启蒙往往却成为纪念“五四运动”餐桌上的佐料。
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崇尚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价值,以进化论眼光肯定现代化,否定传统道德与价值观;而在“五四政治运动”中,爱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又与“五四”启蒙理想在对待西方和中国文化的态度上相互冲突。可以说,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阐释目的,就“五四”的某一方面含义进行了偏执性的强调。总之,百年来围绕着“启蒙的五四”与“革命的五四”之命题,谁也无法做出合乎逻辑的周延性判断。另一方面,似乎“启蒙与救亡”遮蔽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实质性的问题,让我们做了问题的“套中人”。


而胡适之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他原本的“革命”目的何在呢?也是在“五四事件”发生的第二年他发表了演说,其内容与陈独秀的观点就有了一些不同了。1920年5月4日,胡适参加了北京女子学界联合会召开的“五四纪念会”,并发表演说。当天的《晨报副刊》,胡适与蒋梦麟联名,发表了一篇胡适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此文既肯定了青年学生运动的贡献,但他还是认为:“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的。”显然,胡适是反对用“牺牲”换来的革命结果的,换言之,就是反对以革命的名义进行青年学生运动的。
而到了1928年的5月4日,胡适在光华大学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演讲,其观点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又肯定了学生的“牺牲精神”,不再提倡钻进“故纸堆”里去了,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胡适证明“五四运动”印证了一个历史公式。即:“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公式,古今中外,莫能例外。”当然,在胡适对自己的观念做出重大修改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自己过去说过的话,于是就用辩证的方法予以圆场:“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末,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到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算不曾放弃责任,总是热热烈烈的与恶化的挣扎……青年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显然,胡适认为牺牲青年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与毫不足惜“牺牲”的非人道观念是有区分的。
    从胡适的观念转变,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症结来——在“启蒙与革命”的悖论当中,“五四”就成了一个在“启蒙”与“革命”之间来回奔跑跳跃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冠词,似乎这顶桂冠扣在任何言者的头上都很合适。但是,人们忽略的恰恰就是政治和社会的时间与空间的变化给人的思想观念带来的变化。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也随着各人的生活经历的变化,“五四”先驱者们的观念也在变化,我们如果将他们的思想看成一成不变的固态,就会犯经验主义的毛病。这一点在胡适1935年的《纪念五四》一文中得到了印证:“我们在这纪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细细想想今日是否还是‘必有赖于思想的变化’。因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
直到1958年5月他读到了女作家苏雪林的一篇追念“五四”的“理性女神”的文章,在写信回复时说:“我同情你的看法,但我(觉得)五四本身含有不少的反理智成分,所以‘不少五四时代过来人’终不免走上了反理智的路上去,终不免被人牵着鼻子走。”恐怕一个67岁的成熟老人的思考才是最深刻的。
1960年,胡适应台北广播电台之邀,发表了一个长篇谈话《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其实这篇演讲标题似乎又回到了老路上去了,其实其主旨却是针对犹如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五四“启蒙运动”感慨而发:“五四运动也可以说害了我们的文艺复兴。什么原故呢?……因为我们从前作的思想运动,文学革命的运动,思想革新的运动,完全不注重政治,到了五四之后,大家看看,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所以从此之后,我们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就变质了,就走上政治一条路上……”“在我个人看起来谁功谁罪,很难定,很难定,这是我的结论。”我以为,这是胡适晚年对“五四”最为深邃的一次思考,那种试图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安放在“启蒙运动”轨道上的梦想为什么会成为泡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在中国,试图创造一个“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凡是运动最后总是要归于政治的。这就造成了不仅仅是“启蒙”的悲剧,同时也造成了“革命”的悲剧。历史无情的证明了这个历史的规律,并且还将不断地证明。
我们往往把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阵营”的旗手来对抗“启蒙主义”领袖胡适的,其实,这就抹杀了他们在许多观念上的交错和重叠部分的共同性,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百年来我们将“启蒙”与“革命”的界限给抹杀了,在这两个性质完全相异的名词之间画上了等号。
