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电话(传真):025-89686720
邮箱:xddsecretary@nju.edu.cn
地址: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杨宗义楼
邮编:210023
网址:www.njucml.com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Centre Publications 当前位置:首页 - 中心刊物 -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积蓄力量“再出发”——卢新华访谈

发表时间:2015-5-31阅读次数:1140

积蓄力量“再出发”

——卢新华访谈

 

卢新华  王冬梅

 

 

《伤痕》之前:“偶得佳句便为乐,常作玄想也能醉”

 

王冬梅(以下简称王):1978年8月11日,短篇小说《伤痕》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您一跃而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人物,很多人由此知道了您的名字。能谈谈《伤痕》之前您所受到的文学教育或者文学启蒙吗?或者说,最初亲近文学是始于什么时候?

卢新华(以下简称卢):真正亲近文学,应该还是从插队落户的时候开始的吧。那时劳动很辛苦,也看不到有改变当一辈子农民命运的可能。后来从江苏的《新华日报》上读到一些诗,觉得自己也能写的,就开始尝试投稿,希望能藉此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时我还只有十六岁。所以,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可以说是《新华日报》副刊上的革命诗歌,而且,每次看到“新华日报”上的“新华”两个字,我也觉得特别亲切,觉得冥冥之中似乎和我有什么牵连似的。当然,后来我又从朋友处读到《青春之歌》等“毒草”,林道静写给卢嘉川的爱情诗句“你是划过长空迅疾的闪电,我是你催生下的一滴细雨”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可能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写诗了。

:正式发表诗歌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参军以后。当兵期间经常要站岗,而且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防止自己打瞌睡,我就开始尝试着利用站岗值勤的时间构思诗歌。它们后来多半发表在连队的黑板报上,渐渐地也有一些被当地的《曲阜文艺》和《工农兵诗画专刊》所选用,印象最深的一首好像是《侦察兵爱山》。后来,部队和地方联合搞批林批孔运动,我又有机会接触到我们副连长从曲阜师范学院借来的巴金的《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羊脂球》等作品,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当然,我在这个时期读鲁迅的作品还是最多的,也最喜欢。

:新时期很多作家都是由亲近诗歌然后来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比如铁凝。您还记得最初的小说练笔吗?

:严格地讲,我喜欢并开始尝试写的第一篇小说还是高考复习期间,在江苏南通一中高考补习班上写的一篇作文,题目是《写在高考复习中的回忆》,内容主要描写一个退伍军人在高考复习中回顾文革时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没有好好读书而浪掷光阴的痛悔心情。当时语文课的辅导老师叫周天,他曾让我将这篇作文作为范文朗读给全班同学听。记得我读完后,不仅自己泣不成声,教室里也哭成一片。所以,于今回想起来,周老师对我作文的赞赏和全班同学当时的真情流露,对我以后走上文学道路,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应该起了很大的作用。

:50后的很多作家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就确立了自己的文学理想,您也是如此吗?

:我要声明一下,我青少年时代最初的理想并不是想成为一个小说家,而是更希望能成为一个诗人或哲学家。我从小就喜欢哲学,也喜欢耽于玄思冥想。就是今天,我还是经常以“偶得佳句便为乐,常作玄想也能醉”自勉。所以,参军期间,利用周末、节假日和平时的业余时间,我阅读了大量哲学和与哲学相关的著作,其中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考大学前,我也曾雄心勃勃地想写一本叫作“四人帮批判”的书,但苦于无法调阅档案资料而作罢。

:在复旦读书期间除了接受正规的文学训练和专业熏陶,有过比较个人化的文学体验吗?

: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以后,同学们创作热情高涨,纷纷成立各种兴趣小组,我因为曾发表过诗歌,被分到诗歌组。但这时候的我已经开始觉得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毕竟容量较小,不适合表达我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思想和看法。而反观中外文学史上内涵比较丰富、思想性比较深刻的作品,大多还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小说容量也相对比较大,可以包容诗歌、散文、政论等多种形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是最好的例证。此外,小说反映社会现实最迅速,这为作家干预现实、批判现实,并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于是,我毅然决然退出了诗歌组,改为参加小说组。

:您在《谈谈我的习作<伤痕>》(1978年)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在《伤痕》之前,您其实已经试写过第一篇以批判“四人帮”为题材的小说,最后由于受到真人真事的限制而就此搁下了。能在这里跟读者一起回忆一下这篇放进抽屉的小说吗?您觉得,它是否对后来《伤痕》的写作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呢?

