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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丨鲁迅《“友邦惊诧”论》现实批判考辨

发表时间:2019-7-8阅读次数:101

1931年9月18日晚, 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附近南满铁路之一段, 然后反诬为中国东北军所为, 并以此为借口攻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中国军队奉命不做抵抗。日军于当晚占领整个沈阳, 同日, 日军还占领了安奉、辽阳、营口、盖平、铁岭、鞍山、公主岭、本溪、抚顺等20多座城市。是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 “左联”旗下的刊物《文艺新闻》征询上海文化界部分著名人士对事变的看法, 鲁迅是被征询者之一。9月21日, 鲁迅答复了《文艺新闻社》的提问。9月28日, 《文艺新闻》在《日本占领东三省屠杀中国民众!!!文化界的观察与意见》栏, 刊出了鲁迅的答复。同栏还刊有陈望道、郁达夫、胡愈之等人的短文。11932年10月, 《二心集》出版时, 鲁迅将“答《文艺新闻》社问”收入其中, 并加了副标题“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鲁迅这样回答《文艺新闻》社之问:
这在一面, 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 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 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 是进攻苏联的开头, 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 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2
这样的回答, 显示出“左联”对鲁迅的影响。这是“九一八”后, 鲁迅首次就日本侵华问题公开发表意见。在此后的五年间, 鲁迅还就抗日问题发表多篇文章。这些文章, 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国民政府软弱、妥协的批判, 一类则是对民众做戏般的抗日姿态的批判。
鲁迅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政府的批判, 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一段时间, 这期间, 针对国民政府的应对姿态, 鲁迅撰文进行批判。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章有《“友邦惊诧”论》和《“非所计也”》。另一个时期, 是日军攻占山海关之后的一段时间。1933年1月初, 日军攻陷山海关 (榆关) , 随之向关内步步进逼、蚕食不已。北京城内也有了恐慌。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 北京城内的一些大学生逃离北京而遭国民政府教育部禁止。针对国民政府的此类行为, 鲁迅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予以批判, 代表性的有《逃的辩护》《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以及《崇实》等。在随后的几年间, 鲁迅还就抗日问题写过若干篇批判国民政府的文章, 或者在书信中表达过对国民政府的不满、讥讽。
《“友邦惊诧”论》, 是鲁迅在抗日问题上批判国民政府的文章中最著名者, 也是鲁迅全部杂文中的名篇, 曾长期收入中学语文教材。我就是在“文革”时期的中学课本上初次读到这篇杂文的。在鲁迅的全部著作中, 《“友邦惊诧”论》都显得很另类、很特别。鲁迅作文, 一向是冷峻、沉郁的。狂呼大叫、戟指怒斥, 从来不是鲁迅的风格。《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这几篇文章, 算是感情较为激越的了, 但也是在感情激越到一定程度时, 便加以抑敛、收束。所以, 文章的风格仍然是冷峻与热烈相融合、沉郁与激越相交织。但《“友邦惊诧”论》却全无冷峻与沉郁, 而只有热烈与激越。在写这篇文章时, 鲁迅似乎抛弃了所有的顾忌, 也全没有了美学上的考虑, 只是将一腔愤怒尽情地宣泄出来。
        一
《“友邦惊诧”论》最初发表于1931年12月25日《十字街头》第二期, 收入《二心集》。文末有附记:“写此文后刚一天, 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云。3可见此文写于12月20日。《“友邦惊诧”论》第一自然段写道: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 是因为日本占领了辽吉, 南京政府束手无策, 单会去哀求国联, 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 读书呀, 不错, 学生是应该读书的, 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 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 东北大学逃散, 冯庸大学逃散, 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 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 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 阻断交通, 殴伤中委, 拦劫汽车, 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 私逮刑讯, 社会秩序, 悉被破坏”的罪名, 而且指出结果, 就是“友邦人士, 莫名惊诧,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了!4