鲁迅先生说:“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缘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中国现在也是如此,这现象,革新的人称之为‘反动’。我在文艺史上,却找到一个好名辞,就是Rsnaissance,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因为那时候思想太专治腐败了,在古时代确实有些比较好的;因此后来得到了社会上的信仰。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 (《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7-228页)这些话与上述胡适的许多言论则是高度一致的,从中既可以看出许多事情的端倪来,可怕的“反动,倒退”在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河中流淌,让人陷入了无边的困顿之中,我反反复复揣摩这段话的含义,终于,我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就像老Q那样在祠堂里睏过去了。
于是,我找来这段不知是“启蒙”还是“革命”的谶语,但仍然不能解惑:“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0页)
于是,我再翻阅另外一些“五四先驱者”们的说法,选择几段来进行对比罢,抑或能在多角度的测量中找到一个较为有价值的坐标来,虽然也很枉然。不过,在对比之前,我还是援引一句余英时先生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语:“或许,关于五四我们只能作出下面这个最安全的概括论断:五四必须通过它的多重面相性和多重方向性来获得理解。”(余英时,《文艺运动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第99页)
我们在谈“五四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能不把书生谈“五四”与政治家谈“五四”区别开来,也就是说,用学者的眼光和政治家的眼光来看“五四”,是能够读出不同的味道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五四”来的。
“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作为著名的政治领袖,孙中山支持‘五四’学生运动,这对知识界的分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把青年吸引到革命阵营。列宁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西方国家对他要求的为重建国家计划提供财政支持的呼吁无动于衷,却承认每一届北洋政府,又使他十分的失望,因此他的思想就趋渐‘左倾’。”(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43页)也许这就是导致“五四”转向为政治起主导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罢。所以,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初始时的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言论则是一件十分有趣,也是十分复杂的事情。


用中国共产党缔造者李大钊先生的定义来说:“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君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李大钊,《在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发表于《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出版,未署名。此文摘自该刊的有关报道)在这里,作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他并没有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定性为“爱国主义”的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而是“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请不要忘记其中的这一层深刻的涵义,所以,我又产生了遐想:他认为的仅定性为爱国主义“尚非恰当”,那么,其“人类解放运动”必定是指向“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时正是苏俄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李大钊的暗示其实是不言自明的,也就是说,李大钊先生的眼光是更加辽远的,他的定性没有被纳入后来的教科书,似乎也是一种遗憾。
显然,与上述的中国共产党另一位创始人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作俑者陈独秀的“牺牲精神”观点相比较,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是站在彻头彻尾的“革命”立场上来说话的,至于陈独秀后来观点有所变化则是另一回事了,反正我从这里读到的是硝烟之气息。
陈独秀后来又这样说过:“‘五四’运动时代不是孤立的,由辛亥革命而‘五四’运动,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而抗日战争,是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时代之各个事变。在各个事变中,虽有参加社会势力广度之不同,运动要求的深度之不同,而民主革命的时代性,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所以‘五四’运动的缺点,乃参加运动的主力仅仅是些青年知识分子,而没有生产大众,并不能够说这一运动的时代性已经过去。”(《“五四”运动的时代过去了吗?》,《陈独秀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88页)从中,我们看到陈独秀先生似乎切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害处就是知识分子没有“唤起民众”的弊端,算是最初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失败原因的人之一。
