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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终结的反帝反封建主题——以路遥、张炜等的创作为例

发表时间:2015-5-24阅读次数:1221

并未终结的反帝反封建主题

——以路遥、张炜等的创作为例

 

赵东祥*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四平 136000

 

内容摘要:通过分析路遥、张炜等的创作可以发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一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反封建意识,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受封建权力等级观念支配却未被察觉更勿论批判的封建残余思想;而随着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新的洋奴意识,即把西方文化权力和在西方文化权力支配下形成的世界性的权力等级体系视为当然现象不加反省、批判、更不用说抵制和抵抗的思想意识,这是一种在霸权资本主义国家确立的权力等级支配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形成的奴隶意识。这说明新文学中以反对权力等级意识为核心内涵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并未终结,新文学仍然承担着在思想文化领域反帝反封建,张扬自由平等、民主平权等现代意识的历史责任。

关键词:新文学;反帝反封建主题;自由平等;路遥;张炜

 

 

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反帝反封建主题起码包含了对由霸权性资本主义国家确立的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意识秩序和由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政治经济主导的权力等级体系的反抗,在这种反抗中包含了对被奴役而产生的奴隶意识的反省和批判,也包含了对于受现代平权意识支配而形成的民主平等思想的张扬。这种具有现代性的新的思想文化意识随着现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启蒙已经被广泛传布,但落实到具体的人的思想意识的层次和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发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一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反封建意识,但细察之则仍然会发现另一方面在创作中仍然存在受封建的权力等级意识支配却未被察觉更勿论批判的封建残余思想,这在路遥的创作中表现的较为明确。而随着改革开放则又重新出现了一种洋奴意识,即把西方文化权力和在西方文化权力支配下形成的世界性的权力等级体系视为当然的现象不加反省、批判、更不用说加以抵制和抵抗的思想意识,这也是一种奴化了的封建性的思想意识——是一种在霸权性资本主义国家确立的权力等级支配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形成的奴隶思想、奴隶意识,而张炜就在其作品中具体地富于讽刺性地描写了这种奴隶思想、奴隶意识。下面我们就结合路遥、张炜等的创作及有关文学现象具体分析受权力等级意识支配而形成的奴隶意识的具体表现形态及其内在理路,并通过分析阐明新文学中反帝反封建主题并未终结的现实性以及用来批判性地解释当下现实的思想穿透力。

 

 

新时期初期文学接续了五四新文化和文学传统,对封建的思想文化表现出自觉的反省和批判意识,诸如高晓声对农民文化中阿Q意识的反省,《乡场上》中何士光对农民身上表现出来的挑战权力等级体制的现代意识的张扬等都是。山东作家李贯通也表现出对封建权力等级思想和官本位文化的反思,他揭示了封建权力等级观念对普通人思想的渗透和由之支配而形成的崇拜权力的奴性意识,其《正是梁上燕归时》就是揭示这种思想意识的好例子。舅舅郭大梁具有极强的权力欲望,他是生产队队长,在权力等级体制中处于上位,这使他感觉很有“面子”。他虽然吃苦能干、廉洁奉公,但耗尽心力却也没能改变生产队的落后贫困面貌,他自己也是一贫如洗,然而他却为自己“当官”而感到有“面子”。而一旦要下台就为自己即将失去的“地位”、“面子”即权力而痛苦,这实际上是一种被权力等级思想扭曲了的奴隶心态。这种心态作者借助讽刺性的细节揭示了出来。当姐姐指责他生活贫困、“混得不好”时,他却反驳说“混得不好还能当队长”,而当“我”为安慰他而说他还能当队长时,本来卧病的他居然康复了,这是对封建权力等级观念的多奇妙的讽刺!这样一种封建权力等级思想及其造就的依附权力的奴性人格显然是会窒息人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作为现代人对这种奴性蒙昧的封建思想的反省和反抗是不奇怪的,但奇怪的是那些带有封建性却并未被批判,反而被肯定较多的作家作品,路遥就是例子,他的作品缺乏对封建权力等级观念的警惕,也缺乏对这种封建意识的反省和反抗精神。