“九一八”之后, 全国各地抗日怒潮汹涌澎湃, 而以大专学校学生表现最为激烈。南京各校学生固然时常到国府请愿, 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抗日措施, 外地各校学生也成群结队地向南京涌来。国民党的党国当局, 为此头痛万分。现依据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六卷 (1931—1933) 和《中华民国史》第七卷 (1928—1932) 以及几个当事人的回忆, 对这时期学生的请愿活动择要介绍。
1931年9月26日, 上海各大学学生代表51人组成请愿团, 向国民政府请愿: (一) 集中兵力, 驱逐日兵出境; (二) 惩办不力外交官员; (三) 令张学良迅速出兵; (四) 发给各大学学生枪械, 武装全国学生; (五) 实行革命外交, 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
这样的要求, 国民政府当然不可能当场就答应。26日的请愿没有满意结果, 27日, 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决定28日第二次赴京请愿, 这次不再选代表, 各校学生自由参加, 并决定在政府未完全接受所提要求前, 各校一律罢课。同一天, 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学生成立反日救国义勇军;志愿参加义勇军者, 先自行组成反日救国十人团, 然后以十人团的团体名义, 加入义勇军, 并宣誓:“誓以热血, 誓以赤心, 誓以至诚, 牺牲身家, 牺牲性命, 牺牲一切, 以扑灭侵略我国之敌人。”9月27日这一天,北平、济南、武汉、广州等地的抗日团体纷纷成立。
9月28日, 上海复旦大学学生800余人到达南京, 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及上海各大学代表会合, 共5000多人, 冒雨赴国民政府请愿, 要求东北负责长官和外交部长承担丧失领土之责任, 对日军不得继续实行不抵抗主义, 举全国兵力誓死驱逐日军出境。在学生要求下, 蒋介石与学生见面, 告诫学生“持其志无暴其气”, 如过于浮躁气盛, 不过加增国耻。蒋要求学生回校安心上课。
9月29日, 蒋介石又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接见上海第二次赴京请愿的各大学学生请愿团3000余人。蒋介石表示他本人“亦抱定与国民共同生死之决心, 以不负人民之信托”。蒋说, 学生请愿, 不仅损失学业, 也分散政府精力, 影响政府政治外交之筹划。学生如愿读书, 应即日返校, 车已备好;如愿从军, 立即去孝陵卫编入义勇军训练。当晚, 大批学生返沪, 余者亦于次日返回, 并未有人到孝陵卫从军。
10月7日,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到国民政府请愿, 要求政府宣布对日政策, 并发给中大步枪2000支, 并质问政府:日本对中国提出长江流域停止一切反日运动的要求, 并要求中国政府48小时内答复, 中国政府将如何答复?学生要蒋介石亲自出面, 适蒋不在, 教育部长李书华代见, 学生拒绝与李对话, 转赴中央军校见蒋, 逼蒋答复后, 学生始返校。5
学生的请愿活动, 进入10月份有所减退, 但到了11月份, 又风起云涌。这是因为国联两次敦促日本从东三省撤军, 日本非但不听, 还继续向西挺进, 企图夺取锦州。沈阳被日军占领后, 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便移到了锦州。锦州是辽西重镇, “是张学良、也是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治权的象征”6。国联的无能为力和日本的得寸进尺, 使中国人的怒火重新燃起, 学生心中的怒火仍然最为炽烈。于是, 开始了新一轮的请愿活动。
11月12日,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中央大学大礼堂开幕。这当然是学生请愿的大好时机。于是, 各地学生又赶到南京, 向大会请愿。
11月13日, 天津各校学生代表组成的南下请愿团, 共300余人, 在南京向国民党四全大会请愿, 要求组织统一政府, 共同御外;设立国防会议, 积极对日备战;恢复民众运动, 划分党、政、军之权限;明确规定人民在法律上之义务与权利并予以保障等等。这样的要求, 就明显超出抗日救国的范围了, 政治诉求大于抗日诉求。
11月17日, 中央大学全体学生向国民党四全大会请愿, 要求立即向东北派兵, 收复被日军占领之领土;责令外交部驻国联代表大会代表施肇基依据国联会章第十六条强制日本撤军;通缉背叛民国之溥仪。
11月18日, 南京各校抗日救国会召集学生万余人, 向国民党四全大会请愿, 要求组成统一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 以实力援助马占山;实行民主政治, 扶持抗日救国活动。这样的要求, 也超出了抗日救国的范围, 将抗日诉求与政治诉求同时提出。蔡元培代表大会接见学生, 表示接受学生提出的各项要求, 将提请大会决议并转请国府采纳实行。
11月23日, 杭州13所学校学生共1600余人, 在南京向国民党四全大会请愿, 要求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亲自接见, 希望学生安心求学, 以学术救国。
国民党开个全国代表大会, 几乎天天有学生在门外请愿, 实在有些穷于应付。11月24日, 上海各校中学生5000余人会集北站, 准备赴京请愿, 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南京当局得知铁路方面劝阻无效, 遂令京沪线客车下午停开。
11月26日, 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接见上海中等学校学生请愿团4000余人, 学生要求政府积极抗日, 蒋介石则表示决心北上,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7