所有这些,是导致“五四新文化运动”向着苏俄“十月革命”模式靠拢的动因所在,虽然陈独秀在晚年进行了深刻反思,但在当时确实是十分青睐这“十月革命”的鼓声的。所以周策纵先生描述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尝试着吸收西方思想界的自由和民主的传统时,却遭到了商业和殖民化的严酷现实,在这段关键的时期,苏维埃联邦向他们展示了诱人的魅力。”当然,这不仅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也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政治观念。毋庸置疑,激进主义的思潮往往就是革命的动力所在,而那种带有书生气的、纸上谈兵式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启蒙”理性考辨,往往会被激情的“革命”欲望和冲动所遮蔽掩盖。
其实,当时的左派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围绕在杜威和罗素的“西化”理论上做文章,摸不清楚哪种政治模式适合中国的社会前途。杜威把“民治主义”分为政治民主、民权民主、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四类,这个观点受到了陈独秀的极大支持,“由于杜威观察了中国当时经济的情况,他更坚决地放弃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资本主义。据他的判断因为中国工业落后,劳工问题和财富分配不均问题还不严重,因此,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处。”(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27—228页)周策纵当然是不同意这种判断的,其实,后来毛泽东在1925年12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有了相反的论证。到了1930年代,中共的领导人瞿秋白为茅盾谋划长篇小说《子夜》时,也从政治和社会层面彻底否定了杜威的观点。“虽然那些即使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同意杜威对民主主义的某些诠释,但他们自身仍有明显的偏颇:例如对经济问题的特别注重”,只有陈独秀的“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的理论是迎合杜威的。也许是杜威的观点比较明晰,其走资本主义的倾向昭然若揭,无论是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都不同意,也就是少数的“柿油党”会同意他的观点罢。
而当时为什么无论左右派都对罗素的政治社会学如此感兴趣呢?因为罗素的观点有着充分的两面性,你说是辩证法也罢,你说是翻译出的大毛病也罢,他的理论受到知识界的欢迎是真:“罗素在中国的演讲甚至公开地明显支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并且承认苏俄布尔什维克经济措施的一些成就,······如他们实现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平等。然后他下结论道: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协助苏维埃维持她的共产制度,他还说:‘此外,我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应该实验一下这种卓越的新主义’。”(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32页注释①)
而在另一方面,罗素又开始自相矛盾地“反对苏俄共产主义的广泛措施;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原来希望全盘采用苏俄的政策,他的反对使他们的想法打了折扣。另一方面,罗素强调增产的必要,他的观点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有必要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引发中国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大讨论的成因吧。
两位洋大人开出的药方虽然不同,却引起了当时中国智识阶级在这个焦点问题上的大分化,最后当然是左翼思潮占了上风,包括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崛起,就标志着整个文化开始进入了大转折时期。《子夜》在不断修改中,用形象的语言和情境严肃而认真地回答了“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命题,当然也包括不走“民族资本主义道路”,因为“自从来到人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肮脏的和血淋淋的”。
难怪许多党派的政治家和左右知识分子都热衷于他两面俱到的理论,进行了几乎并无实际意义的大讨论。
温和的自由主义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胡适之先生同样掉进了政治的陷阱里,显然,先生的慈善和仁义之心可鉴,他是害怕因“革命”流血的,但是他的话往往不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包括那个“肩扛着黑暗的闸门”的鲁迅先生尽管也知道革命是会有“污秽和血”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却陷入了对“革命”迷狂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掷出“匕首与投枪”“直面惨淡的人生”勇气,另一方面却又主张采取避开锋芒的“壕堑战”。所以在大革命的动荡时期的激情往往压住的是“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畏首畏尾躲避鲜血淋漓现实的情调。
所以,胡适总结道:“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因为是不得已,故他的发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的。”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胡适文集》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由此,我想到的是,胡适先生是不想看见流血的“革命”的,但是,他似乎又是对“启蒙的五四”抱有一些希望的。流血是残忍的,尤其是青年学生的血,可是要革命总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才是革命必须付出的血的代价,任何革命都不能逃脱流血的悲剧发生,所以,笔者在“五四”八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曾经说过:革命只能允许付出一次血的代价,决不能付出第二次代价,更不能付出N次血的代价。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第一次付出血的代价之后,就建立一个能够制止流血的制度和法律出来。