路遥小说中带有的封建性权力等级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统的官僚特权等级意识,一个是“现代”特权等级意识,路遥对这两种思想意识批判和反省是不够的,它说明路遥的小说缺乏一种现代的平权思想。曾有论者强调和肯定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建强的道德纯洁性,一般来说,这并没有错。但是对道德理性的强调如果不是以反抗封建意识、张扬平等精神、张扬人的道德为前提,那实际上这种对道德理性的强调很可能就会导致奴隶道德,从而成为一种精神上的麻醉剂,张扬这种奴隶道德客观上起到的是为封建特权等级意识帮忙的作用,因为它固化而不是瓦解了封建权力等级秩序。《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小说展示给我们的是由权力等级思想支配的文化、思想和制度空间。在这种文化、思想和制度空间中,公家人即“吃国库粮的”享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特权,包括干部们“不稼不穑”如田福堂却享有比普通农民更为优裕的物质生活,以及公家人的子女优先获得这种优裕生活的特权制度,像接班制如金波的例子,干部子女高中毕业安排正式工作如黄亚萍、张克南等,而农民的子女如高加林、孙少平们却要回农村,这实际上是一种“世胄蹑高位”式的封建思想的遗形物。但相对于普通农民这些返乡的高中生却又具有一种传统的“文人”特权,即可以做民办教师,而不用参加体力劳动从而享有比普通农民要优越的等同于干部的权力——这是为什么高加林们的民办教师职务会被农村干部的子女顶替的原因。上述现象实际上是官僚特权的变形的形态,是一种封建性的君在上臣在下的君君臣臣的权力等级体制的变形物,是官僚特权的新形式,就是这样一种在权力等级中居于上位、带有“优越感”的奴隶意识使旧文人孔乙己不肯脱下又脏又旧的长衫。在这种带有封建性的权力等级制度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中,农民被排在下层,他们不仅遭受经济上的困难而且要承受精神上的苦难,在这种体系中强调和肯定马建强们的道德纯洁性和孙少平式的从苦难中领享所谓的“生活之蜜”的苦难学说,或者像马建强那样不知道反省自己的奴隶处境,而只怪命运不济[1],就是一种“奴在心”,是从被奴役中品味出美善的奴才意识,是变相的“颂祝主人,媚悦豪右”[2]。对于上述桎梏人的头脑的权力等级意识,应该产生的是基于自由、平等意识的批判、否定和反抗精神,即一种“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无稍假借”的“改革之新精神”[3]。因为“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4]