日本人必欲得锦州而后快, 而中国方面则实在不愿失去锦州。锦州在, 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治权的象征仍在;锦州一失, 便连这点“象征”都失去了。但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 锦州是决然守不住的。于是, 11月25日,国民政府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 由署外交部长顾维钧 (即代理外交部长) 向英、美、法提出“中立化”方案:中国驻锦州军队撤出, 移驻山海关, 日本向英、美、法三国承诺不占领锦州, 国联派出军队驻扎锦州。8
提议锦州中立化,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实在是万不得已之举, 不如此, 锦州绝对不保。但明明是中国领土而忽然“中立化”, 在广大学生和民众看来, 仍然是丧权辱国的表现。这无疑是对请愿活动火上浇油。学生心中的怒火升腾得更高了。
11月26日, 上海各大学学生组成的请愿团2000余人在国民政府请愿, 这次的诉求很简单明确, 即要求政府立即出兵东北, 其时蒋介石不在国府,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出见学生, 学生不与于对话, 坚请蒋介石出见。下午四时, 南京各校学生亦赶到国府。是日雨雪纷飞, 而学生立于雨雪之中, 彻夜未散。次日, 蒋介石出见学生, 口头表示接受学生要求, 声明“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收复, 当杀蒋某人头以谢天下”, 这还不算, 还书写保证书:“本主席效忠党国, 早具决心, 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望诸生转告同学, 安心求学, 拥护政府, 各尽天职。”这样, 请愿团才于次日返沪。蒋介石承诺三年后收复失地, 恐怕是情急之下的缓兵之计。不做出这样的承诺, 数千学生就在国府前一直站下去, 奈何!尤其令人感慨的, 是蒋介石竟在学生逼迫下写下保证书, 以蒋的性格, 实在是不容易的。
12月5日, 国民政府明令禁止结队赴京请愿, 规定任何团体, 如有意见欲诉诸政府, 均须书面呈请当地行政机关或学校校长转呈。9
但在这样的时候, 此种命令、规定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请愿活动仍然如火如荼。各地学生仍然成千上万地涌到南京, 聚集国府门前, 提出种种要求。请愿学生都要求蒋介石出面对话, 而蒋介石也往往出而应付。
        二
上面列举的, 只是较大规模而又较为文静的请愿例子。至于那些具有暴力性质的请愿活动, 没有叙及。下面举些这方面的例子。
“九一八”10天后的9月28日, 南京中央大学抗日救国会主席何洁若教授带领该校学生1000余人, 于上午9时冒雨列队赴中央党部请愿;该校校长朱家骅恰在中央党部, 学生强烈要求朱家骅加入请愿队伍, 朱家骅只得与学生一起到外交部请愿。外交部长王正廷不敢出见, 学生大为愤怒, 冲进王正廷办公室将其打伤。军警赶来弹压, 将王送往医院治疗。当天, 朱家骅向教育部提出辞职。10
关于此事, 曾业英、黄道炫、金以林等人所著的《中华民国史》第七卷(1928—1932) 是这样叙述的:“9月28日,数千学生在国民党党部外进行大规模游行, 中央大学学生冲入外交部将外交部长王正廷殴至重伤, 王正廷被迫于9月30日辞职。”11
而9月29日, “中央大学抗日救国会为校长朱家骅辞职事具呈教育部, 声明殴伤王正廷, 本校全体教职员学生完全负责, 请详查事实, 退还朱家骅辞呈。”12
关于9月28日学生殴伤外交部长王正廷事, 徐鏣在《“九·一八”后南京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琐忆》一文中也有叙述。徐鏣其时是中央大学体育系学生, 参加了9月28日的请愿。徐鏣的回忆文章, 有三个部分, 标题分别是“冲击外交部痛打王正廷”;“逼蒋抗日捣毁《中央日报》馆”;“痛打段锡朋”。在第一部分, 叙述了“痛打王正廷”的经过。徐鏣说, 9月28日上午, 中央大学全体学生紧急集合, 到位于湖南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这天是星期一。每周一各党政机关和学校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 集中起来唱党歌、读总理遗训。在南京的所有国民党中央委员, 这一天都要到中央党部参加纪念周仪式。中大学生因此选定了这个时间。队伍行进途中, 下起了大雨, 学生冒雨前进, “不少同学带了雨伞”, 但“为保持队伍严肃整齐, 不管雨有多大, 一律不准打伞”。学生站在中央党部礼堂前的空地上, “站在没膝的雨水中”, 要求蒋介石出见。但那天蒋没有来。几个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出来接见, 中大校长朱家骅恰在中央党部, 自然也出来了。这些人请学生进屋避雨, 学生答道:“现在我们踏的还是自由的中国土地, 日本人一来, 成了亡国奴, 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这时, 空场上除学生外, 还有许多围观者, 气氛很紧张。而一些中央委员“为了转移目标”, 对学生说:“同学们, 我们的国家被糟蹋成这样, 敌人欺侮我们到这个地步, 这是为什么?主要是办外交的人软弱无能, 卖国投降!”学生一听, 便“掉转方向, 直奔外交部而去”。朱家骅试图劝阻学生, 但学生哪里听得进, “干脆把他也拉着一起到外交部去”。作为中大校长的朱家骅, 恐怕并非完全被硬拉去的。外交部在狮子桥, 与中央党部咫尺之遥。朱担心自己的学生在外交部有出格之举, 才跟着一起去。尽管去了也无济于事。
外交部是一栋红色的二层小楼。尽管门口有许多警察把守, 但也不敢阻拦学生, 于是学生“一起涌进去”。“朱家骅劝同学们要讲理, 不要动武。同学们气愤之下, 一把将他推开。朱跌了一跤, 赶紧溜掉了。”学生找到了王正廷:
外交部长王正廷正坐在二楼办公桌前, 见同学们冲了上来, 慌忙说:“同学们不要动, 有话好讲。”我们当时正在气头上, 心想你这个外交部长这么窝囊, 还有什么理好讲, 冲上去就打。我记得有位姓王的徐州籍的女同学, 身材颇为高大, 她抡起雨伞劈头就向王正廷打去;有的同学拿起他办公桌上的红、蓝墨水往他身上砸去, 一下子王正廷浑身是墨水, 十分狼狈。这时几个外交部的职员上前保护, 才使王正廷乘机逃脱。13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国民党中央于9月22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号召全国同胞“确实团结”“坚定沉着”“加倍刻苦”“救国御侮”。149月23日,国民政府也发表《告全国国民书》, 强调日军入侵东北, 关系我国存亡, “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 以待公理之解决, 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 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号召全国同胞团结一致、信任政府。159月28日的事件发生后,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表《告全国学生书》, 强调对日宣战与否, 政府自有处置权衡, 告诫学生不得相率罢课, “隳吾淬厉之气, 示弱于敌”, 应该效法普法战争时法国学生“在德军枪林弹雨之下弦歌弗辍”的精神, 刻苦读书, “磨厉以须, 来为政府之后盾, 速为前仆后继之准备。”16以后, 每当学生和各界群众的请愿活动有过激之举时, 都或以党或以政的名义, 发布此类文告, 希图安抚民众, 虽然总是徒劳。
就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学生书》的第二天, 9月29日, 杭州省立高中学生抗日救国会700余人, 在省教育厅请愿, 请转呈国民党中央尽快对日宣战, 并要求发给枪械, 后又到日本领事馆前游行示威。恰好这天杭州各报刊登了交通部长王伯群携眷来杭州过中秋节的消息, 学生队伍便来到王的别墅, 将别墅玻璃及屋内日本瓷器、什物打毁。毕竟是中学生, 没有伤人。17
12月10日, 杭州市学生全体罢课, 举行示威游行, 并将省党部捣毁, 又将省教育厅长张道藩私宅捣毁, 将省党部委员胡健中、许绍棣等人打伤。张道藩遂向教育部辞职。18
12月11日, 太原市20多所学校的学生2000余人, 到省府请愿, 要求省府拨车赴京。省府正在开会, 大门紧闭, 无人出见。愤怒的学生破门而入, 直冲会议室, “各省委员弃鞋遗帽逃散”, 学生将会议室内什物捣毁, 然后沿街示威游行, 又将省教育厅和山西民国日报社捣毁。19
从12月14日到17日, 各地学生在南京的请愿活动达到高潮。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六卷 (1931—1933) 中说, 1931年12月14日,济南市学生请愿团在南京示威游行, 到达外交部后, 拟向顾维钧质问, 适顾未到部, 学生便在部长办公楼上及部内各室墙壁上大书“反对秘密外交”等标语。20山东请愿学生之一的赵昌蓉在《山东青年学生赴京请愿片断》一文中, 叙及了此类事。赵昌蓉其时是青岛大学的学生。1931年12月1日, 青岛大学赴京请愿团“抢上火车出发”, 车到济南后, 受到济南学生的热烈欢迎。山东的请愿学生到南京后, 先入住中央军校, 三天后移住中央大学:“在军校住了三天后, 那天上午, 我们随同平津等校同住军校的学生一道迁往中央大学。抵达中央大学后, 我们会见了中大反日宣传委员会负责同学, 他们对来中央大学的学生食住做了安排, 由各校派一人负责到饭馆去包饭, 定好每人三元半个月, 八人一桌, 一日三餐, 馒头米饭随便吃。记得其时有一个自称是中央党部派他来的人, 给我们送来了一些毯子和饼干。”21这番回忆, 让我们对外地赴京请愿学生的住宿问题有所了解。到南京的目的就是请愿, 所以, 便天天到国民政府请愿, 蒋介石只要在国府, 便不得不出见。14日, 请愿学生见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发表了讲话。南京和各地的学生到国府请愿, 目的都是要向蒋介石提要求。见不到蒋介石, 便算白来。12月15日, 蒋介石通电下野, 聚集在南京的各地学生措手不及, 十分失落。赵昌蓉写道:“第二天早饭后, 大家正准备再去请愿, 突然看到《中央日报》的号外:蒋介石下野, 主席换了林森。我们马上接到指示, 请愿的事听候中央大学反日宣委会的招呼, 今日暂时休息, 饭后同学可以自动组织活动。”22
赵昌蓉回忆道:“12月中旬, 上海、交大、同济、复旦、沪江、暨南、东亚体专、河海工科大学、浙大近两万人先后来到南京, 也住在中央大学, 随后安徽、武汉、长沙各大学的学生也到达南京。一天晚上, 由中大反日宣委会以东道主名义, 召集各校开会, 研究在蒋介石下野以后, 如何进行示威活动。最后决定: (1) 各校学生联合示威三天, 要求对政府出兵问题做出答复; (2) 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3) 示威三天后仍不做具体答复, 继续举行示威, 并呼吁全国爱国志士及学生声援我们的爱国救亡运动。”23从赵昌蓉的回忆可看出, 学生的请愿活动的确是组织得十分好的。
       三
蒋介石的下野, 最终促使学生加大了请愿的力度。15号这一天, 有的学生休息了, 有的学生仍然去请愿。《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六卷 (1931—1933) 中说, 12月15日, 北平各校南下抗日救国示威团500余人赴外交部示威, “将各办公室捣毁, 随赴中央党部, 蔡元培、陈铭枢延见, 被学生殴伤架出门外。警厅保安队鸣枪镇压, 将蔡、陈二人夺回, 并逮捕学生五人。于右任恐事态扩大, 欲将被捕学生释放, 党部及军警强烈反对, 于跪地相求, 方将被捕学生释放”。24