更加有趣的是,作为“改良主义”的失败者的梁启超对“五四事件”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而他的态度就像周策纵说的那样:“梁启超的观点似乎是在胡适和陈独秀之间,而国民党领导人(笔者注:按指孙中山)则对“五四运动”的政治潜能深感兴趣,因此吸引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入党。”哈哈,作为一个末代的旧士子,其对“五四革命”的态度是深有意味的,“戊戌变法”最多就是想来一场“宫廷政变”吧,他的骑墙态度究竟是后悔没有流更多的血来完成那次被后人诟病的“假革命”呢,还是后悔一流血变法就破产了呢?即便是在菜市口,也不就付出了六个文人士子头颅吗,这是能容忍的呢,还是不能容忍的呢?我苦思不得其解。
总之,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事件”,似乎政治家的兴趣要比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浓厚得多,“虽然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思想革命,然而也正因为新式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不断提高,才会有这个运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25页)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立场更是一种冷峻的观察角度,则显然与其他人不太一样,他一直以为:“原来五四运动也是社会的各方面酝酿出来的。政治太腐败,社会太龌龊,学生天良未泯,便忍耐不住了。蓄之已久,迸发以朝,于是乎有五四运动。”显然,这是肯定“五四事件”对推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起的积极意义。但是,他还进一步痛心疾首地说:“自‘五四’以后,学潮澎湃,日胜一日,罢课游行,成为司空见惯,不以为异。不知学人之长,惟知采人之短,以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言之实堪痛心啊!”(《读书与救国——在杭州之江大学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一版,第123页)显然,这又是对“五四运动”所造成的负面效应进行了无情的诟病。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提倡“教育救国”的先驱者,蔡元培一直是主张“启蒙”大众的,但是,没有“启蒙”的火种是万万不可的,而其火种就在于培养学生,而学生罢学,没有知识作为面向世界的基础,何以启蒙呢?他之所以将学生置于教育的首位,生怕学生以“牺牲”为祭品,就是不希望在“革命”的行动中输掉“启蒙”的老本。所以“保护学生”的传统便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成为许多教育家义不容辞的职责,那么,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校长在革命运动中保护学生的本能,也就不足为奇了。
蔡元培在处理“启蒙”与“革命”的关系时的价值立场为什么与他人有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学术呐喊震撼了许多学者,至今时时还萦绕在人们的耳畔。近年来,如果用“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的学术观点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文化思潮,显然是一种试图推进学术讨论的积极举措,这也与我近十几年来提倡知识分子的“二次启蒙”思路有相近之处,不过,我并非是理论家,只能从“五四文学”大量的思潮、现象和作家作品阅读中获得的直觉体验,提出另一种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路径,冒着不揣简陋、贻笑大方的危险,博大家一辨,当一回舞台上的小丑,似乎要比阿Q强一些,因为小丑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人,不像Q爷自以为是一个“有精神逃路”的人。
于是,我试图沿着世界近现代史的路径去寻找一个新的理论坐标,将其与中国的“启蒙与革命”进行叠印,找出其重叠和相异之处,抑或可以更加明晰地看出投影中的些许问题来。
好在这几十年来许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法国大革命和英美革命与启蒙的关系上,给我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考理路,但是,我发现,倘若不把俄国革命与启蒙的关系加入进来进行辨析与思考,我们是无法廓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许许多多中国问题,少了这个参照系而去奢谈西方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与启蒙的关系,似乎仍然解释不了中国社会百年进程中的许多复杂的“启蒙与革命”的因果关系。
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仍然没有找到解惑中国“启蒙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又读了他的《论美国的民主》虽然能够影影绰绰地找到一些答案,却不能完全解释出“启蒙与革命”在中国百年历史中的双重悖论关系来。他留下过的名言虽然能够打动我的心灵,却解决不了百年的中国文化问题。比如他说“历史是一个画廊,里面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这是多么精彩的断语啊,我们也知道中国百年来的“启蒙与革命”的复制品很多,但是,他没有给出一个真品的样张来供人欣赏、参照和鉴别。也许,倘若他活到今天,就可能看见东方国家的复制品,尤其是“革命”的复制品。
于是,我就决定放弃在法国大革命与启蒙关系中找答案的念头,同时,也放弃了从英美“光荣革命”与启蒙的关系中寻找解惑的通道。
又于是,我大胆地认为,如果不将百年来中国“启蒙与革命”关系的进程和近乎于镜子中的孪生兄弟的俄国“革命与启蒙”关系相对照,也许我们就永远走不出那个早已设定的理论怪圈,可能连“十月革命”的炮声都没有听清楚就去扯“启蒙与革命”的淡,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呢?!