在权力等级体制下,丧失反抗权力等级体制的批判、否定和反抗精神,而强调等级体制中居于下层的马建强们的道德理性,实际上会走向以道德和权力共谋的方式加固特权者的封建特权地位和居于下层者的奴隶地位,使身处其中的人成为不平等的权力等级制度的附属物,成为被权力等级体制异化了的缺乏自由平等精神而不自知其处境和地位的奴隶——这是儒家文化在封建性权力等级体制中加以应用而产生的负性因素。梁南的《我不怨恨》就是体现这种奴隶意识的典型作品。如果以梁南无辜被流放的经历来看他的诗歌中所言之志就可以发现他被专断的权力奴役而不觉醒反而强调其所谓道德化的情感、爱的那种蒙昧:“马蹄踏倒鲜花,/鲜花,/依旧抱住马蹄狂吻;/就象我被抛弃/却始终爱着抛弃我的人”。[5]梁南被专断的等级权力的“马蹄踏倒”即奴役和捉弄,却“依旧抱住马蹄狂吻”,丝毫没有产生反思和抵抗,反而媚悦式地狂吻那个“马蹄”,这种道德化的情感、爱是十足蒙昧的奴隶意识的表征。我们对照一下鬼子的《大年夜》(《人民文学》,2004年第9期)也可以意识到梁南诗歌透露出来的奴隶性。当莫高粱坐在所长的破椅子上心理在小民莫高粱与李所长之间变换,且试图模仿李所长阴沉的眼光给贫苦的老阿婆以一种威压时,他的被权力意识扭曲了的卑微灵魂是能使读者心头感到沉重的,被莫高粱践踏的老阿婆不会也不应该抱住莫高粱狂吻的,被奴役者应该起来反抗。类似的状况还表现在胡风集团案中。对由个人权力专断造成的被奴役,胡风亦未表现出应有的对这种特权制的反思和批判意识。胡风相对清醒的是坚持了自己已有观点的正确性,但这种坚持却包含着悖论,他的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启蒙主义理念与《时间开始了》一诗表现出来的颂祝式的个人膜拜意识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使胡风不能很好地展开反省和批判,而对权力等级意识及其由之形成的隐性特权制度抵抗意识的匮乏和批判的无力会造成人的新的被奴役。在这种情形下强调传统的道德理性是不合适的。所以李建军先生在论述路遥时提出的观点:“克己利他的仁爱之心和道德善良”,[6]只有在现代人道精神、人格尊严等现代意识得到贯彻的前提在才可以提倡,而在权力等级体制下提倡这种道德就带有欺骗弱者的麻醉剂的性质。[7]克己如果克掉的是马建强们的批判、反省和否定、反抗精神,那这种克己其实就是致命的,因为它消解了民主平等平权等现代意识诞生的可能性,从而把人固定在奴隶的位置上了。李建军先生曾这样说过:“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天生是一个捍卫精神自由原则的民主主义者,因此,在他的身上,总是表现出一种体现着平等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民主气质。”[8]对批评家是如此,其实对每个人都应该是如此的,对作品的理解也应该是贯穿了这种民主气质的。为了捍卫这种平等精神、自由原则和独立人格就应该表现出对有悖于这种思想的封建意识的批判、否定和决绝的反抗精神。

路遥小说中的人物如高加林、孙少平等似乎充满了不屈从命运安排的反抗精神,但他们身上的反抗精神并非真正的反抗精神,因为他们缺乏一种基于平等自由信念而产生的否定批判意识,而是在潜意识中认同权力等级体制的前提下展开的“反抗”——所以这种“反抗”其实是鲁迅所说的奴隶意识支配下的“爬”和“撞”。高加林在具有媚权意识的马占胜操纵下“爬”上“国家干部”的位置,却丝毫没有产生对这种扭曲的“爬”中包含的等级意识的反思、否定,他虽然也为走后门而惴惴不安,但最终“他觉得他既然已经成了国家干部,就要好好工作,搞出成绩来。这种心情也是真实的”[9],这样他理解中的国家干部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而是明显有着爬入一种权力等级体制并“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满足。而后来高加林因为“公家人”张克南的妈检举而被“撞”出这个权利等级体系中的“国家干部”的位置之后也没有产生对这个权力等级体制的反思、否定和批判,而只是扑到黄土地上痛苦呻吟,作者在此突显出的是土地包容一切的道德意识,却没有对高加林们的“爬”和“撞”中表现出来的奴隶性展开反省和批判,或者说就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内容,这是路遥在写什么方面存在的局限。当高加林被村支书利用特权剥夺了民办教师的岗位而安排自己的儿子顶替时,也未产生对这种特权思想的反思和否定,而只是产生了对具体的特权者即高明楼的怨恨……而孙少平的个人奋斗充满了在双水村树立家族权威的封建意识:表现在为父亲箍砖窑的想法中,有出卖亲戚媚悦城郊曹书记;窑口合龙时揭发亲戚手上带血不吉利,因获得了小特权者的赏识而有了把自己的农业户口变成“公家”户口的机遇。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对这种特权等级体制的习焉不察,从而对自身处境中的奴隶性的那一面习焉不察。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孙少平们的“反抗”就不是真正的反抗精神,而是带有被封建性思想意识奴役而产生的“爬”和“撞”的性质,这是奴隶意识而不是人的精神。