:至于你提到的这篇小说,我现在印象已经不深了。但有一点不会错,那篇小说肯定写的是真人真事,因此感觉上很受拘束,像是被什么裹住了双腿似的。内容肯定也有“伤痕”的影子,但那时我还不了解“典型概括”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发掘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对时代和社会的特征也缺乏高度的概括,所以我最后还是放弃了。然而,这毕竟是我进大学以后所写的第一篇小说,它让我发现并了解到自己在创作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懂得了文学作品对“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的严格要求。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写进小说的,只有写出了许多人的共性,同时又兼具个性,而且时代特征鲜明,并且传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的作品,才会受到读者发自内心的欢迎。所以,就我当时的体会,对一个小说的写作者而言,想象力和概括力固然重要,但出自真心、发乎真情更为重要。如果一个人对这两点还缺乏自信的话,我想最好还是不要贸然去拿起自己的笔写小说。

 

“《伤痕》的荣耀与生活的艰辛都无法阻挡我寻求自由的脚步”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不乏“文而优则仕”的例子,当年轰动一时的《伤痕》除了占据文学史一席之地外,是否也为您提供了步入文学体制的契机呢?

:是的,如果将《伤痕》当作敲门砖,我当时完全可以像许多人一样在体制内按部就班地生活,并很轻松地谋个一官半职,甚至还有可能爬上高位。但我骨子里是个崇尚“自由而严肃地思想,独立而自在地生活”的人,很反感官场中常见的媚上惑下、奴颜卑膝、等级森严,在上级面前是羊,在下属面前是狼,不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能对领导说不,不能让自己的真情实感自然流露的现状。那是一种双面人的生活,一方面似乎威风八面,另一方面却又永远只能是别人的玩偶……因此,大学毕业分配时,尽管《人民日报》考虑到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作家,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常委,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点名要我去做团委书记,管分配的老师也三番找我谈话,做工作,最后一次还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你知道《人民日报》团委书记是个什么概念吗?如果外放,你就是个地委书记了。”但我考虑再三,还是婉拒了。

:时至今日,回望《伤痕》的发表,您会作何感想呢?

:尽管我写了《伤痕》,但《伤痕》能够发表确实也是一个例外,是受了诸种因素的制约的。如果没有当时反“四人帮”以后又过渡到反“两个凡是”的大的政治气氛,如果小说未发表前没有在复旦校园产生轰动效应,如果《文汇报》打出小样在文艺界、新闻界、教育界广泛征求意见时,支持的意见没有占绝对上风,如果《文汇报》送审时,宣传部领导没有及时批复,《伤痕》就完全会是另一个命运了。冯骥才先生就对我说过,他曾有一篇类似《伤痕》的小说投稿给《人民文学》,几个月后《伤痕》发表了,编辑部于是只得退稿,告诉他《伤痕》发表了,这稿子我们不能再用了。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我实在是命运的宠儿。然而,即便是我这样的“宠儿”,此后再写出类似的作品,想要通过编辑部的审查,依然困难重重。

    :其实,除了审查制度,文化传统本身和具体的时代环境也会对作家认识自我及世界形成一种规约和限制,对吗?

    :的确。从人生而言,尽管中国之大,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但我仍然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井”里,至多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井”。我环顾我所生存的环境,发觉我们每天的思维惯性,我们想的事,我们说的话,我们写的文章,总脱不出每天的报纸,每天的新闻,每天的社论,每天领导报告的制约,如果有人稍越雷池,很快就会被看成一个异类。记得刚分到报社时,有一次开党小组会,我因为听说胡耀邦说过提共产主义教育容易让青年反感,以后还是多提爱国主义教育比较好(大意)的话,于是很受鼓舞,也作了类似的发言,并提出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党的名称其实也是可以改一改的,比如就叫“爱国党”,或者“为民党”之类也行。结果事后很快就有领导语重心长地批评我太幼稚,并关照我这样的话以后千万不要说,会犯错误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应该说还是一个新潮而前沿的话题。当代中国自步入市场经济时期以来,几乎迎来金钱大爆炸的新时代。您为何在此时选择去了美国呢?

    :当时出国是有着很多方面的考量的。那时的我总觉得,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始终有一个紧箍咒横在那里,只要你想自由地去思想,想要越雷池一步,那个紧箍咒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对着你念念有词,让你头痛,让你恼怒,让你愤恨,让你恐惧,让你不得不让步,让你不得不放弃。所以,至少为了能呼吸到更多自由的空气,我也想到国外去体验一下资本主义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次,我那时已经在思考文革“伤痕”的成因,已然感到仅从政治的层面将其归咎于“四人帮”或这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党,还是很不够的。因为从更广阔的历史的层面来考察,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同样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于是,我想起了苏东坡那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决意要去国外换一个新的视角来厘清文革“伤痕”的宿世因缘。

    :是否还记得离开中国前的生活状态或者精神状态呢?