再于是,我对一直引导学界四十年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念也发生了怀疑,尽管我曾经对此论佩服得五体投地,尽管我对论者在阐释中国“革命”的断语也十分赞同:“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当然这也是对“五四运动”性质的一种定性和定位。但是,我总觉得“救亡压倒启蒙”只是历史瞬间的暂时现象,它只能解释一个历史时段的表象问题,而归根结底却无法阐释一个长时段的百年中国许许多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尤其是后七十年来的许多现实问题,因为当“救亡”不再是“启蒙”悖论的对象时,“启蒙”的对立面仍然是回到了“革命”的位置上,也就是说,“革命”(“继续革命”)是相对永恒的,“救亡”则是短暂的,“救亡”消解了,但“革命”仍旧绵绵不绝,这就是中国百年来不变的铁律,也是印证充分论证“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观点的有力论据。
所以,我就设置出了“两个五四”的命题,即,“革命的五四”和“启蒙的五四”。这“两个五四”究竟谁压倒谁呢?沿着时序逻辑的线索来看,各个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曲线形态,但是,谁占据了上风,谁占据了漫长的时间段,谁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是一部长长的论著也无法解决的历史和哲学难题,我只是提出一个十分不成熟,甚至荒谬的假想,能不能成立,也许并不是我这样功力浅薄的人所能阐释清楚的真问题和大问题。
所以,我认为我们是在认识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问题上发生了偏差,进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理论怪圈之中,当然,这也同时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五四新文学”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文学现象解析,产生出许多误读(这个词并非是指西方文论中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文本阐释的意思)和误判,我希望在“五四”百年之后,我们的学术讨论能够进入一个“深水区”,让我们从一个多维度的时空里寻觅到更多的坐标点,以更加准确地定位和定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种种现象。
我一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被不断的“革命”所打断、所困扰,最后走向溃败,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在没有完成“自我启蒙”的境况下就匆匆披挂上阵,试图自上而下地去引导大众,在没有大量生力军(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基础和资源十分匮乏)作为“启蒙运动”的补给线的情况下,在“自我启蒙”意识尚十分淡漠的文化语境中,“启蒙运动”自然就变成了一场滑稽戏和闹剧。如今,高等教育已然普及,但是高等教育中的人文教育却是滑坡的,大学里行走着满园的“人文植物人”,你让“启蒙的五四”如何反思,你让蔡元培指望的新文化青年队伍情何以堪。


当然,尚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不能解决,一切所谓的“革命”和“启蒙”都是虚幻的,那就是知识分子“自我启蒙”中难以逾越的障碍物,这一点似乎刻薄的鲁迅先生早就看出来了:“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果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们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至于诸君,是与旧的不同,是二十世纪初叶青年,如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着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这是鲁迅先生1927年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的演讲,后题名为《关于知识阶级》最初发表在《劳大周刊》1927年11月第5期)无疑,鲁迅的进化论的思想左右了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而对知识分子的严酷批判与省察也是毫不留情的,从这里,我们看到鲁迅对知识分子“永远是批判性”的定性和定位比萨义德的《知识分子》早了几十年,那么,为什么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形成了我们的研究鲁迅的“盲区”,当然,有当今的学者倒是阐释过这个问题,可惜却未能深入下去。这或许就是中国的“启蒙”(包括“革命”)不彻底或不能持续下去的原因吧。