此事赵昌蓉在回忆中也谈到了:“次日一早, 住在中大的北京大学学生约7000人首先出发。我们突然听到传来几声枪声, 接着枪声又响了一阵。我们猜测可能出什么事了。只见大群北大学生跑来, 我们立刻围拢问明情况, 他们流着泪告诉我们, 他们砸了外交部又到了中央党部, 看见站岗的宪兵没有准备, 就涌了进去, 喊蔡元培出来讲话 (他原是北大校长) 。蔡元培很快就出来了, 他们把蔡元培一包围, 由北大几位同学拥着他出了大门。这时, 南京卫戍司令陈铭枢又出来讲话, 同学们对他你推我拉, 他也不走, 并且骂不绝口, 同学们一气之下用童子军棍打了他几下, 他就躺在地上, 同学们认为他受了伤, 就没有再管他。不料他突然爬起来就往楼上跑, 宪兵队在楼上就开了枪, 同时将桌子凳子从楼上向下扔, 砸伤了同学, 蔡元培也被抢回去了。就这样, 北大的同学陆续回来了, 他们说有七八个同学受了伤。”25
陈铭枢挨了几下打便躺下装死, 自然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意思。若非如此, 岂不是要继续打下去。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六卷 (1931—1933) 中说, 12月17日, 南京、上海、北平、江苏、安徽等各地抗日救国赴京示威团学生共万余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学生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党部紧闭大门, “学生愤而将悬于大门口党徽砸毁”。下午, 学生又将《中央日报》社捣毁, 理由是“不真实报道学生抗日活动”。26
赵昌蓉的回忆文章自然也会谈到17日“总示威”的情形。赵昌蓉说, 17日, 各校大学生示威大队3, 5000多人, 于上午9时从中央大学出发。沿途拦住汽车, 写上抗日标语后才放行。路遇一日本领事馆汽车, 司机是中国人, 内坐一日本人, 汽车不听学生招呼往前闯, 学生便绕到车前高喊:“砸掉!砸掉!”司机只得停车, 几位同学用毛笔将标语“写满车外”, 才予放行。学生们还在政府机关墙壁上写上标语。到了中央党部, 已空无一人, “经过外交部又砸了第二遍”。27
时在南京任首都警察厅保安警察总队总队长的卞稚珊, 在《我参与镇压学生运动始末》一文中, 也叙述了1931年10月至12月中旬南京的学生运动情形。卞稚珊说, 当南京本地和外地学生大规模在南京请愿之初, 国民党官方根据蒋介石的意图, 就如何处理学生运动形成了统一意见, 基本原则是以预防为主, 采取和平手段, 缓和各方面激愤情绪, 因此, 应力图避免武装冲突, 更不能酿成流血事件。最高层强调, 对待学生不比对待一般老百姓。学生有组织, 易于集体行动;学生有理智, 善于辨别是非;但学生同时又血气方刚, 容易感情冲动。“现在既有人从中挑拨, 平时又有对警察不满, 即使软硬兼施, 亦难保证不出事故。因此, 必须层层负责, 各级主管亲自动手, 掌握火候。”28
卞稚珊说, 12月中旬的一天午后, 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突然召集各局、队、所长参加的紧急会议, 通报了北平学生请愿团即将来京的情况。通报中说, 北平党、政、军部门虽多方劝阻, 但仍然无效。“学生纷纷在车站卧轨不起, 表示决心, 致使列车不能行驶, 交通阻断。由于学生人数众多, 最后竟强占车厢, 强迫司机开车南下。”中央又密令沿途车站尽力设法阻截。如果实在无效, 学生到京后, 京中秩序决不动用军队维持, 应由警察完全负责。几天后, 得悉学生已到浦口, 南京警察于是高度紧张, 很快又得悉北平学生从浦口转车到了上海, 南京警察以为是中央的阻截命令生效, 殊不知北平学生是到上海向宁粤和平会议29请愿。在上海请愿无果, 北平学生又杀向南京。12月中旬, “所有平津沪汉以及济南、青岛等地的学生请愿代表, 都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陆续涌到南京。他们与南京学生早有密切联系, 因此, 各地学生到达时, 中大、政大、金陵三校学生即让出寝室、课堂、饭厅、礼堂给外地学生住宿, 没有人在外寄宿, 也没有人外出自由活动”。30
12月15日, 约3000名学生聚集在中央党部门前, 要求蒋介石出面接见。其时, 国民党的中政会 (中央政治委员会) 正在开会。张继、吴铁城、蔡元培离开会议出来接见学生, 学生不满他们的回答, “全场情绪沸腾到了极点, 有两三个学生指手画脚地挤上台阶, 逼近蔡部长 (引按蔡元培其时的政治身份是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央研究院院长, 卞稚珊误记为教育部长) 责难。当时在台阶上的警兵只有八人, 见秩序已乱, 遂急忙上前阻挡学生。由于人多拥挤, 警兵向前弹压, 混乱中, 蔡元培被挤倒在地, 眼镜踩烂, 脸部流血。”31恰在此时, 突然一声枪响, 学生一片混乱, 紧接着又响了一枪。卞稚珊十分纳闷。事前下过命令, 所有警察都不准携带子弹, 这枪声是从哪里来的呢?学生走后, 警兵在台阶旁拾到德式驳壳枪一支, 膛内还有子弹四发。卞稚珊追问下属刘志寰枪声是从哪个方向响起, 刘说:“子弹是从大门上空飞去的, 而且枪声很响, 肯定是从室内放的, 学生既没带枪, 这还不清楚是谁放的吗?”3216日, 学生又聚集在国民政府门前, 要求蒋介石接见。从早晨一直到入夜, 蒋介石都没有出来。学生人数渐多, 最后有五六千人。学生坚决要求见蒋介石, 一天不见, 一天不走。卞稚珊写道:“而且大多数人还带上了盖被、毛毯等御寒物品。入夜, 他们竟露宿在广场上不散, 其中有不少女生在寒夜里, 一堆一堆地背靠背挤在一起取暖。面对这一情景, 连值勤的警士都为之感动。为防止发生事故, 我命令岗警全部徒手, 守卫二门以内的带枪不带子弹。换班巡逻, 只限在大门内活动, 不许进入学生露宿范围, 只要学生不涌进国府, 如果需要点什么, 可尽量给予方便。这一晚, 他们并不来要什么, 总算平安无事地度过了。”33
从卞稚珊的回忆看, 12月15日中央党部前的枪声,并非出自军警, 而是并非学生的人混在学生队伍中所为。为防查出, 开枪后即将枪丢弃。
17日, 蒋介石出来与学生对话。17日下午5时许, 学生冲进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社, 质问:“为什么这几天对于震撼全国的学生抗日爱国行动不作正面报导?反而含沙射影歪曲事实。”并要求报社必须在18日把蒋介石17日接见学生时亲口宣布的“愿与同学们共赴国难, 坚决抵抗”的情况如实登载。遭到拒绝后, 学生便捣毁了报社多个部门。18日零时三十分, 吴思豫突然驱车来到保安警察总队队部, 卞稚珊已经就寝, 连忙起身。吴说:刚才蒋介石召集首都兵警负责人开会, 对学生捣毁《中央日报》事表现得颇为恼怒, 认为“显有共产党从中指使”, 要求18日晨把全体外地学生“押解出境”。34