在《风雪腊梅》中,路遥似乎借助对一个农村姑娘的心理描写反省和批评了上述奴隶意识:“跟了地委书记的儿子……尽管物质上她一生可能会富有,但精神上她肯定将会是一个奴隶”。[10]但她的这种批评性认识是不彻底的,因为这农村姑娘也认同的她的情人康庄哥的说辞中就包含了一种封建特权的思想意识:“等你转正了,想方设法往出拉扯我!听说人家吴所长的爱人是地委一把手,权大着哩!只要人家看得起,咱们的前途就无量……”[11]对这种特权意识,这位姑娘是没有反省、否定,也没有意识到其中包含着奴役人的奴隶性的。而且小说对“爬”进“公家”门的康庄只是产生了一种道德批评——负心汉和因贪图富贵而屈从权势,而没有对造成上述奴隶意识的权力等级体系展开否定性的反省和批判。那个农村姑娘也只是想安于自己清贫却洁净的地位,是一种传统的不慕也不畏权贵的道德意识,而不是真正张扬了一种现代的自由平等精神。《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的“爬”和“爬”的失败最终都演化成为一种道德上高下的判断而终于没有对其为奴的觉悟。路遥小说对封建性权力等级意识的现实存在是缺乏必要的否定、批判和真正的反抗意识的,是缺乏真正民主气质的。

这种缺乏还表现在对现代意识和特权思想结合起来变形为一种新的权力等级意识即新的封建性缺乏必要的警醒和反思上。这种缺乏在《人生》中的漂白粉净水事件中有明显的体现。群众不接受高加林以漂白粉净水所表露的所谓现代科学精神,但当权力者高明楼出面支持高加林之后,群众却能够接受了,很明显他们的接受不是出于文化上的觉悟和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接受,而是出于崇拜和畏惧权力的奴性意识,这是特权意识的反面。高明楼所支持的现代科学精神形成了对愚民的“现代”特权,这是一种现代意识与特权等级意识的耦合,在这种耦合中特权造成的奴性蒙昧使我们丧失了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反思,而现代思想又遮盖了特权的存在。这种负面的特权意识成了权力资本主义萌生和发展的助力。表现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就是封建性特权和商业资本的耦合,即小说中的商人胡永州、胡永合兄弟那里体现得极为分明的权势资本主义:胡氏兄弟“在这个地区有个大靠山——他的表兄弟高凤阁是黄原地区地委副书记,因此这两个农村的能人走州过县做生意,气派大得很”。[12]这种权力和商业资本的耦合造成了奴役农民工却又依附于官权的新的带有奴隶性的特权者势力,这在小说中体现承包工程的方便和对弱女小翠的摧残。孙少平拯救过一次小翠,但小翠家花光了钱之后小翠重新被送到胡永州那里并最终沦落为暗娼。在这里固然应该肯定孙少平的义举,但更应该看到保障弱势群体使整个社会更为公正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匮乏,对抗一种奴役性的特权的思想力量、制度力量的匮乏,更应该反省、批判和否定的是这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权力资本。反帝反封建一个重要内容实质上就是反对这种带有封建性的市场经济意识。这是路遥虽然如实写了出来却没有意识到的重要的社会历史内容。