毋庸置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言论自由应该归功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宽松文化语境,然而,一俟这个语境消失,“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像被抽去了灵魂,不对,应该说是文化运动主体的知识阶级失去了思想的灵魂。他们只有痛苦,而没有牺牲精神。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非知识阶级的群众可以有牺牲精神,成为烈士,有的是小小年纪,有的还是女性。答案难道就是他们是有“精神逃路”的人吗?也许,在百年之中你可以挑出几个鲜见的知识分子作为例证来反驳我,可让我始终不解的是,即便是像瞿秋白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最后还是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多余的话》?他并不是鲁迅笔下那个考虑自身利害关系的知识分子,他是敢于牺牲自家性命的革命领袖,却留下了千古难解的绝笔。我试图从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的面影中找到一个合理合情的答案来,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问题的原点上来:“启蒙与革命”的双重矛盾,应该说是二难命题,造就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和人格缺陷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是“启蒙”意识唤起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精神,用人类进步的思想引导社会前行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却是面对鲜血淋漓“革命”的畏惧与疑虑,却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往和臣服于“革命”权威下的悲哀与无奈。
     我苦苦思索了许多年的“二次启蒙”悖论的问题 同样是可以在西方原始“启蒙”那里找到症结所在。最近在阅读新鲜出炉的英国人罗伊·波特的《启蒙运动》(【英】罗伊·波特著,殷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其实这本小书只是一部导读性的书籍,但是对我们认识启蒙运动却有纲领性的意义)里也找到了同样的问题:“因此,当最后我们要评价启蒙运动的成就时,如果还期待能够发现某一特定人群实施了一系列被称之为‘进步’的措施,那就大错特错了。与之相对,我们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评判:是否有许多人——即便不是全体的人民大众——的思维习惯、情感类型和行为特征有所改变。考虑到这是一场旨在开启人民心智、改变人民思想、鼓励人民思考的运动,我们应该会预料到,其结果是多种多样的。”(同上,第17页)无疑,西方各国的启蒙没有开启民智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二难命题,所以“启蒙运动”光是一些思想家们躲在屋子里的乌托邦的空想,是毫无作用的,但是,主张把口号喊到大街上去的新闻记者型的实践者的行为,就有效了吗?这一点我们在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里早已找到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答案。
正如《启蒙运动》一书开头就写到的那样:“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写了一篇‘什么是启蒙’的论文。对康德来说,启蒙运动标志着人类的最终成年,也就是人类意识脱离了无知与错误的不成熟状态。他认为这一心智解放的过程在他的一生中都积极地进行着。知识——对自然的理解以及人类的自我认知——的进步会推动这一伟大的飞跃过程继续向前。······我们现在所知道的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由当时最主要的知识分子和宣传家们一系列的‘进步的’和‘自由的’思想与观念,毫无疑问标志着人类进步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历史学家有理由对出自过去发言人口中的这些口号提出质疑。无论如何,‘圣徒与罪人’的历史故事,讲述了高瞻远瞩的‘英雄们’杀死反动暴君和顽固分子以创造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场景,现在看来是充满派系观念和偏见的。想要在启蒙运动中找到一个人类进步的完美方案是愚蠢的。认为启蒙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留待历史学家去探索则更加合理。”(同上,既是连扉页在内的第3页,又是正文的第1页)
其实,在浩如烟海的著述当中,我认为,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梳理得最简洁清楚的文本,作者在大量的史料钩沉中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客观中性地阐释了五四的其来龙去脉,并且将其与“五四文学”的关联性也说清楚了。当然,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在大量的史料梳理中得出的结论:本是一场文化运动,缘何衍变成了政治运动,从旧党的梁启超到新党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西化”,从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到胡适、蔡元培那一长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以及当时杜威、罗素这样对“五四”知识分子影响极深的外国学者的革命思想,以及苏俄革命思想的传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最后还是回到了问题的原点上:“希望将能呈现一幅充分的图像,以显示这曾撼动了中国根基,而40年后仍然余波激荡的20世纪的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5页)如今百年过去了,我们似乎更要叩问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根基如何?思想革命何为?
2018年7月上旬草稿于南京仙林依云溪谷11月7日修改于南京—昆明MU2735航班上
     
本文首发于《关东学刊》2019年第2期

转载自《关东学术》官方微信,2019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