    :1986年去美国之前,我曾经经历了人生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那时,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参加出国培训班,由于辞去了工作的缘故,我几乎失去了全部的经济来源,所以不得不每周挤出一点时间,为《文汇报》的“文艺百家”写上千余字的评论文字,赚得约每月一百二十余元的稿费养家糊口。尽管如此艰辛,还是没能熄灭我心中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强烈渴望。与其说我向往到美国读书,不如说我更向往一种身心的自由,向往一种“出污泥而不染”境界。

    :能谈谈初到美国时的生活体验吗?

    :在洛杉矶读书期间,为了生计,我曾在学校附近的小镇蹬过三轮车。小镇人称“小巴黎”,有众多的电影院、餐馆和购物场所,每逢周末,游人如织。我的工作就是载人观光,或在观光点之间“摆渡”观光客。我非常感恩上天曾经赐给我这段人生经历,因为藉着“蹬三轮”,它帮助我学会了“放下”——放下曾经有过的荣誉和光环,也放下内心对无明的执着……硕士毕业后,我也曾在洛杉矶一家图书公司做过英文部经理,不久又辞职自己开公司,兼做金融、期货和股票等等。最后由于经营不善、投资失误等种种原因,众多投资大多打了水漂。1992年初,我开始在洛杉矶的赌场做发牌员,每天在赌桌上阅人、阅牌、阅筹码无数。渐渐地,在我的眼里,那一枚枚的筹码便成了一滴滴的水,那一堆堆的筹码成了一汪汪的水,那一张张铺着绿丝绒的牌桌则成了一个个水塘,而放眼整个赌场,便是一片财富的湖泊了……我就这样在赌桌上一边工作一边观察人生,思考人生,感悟人生,终于觉悟到“财富如水”的性质,不仅写出了长篇思想文化随笔《财富如水》,也收获了赌桌上的世态百相……

    :作为一个旅美十余年又再度回归大陆文坛的当代作家,您觉得自己的人生经历是否为自己获取了不同的文学视角?

    :在海外这些年,我经常转换自己的工作,改变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一方面是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让自己在对社会生活进行文学观照时,可以有更多的不同的角度。虽然在今天看来,相对于很多人,我走了一条比较曲折的路:从上海到深圳再到美国,从记者到商人再到发牌员,跑了很多地方,也换了很多职业。然而,这几十年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不仅对于文学创作,而且对于我的生命而言,都是一笔最可宝贵的财富。 

 

“我更希望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做时代的代言人或诊疗者”

   

:就我自己的阅读体验而言,从《伤痕》开始您的每一部小说都脱不开“文革”这一话语情境。当然,以《森林之梦》为分水岭,“文革”在小说中的表现形式及所承担的叙事功能是有所变化的。更为重要的是,您对于“文革”的思考也有了本质性的改变。从后期的作品来看的话,您放弃了前期政治悲剧这一考察视角,而是从文化悲剧的维度,试图跨越整个当代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从传统文化里寻求答案。能就这个问题谈谈您自己前后的思想转变吗?

:首先,我自己是从“文革”时代走过来的人。我插过队,参过军,亲身经历了校园里以“血统论”划线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也亲眼目睹了那个精神压抑、思想灰暗的浩劫时代。“文革”是整个中国当代历史中饱蘸血泪的一页。所以经历十年浩劫之后,人们对于新时期的时代生活充满了期待。但当我们置身其中的时候,对于它的认识必然也会受到种种的局限。尤其对于林彪、“四人帮”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遮蔽了对于“文革”根源的真正思考。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文化思考的不断发展,我发现,政治悲剧这个角度已经慢慢丧失了对于“文革”的解释能力。

:这就意味着您是有意识地突破这个既有框架,寻求重新阐释的可能性。

:是的。“文革”应该说是人性遭遇彻底放逐的历史时期,冷漠、背叛、诬陷、残害等等人性之中恶的因子都充分暴露出来。“人道主义”、“人性论”这些构建基本人类情感的重要东西都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而个人崇拜则将封建迷信以伪现代、伪革命的形式继续延伸。这就使得我不得不把视角聚焦到我们的文化上。应该说,“文革”中有关人性的历史情状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种种毒素长期积累、衍变的结果。解释“文革”决不能仅仅将其放在1966-1976这个时间段里,从文化悲剧的角度寻求根源,或许更有利于我们更合理地解释和理解它。

:您说的这种将“文革”话语置放到整个文化系统的考察方法,让我想起了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所建构的“长时段”历史理论以及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所触及的“具有超稳定性”的深层文化形态。您觉得从清理“‘文革’遗毒”走向反思“文化遗产”才能更有效地解释“文革”吗?