这种以权力谋求物质资本的权力等级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现象在张炜的早期作品中也有所表现。在《秋天的思索》中王三江利用做大队长时积累的权势资本获得了葡萄园的承包权,《秋天的愤怒》中的肖万昌也是如此,在新时期初期利用权力获得了金钱资本。李芒们变成了权力和资本耦合之后失去了自由的被奴役者,而李芒的反抗最终也是通过上告更高一级的权力(即找梁书记)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说明被奴役的农民缺乏在自身力量范围内解决自身问题的正当的制度体系和思想意识,即缺乏一种赋予基层群众制衡和监督、约束基层干部权力的权力制衡体系和思想意识,这最终造就的是《古船》中赵炳式的阴谋家和土皇帝,是赵多多式的流氓无产者,是赵炳、赵多多建立在暴力统治基础上的商业经营——一种依靠暴力压制反抗和垄断牟利的权势资本,是《柏慧》中瓷眼的与黑恶结合在一起的全面奴役人的权势。张炜立志做时代的秘书——史官,他以文学化的方式记录下来的现实是具有警示和启发意义的。[13]这种不受监督约束的权力和资本耦合的形态不断酝酿和发展,就演化成了《刺猬歌》、《你在高原》等小说中的唐童式、金星集团式的权力商业帝国的形态,这个帝国有自己的打手也有自己的理论辩护者如黄毛一类发表纵欲即爱国论调的人物。这是一个不仅奴役人,也奴役自然中所有一切有生无生之物、毁灭一切的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的资本帝国,是不受监督制约的封建专制权力与嗜血的资本无孔不入的掠夺性相结合之后产生的专制的资本帝国,一个官权和资本权结合在一起的怪胎。这个帝国不仅充满了性的和人身的奴役和掠夺,而且以不断扩张的紫烟大垒严重污染了当地的自然环境,更依靠特务式的暴力控制使人的心灵荒漠化,这种权势化的商业资本帝国对自然和人的奴役和掠夺最终引发了与周围农民在打旱魃中的剧烈矛盾对抗和暴力冲突。这种毁灭一切的封建性的特权化的资本势力在我们的时代有着鲜明的存在感,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抗这样一种和封建性特权意识耦合在一起的商业运行模式,因为它就是封建权力等级资本主义,是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

反帝反封建还应该反那种作为我们理解国外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前理解的封建性权力等级意识,因为这种前理解固化而不是瓦解了由西方强势文化确立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西方帝国式的权力化的意识形态和跨国商业资本耦合,通过资本带来的物欲诱惑把自身放在中心——一个思想意识的特权位置,而将一种不平等的世界秩序植入人们的潜意识中,使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的所有行为中都带有一种被权力化的西方文化奴役的特质。《外省书》中史东宾的商业经营不仅存在着与权力的耦合,充满着暴力和掠夺,而且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也带有洋奴的气息。他把西方文化理解为一种更高等级的文化,他研究西洋餐,吃的东西一概加冰,胃受凉了就大喝其健胃冲剂,以这种方式操练洋人的生活方式,张炜就是以这种富于幽默意味的细节揭示了西洋文化在潜意识中操控史东宾式的洋奴的特权和史东宾理解这种特权时思维方式上的奴隶性、封建性的。就是这样一种封建性的思想意识导致史东宾们把那些不健康的轮盘赌、角子机等也引进来。而在《能不忆蜀葵》中,这种对西洋文化特权的膜拜则表现为一种末流的所谓后现代的“哇加加”画展,它不是出于对西洋文化理解并加以批判和反省的基础上的吸收,而是体现为一种拜权的封建性权力等级意识,其中充满了一种把人置于权力中心的对自然生命的暴力和毁伤性的奴役,而相对照之下蜀葵花所表征的蓬勃的生命力就成了相对于这种权力等级思想体系的反抗力量。而追求师辉的那位板寸头女同性恋同学,只是出于逐新而看球和写球评、输球就摔东西,在第一个层次上她并未意识到这种逐新之中蕴含的膜拜西方文化特权的封建性,她不能真切地体验和理解西方文化精神,也缺乏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态度,也不是出于一种深切的内心要求,她的行为只是像假洋鬼子口中的“no”和“动手吧”,是一种浅表的受西方文化特权支配尔后产生的追风,在另外第二个层次上却又形成了对于未庄农民的文化特权,而同性恋女和她的生活在小镇上的母亲劝师辉应付她的同性恋要求实质上是对这种特权的屈从。这种对特权的膜拜转换为一种嘲讽的形式就是小说《能不忆蜀葵》中淳于口中的声称自己画的牡丹叶儿宽的靳三和联合国官员的合影事件:其中体现的是对一种把联合国看作更高权势权威的奴性思想意识的嘲讽和戏弄。这种不加反思的对西方文化思想特权的膜拜大致可以用竹内好所谓“转向”一词来加以概括,它是一种因缺乏平等精神而造成的文化上的拜权症候,是被西方文化权势不自觉地挟持而结出的带有浓重苦味的果实。史铭式的把美国当做文化中心而形成的世界秩序的想象是西方尤其美国纽约文化独断的封建性秩序想象,对这样一种秩序及支配这种秩序的思想文化意识应该有一种抵抗的意识,因为他们要建立的是以自己具有特权为前提的而不是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秩序。“外省”这样一种命名即意味着一种文化权力等级的存在,也意味着对这样一种文化权力等级的抵抗意识的存在,这样说来,《外省书》中史珂方言意识的复活和《丑行或浪漫》中俚语俗谚的大量使用都可以视为一种抵抗的意识。但这种抵抗即反帝必须以警惕我们自身存在的封建意识复活和张扬自由平等、平权民主的现代意识为前提的,反帝反封建的要义在于反封建、反特权专断和张扬民主平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史铭、史珂们在“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被一种以革命面目出现的专断而蛮横的权力的奴役、摧折,这种精神的奴役和西方文化特权专断造成的奴役是同质的。