18日, 国民政府发表《告诫各地学生书》, 对北平学生在京围攻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的行为予以斥责, 指出此系“扰乱”治安, 明显是“暴动行为”;此后对此种借口爱国之暴动行为“应由各地长官严厉处置”;全国学生应“迅即觉悟, 服从法纪, 遵守秩序”。35
同一天, 国民政府通电各地军政当局, 要求禁止学生团体出境赴各地游行示威。通电指出, 辽吉事变发生之后, “各地学生激于义愤, 纷纷入京请愿游行示威, 爱国热忱, 原堪嘉尚, 而近日所到人数愈多, 分子愈杂, 且有共党入其间, 种种违法乱纪, 不一而足, 如捣毁机关, 阻断交通, 殴伤中委, 拦劫汽车, 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 私逮刑讯, 社会秩序, 悉被破坏, 友邦人士, 莫名惊诧,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因此, “嗣后遇有学生团体出境, 赴各地游行示威者, 各该地军民长官, 务予紧急处置, 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 敷衍塞责”。36
国民政府的这份通令在《申报》刊出, 大大地激怒了鲁迅。于是鲁迅写了《“友邦惊诧”论》。
       四
本文前面抄录了《“友邦惊诧”论》的第一自然段。紧接着, 鲁迅写道: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 炮轰机关, 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 追炸客车, 捕禁官吏, 枪毙人民, 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 空前水灾, 卖儿救穷, 砍头示众, 秘密杀戮, 电刑逼供, 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 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 但这些事情, 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 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 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面孔呢?37
国民政府的这份通令, 真正激怒鲁迅的, 是“友邦人士, 莫名惊诧,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这16个字。其实, 国民政府通令中的这几句话, 不过是一种“套话”, 或者说, 表达的是国民政府的一种想象, 一种担忧。而鲁迅如此愤怒, 深层原因, 则是对国联的失望。鲁迅对“友邦”的怒斥, 发泄的正是对国联的不满。更令鲁迅愤怒的, 还有这16个字中表现出的洋奴意识。
其实, 在当时, 国联是尽了其所能的。为日本侵华问题, 国联开过许多次会, 为让日本从“九一八”之后的侵占地撤兵, 做了种种努力。只不过, 日本并不把国联的种种劝告、决议当回事, 而国联也就无可奈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国民政府即向国联“投诉”, 要求国联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 并敦促日本从“九一八”之后的侵占地撤兵。对于中国的投诉, 国联是高度重视的。9月下旬, 国联行政会连续举行会议, “讨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问题”。日本也曾表示尽快将军队撤至“九一八”事变前的驻地。但日本非但没有履行承诺, 反于10月初继续向西进攻, 轰炸锦州。10月24日, 国联行政会再次提出议案, 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前将军队撤至“铁路区域以内”。这一提案的表决结果, 是13票同意, 一票反对。反对票是日本代表所投。而按照盟约的规定, 此类提案须国联行政院包括当事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一致同意才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 该提案等于没有通过。国联要求日本撤军, 日本先软后硬, 后来就完全不予理睬。38在国联处理中日纠纷的过程中, 日本甚至声称国联如果不尊重日本意愿, 日本便退出同联。实际上, 日本即使退出同联, 国联也对之毫无办法。此后, 国联继续关注日本侵华问题, 一次又一次开会, 敦促日本撤军。
国联行政会上, 除日本外, 所有国家都主张日本应该立即撤军至原驻地, 东北地区恢复“九一八”之前的状态。日本是侵略中国的当事国, 对这一方案投反对票, 在情理之中。虽然议案没有生效, 但实际上, 这表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国联的意见, 对日本没有现实的约束力, 不能阻止日本的继续侵略, 更不能令日本把军队撤至“九一八”事变之前的驻地。但并不能认为国联的表态就毫无意义。国联的表态, 起码体现了一种道义的力量。国联的表态, 也让世界各国民众知道了中日纠纷的是非所在。在当时资讯并不发达的情形下, 世界民众要了解中日纠纷的真相并对其中是非做出自己的判断, 并不容易。而国联实际上的全体反对日本的行为, 则让世界民众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而这对此后的抗日战争, 还是有着并非可有可无的意义的。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意见, 通常或多或少影响政府的态度。在民主国家, 民众的意见则对政府的影响更大。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开始全面侵华, 中国也开始了全面抗战。全面抗战后, 中国为争取国际社会道义上的同情和物质上的帮助, 做了种种努力。实际上, 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的抗战要艰难得多, 也绝不可能用14年时间把日本军队赶出中国。而“九一八”事变后, 国联的裁决、国联的表态、国联接二连三地敦促日本撤军, 为此后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打下了一个最初的道义基础。在这个意义上, “九一八”之后, 国民政府诉诸国联、要求国联出面主持公道的做法, 并不是徒劳的。