 

 

有论者认为新文学已经终结:“不是文学抛弃了它的大众,而是大众在新的语境中发现并不需要新文学的启蒙,新文学运用的‘五四’以来阐释中国的框架难以面对今天中国的现实的变化,新文学中最为强大的‘为人生’的想象其实已经难以面对今天的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之下的人生”[14],所谓新的语境、新的现实是中国“和平崛起”、“脱贫困化”和“脱第三世界化”,因此新文学所提出的所谓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已经和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脱节,当下现实已经不再需要新文学对它发言,新文学已经终结。但我们发现所谓新文学终结之后那些代表“新新中国”的“架空性”的“尿不湿”一代的写作中其实充满了政治冷漠和媚权拜权的双重症候[15],并没有架空社会历史内容,而所谓的中产阶级的文学想象中则充满了被权力等级意识支配的现象,像卫慧的《上海宝贝》之类的作品中媚从西方文化权势的殖民地洋奴气息,我们在张炜、路遥等的作品中看到的也是一直延伸到当下的权力等级意识造成的人被奴役的现实,退而言之,即便有一天“中产阶级”能够成为大多数——也仍然应该有为少数人的权利声张正义和反对特权、反对权力压抑的抗争的文学、反抗的文学。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新文学并未终结,新文学中以反对权力等级意识为核心内涵的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并未终结,新文学仍然承担着在思想文化领域反帝反封建、张扬民主平权等现代意识、批判性地对现实发言和进行思想文化启蒙的历史任务,新文学包括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也仍然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追求自由平等的文学。



* 作者:赵东祥,文学硕士,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1] 路遥:《当代纪事》,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181页。

[2]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3]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4]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5] 梁南:《野百合》,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6] 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选《2002文学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7] 参阅朱航满:《温暖与伤感——路遥论》,《艺术广角》2011年第1期;白浩:《路遥苦难叙事的限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3期。

[8] 李建军:《论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选《2005文学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9] 路遥:《路遥全集:中篇小说》,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10] 路遥:《路遥全集:短篇小说》,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11] 路遥:《路遥全集:短篇小说》,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12] 路遥:《路遥全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页。

[13] 参阅赵东祥:《论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张炜及其作品》,《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0年第2辑。

[14] 张颐武:《“纯文学”讨论和“新文学”的终结》,《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

[15] 陶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5-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