而鲁迅的意思是, 既然“友邦人士”并不能制约日本在中国的侵略, 就不要对中国国内民众要求抗日的行为表示“惊诧”, 哪怕这行为再激烈。但所谓“友邦惊诧”, 本就是国民政府通令的起草者信笔写出的套话。
在《“友邦惊诧”论》中, 对“友邦人士”嘲讽、怒斥后, 又回到对国民政府的批判: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 我们的国府就怕了,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了, 好像失了东三省, 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 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 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 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 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 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 寂然无声, 略有“越轨”, 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 否则, 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 “即予紧急处置, 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 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 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 四百万的政费, 作什么用的呀, “军政当局”呀?39
这样的措辞, 应该理解为激愤之下的反唇相讥。文章就这样结束了。但后面还有一段附言:
写此文后刚一天, 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考试院部员张以宽, 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 当时因车夫误会, 为群众引至中大, 旋出校回寓, 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 亦当时出来, 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 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 则云:“中公死二人, 伤三十人, 复旦伤二人, 复旦附中伤十人, 东亚失踪一人 (系女性) , 上中失踪一人, 伤三人, 文生氏死一人, 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 将“社会秩序, 破坏无余”, 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 而且依然能够诬陷, 杀戮。“友邦人士”, 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 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40
应该说, 国民政府1931年12月18日发出的这份通令, 有着强烈的“党八股”的气息。学生的请愿活动,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社会秩序”, 但离“社会秩序, 悉被破坏”差得很远。“社会秩序, 悉被破坏”, 本就是通令的起草者为凑成四字句而写下的八股话语。通令的起草者何尝不知道“悉被破坏”是夸张之词, 但为了语句的对偶、整齐, 就根本不管其意义是否得当。这样的八股文章做习惯了, 甚至根本不追求意义的准确。但这就被鲁迅抓住了把柄。
“捣毁机关, 阻断交通, 殴伤中委, 拦劫汽车”;“社会秩序, 悉被破坏”;“友邦人士, 惊诧莫名,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等, 此种遣词造句, 有着明显的骈文意味。而公文的骈文化, 正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的顽症。为了“骈四俪六”, 往往不惜以辞害义, 也就往往误了“党国大事”。早在1929年, 胡适便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 对国民党的这种恶劣的公文习气做了尖锐的批评。胡适说:“我们至少希望一个革命政府成立之日就宣布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国语”,“但是国民党当国已经近两年了, 到了今日, 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 古文的宣言, 文言的日报, 文言的法令!国民政府天天说要效法土耳其, 但新土耳其居然采用拉丁字母了, 而我们前几天还在恭读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先生打给阎锡山先生的骈四俪六的贺电!”胡适接着强调:“民国八年五月以后, 国民党的刊物几乎都改用白话了, 《星期评论》和《觉悟》成了南方的新文学重要中心。然而十年之后, 革命的国民党成了专政的国民党了, 新文学和新思想的假面具都可以用不着了, 于是保存国粹的喊声渐渐起来, 于是古文骈文的死灰又复燃了。”胡适进而指出:“这不是死文学的僵尸复活, 这不过是国民党原有的反动思想的原形呈现而已。”胡适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 改用国语。”41
再回到“友邦人士, 惊诧莫名,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这几句话。正是这几句话, 激怒了鲁迅。可以认为, 如果没有这几句话, 鲁迅应该不会写下《“友邦惊诧”论》这篇火药味极其浓烈的文章。这几句话, 也散发着骈体的腐臭。尤其是“国将不国”这四个字, 在这里显得特别不得体。通令的起草者, 或许为了凑成四字句而选择了“国将不国”, 甚至可能还洋洋得意。但说学生请愿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会导致“国将不国”, 实在是愚蠢至极的表达。要说“国将不国”, 日本人在东北的侵略行径, 使这“国”早已“不国”了。比起日军的烧杀、轰炸, 学生的行为算得了什么?国民政府通令起草者的以辞害义, 便授人以柄, 而敏锐异常的鲁迅便抓住这“柄”, 对国民政府狠狠地反刺一剑。
而鲁迅在《“友邦惊诧”论》中所谓的“阻断铁路, 追炸客车, 捕禁官吏, 枪毙人民”以及“空前水灾, 卖儿救穷, 砍头示众, 秘密杀戮, 电刑逼供”等等, 则可认为是对国民政府通电话语的戏仿, 以此加重文章嘲讽、批判的力度。
更重要的是, “友邦人士, 惊诧莫名,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这16个字, 表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洋奴心态。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长期受列强欺凌, 国人便十分在意列强对中国的看法。民国以后, 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 都有意无意间把“友邦”的观感作为评价国内状况的最高标准。实际上, 国民政府指斥学生请愿扰乱了社会秩序, 只须就事论事地指出其“危害”, 无须扯上“友邦人士”的“惊诧”。而在这最高级别的公文中, 也情不自禁地祭起“友邦人士”的“惊诧”, 以为法宝, 只能说洋奴意识已经深入骨髓。而这种洋奴心态、洋奴意识, 是鲁迅深恶痛绝的, 难怪鲁迅怒不可遏。
          2018年7月20日
注释
1 见《鲁迅年谱》 (增订本) 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83页。
2 见《鲁迅全集》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第310页。
3 (4)(37) (39) (40) 鲁迅:《“友邦惊诧”论》, 见《鲁迅全集》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第361页, 第360页, 第360-361页, 第361页, 第361-362页。
4 (7)(9) (10)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24) (26) (35)
5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六卷 (1931-1933) , 中华书局, 2011年版, 第3934-3946页, 第3983-3995页, 第3996-4005页, 第3936页, 第3938页, 第3928页, 第3929页, 第3936页, 第3938页, 第4011页, 第4013页, 第4014页, 第4016页, 第4017页, 第4018页, 第4018页。
6 (11)(38) 见曾业英、黄道炫、金以林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七卷 (1928-1932) , 中华书局, 2011年版, 第528页, 第526页, 第528-529页。
7 见石源华主编:《中华民国外交辞典》,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版, 第694页;《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第422页。
8 徐鏣:《“九·一八”后南京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琐忆》, 见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 1988年12月。
9 (22)(23) (25) (27) 赵昌蓉:《山东青年学生赴京请愿片断》, 见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 1988年12月。
10 (30)(31) (32) (33) (34) 卞稚珊:《我参与镇压学生运动始末》, 见江苏文史资料第24辑《国民党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 1988年12月。
11 所谓“宁粤和平会议”, 指国民党中央与反蒋的粤方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会期从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时, 上海的“和平会议”早已结束。可能学生不知此情, 也可能卞稚珊误记。
12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见《胡适文集》之五,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577-588页。


转载自《文艺争鸣》官方微信,2019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