:是的。比如说,在我最近的长篇小说《伤魂》的最后,小孩子和龚合国玩戴高帽游街的游戏,看上去是“文革遗毒”,其实更是“文化遗产”。“文革”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从我们的文化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我在国外生活这么些年,发觉现代西方人即便骂人,话语系统中也绝对看不到诸如“打倒某某某,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样恶毒的语句,更看不到将犯人“游街示众”、“杀头示众”这样的的血腥场景……但我前几年春节期间还在农村看到人们用拖拉机押着“爬灰佬”游街……虽然那是用来娱乐的,但却也反映出我们的文化从根子上来讲是缺乏对人的尊重的。我相信,只要气候适宜,“游街示众”这样的把戏今后在中国仍然不会缺乏演员和观众。所以,从我内心讲,总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打倒孔家店”肯定是不够的。我们的文化一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清理,剔其糟粕,存其精华……

    :从艺术流派上来说,您一直秉承的是批判现实主义。实际上,您于大学时代已经系统阅读过很多现代主义小说。后来到了美国,也更容易接触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理论思潮和文学思潮。为什么独独选择坚守批判现实主义呢?

:我想这跟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有关吧。“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是一个自觉对时代和社会负有责任的作家。《伤痕》所造成的极大的社会影响更坚定了我选择“文以载道”作为自己创作活动的总体坐标的想法。所以,尽管在结构、语言、节奏等等方面我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很多流派的手法,也力图借鉴,并尽可能地兼收并蓄,但我更希望自己什么时候都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做时代的代言人或诊疗者。好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娱乐大众的,更应该发大众所未思,想时代所未想,于细微之处见大道,于平凡之处宣真谛。

而一部作品是否有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传达出来的思想深度,而不是文字和辞藻堆砌起来的高度。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创作手法之一。鲁迅先生和他的小说所取得的成就至今仍然是我们尚未能逾越的高峰。这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鲁迅先生的作品对时代和社会所作“文化批判”的尖锐性和深刻性……我不是一个在写作中总是喜欢把形式放在第一位的人,更不会着意“玩味”文本,我愿意选择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语言和结构,来表达我对于生活和人性的思考与关注,并期望能有警示的作用。

    :您曾指出这个时代的读者不爱读严肃性作品,那严肃性文学创作是否也需要反省自身呢?或者说,面对已经存在的困境,您觉得严肃性作品应该如何调整自身才能重新获取艺术生命力?

:我想不仅仅是严肃性文学,就整个文学的境况来看,通俗文学、娱乐文学、主旋律文学都需要反省自身。我在1998年出版《细节》,2004年出版《紫禁女》的时候,当时的文学感觉都是高于《伤痕》的,然而,它再也不可能产生《伤痕》那样的轰动效应了。时代变了,受众变了,文学由中心地带滑向边缘,这是经济社会的大趋势。除了专业化的研究人员,现在的读者对于文学的关注肯定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或者说,他们更愿意选择消遣化、娱乐化的快餐文学。电视剧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于小说的兴趣。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生存的压力也可能使得他们不愿意过多地承受严肃文学之重。

:用波兹曼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文化精神的萎缩不再同于专制主义时代里的“文化监狱”,而是表现为沦为滑稽戏的“文化狂欢”。

:但我觉得造成严肃文学一点点萎缩的还有另外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一是我们的审查机构不允许或者说不喜欢有自己独到思想和见解的作品出现;二是一些有志于写作严肃文学的作家,常常一边写作,一边也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审查”,于是越来越将文本做得尽可能“圆滑”,尽量让审查者抓不到把柄。然而这一来,虽然作品侥幸“蒙混过关”,读者读下来却也是一头雾水,最后只能靠猜猜想想来理解作品,艺术感染力肯定大打折扣。故严肃文学的坚持其实是需要牺牲精神的——它必须在两个方向上同时作战,既不能与庸俗文学同流合污,又不能向社会“集体审查潜意识”低头。

 

《伤魂》:“共和国官场与文化生态的真实缩影”

 

:《伤魂》出版后,龚合国日记遭到一些青年读者的追捧。他们将其视为模仿效法的对象,却忽略了您植入其中的对于“权谋文化”的批判,应该说远远背离了您实际的创作意图。您本人如何看待这种曲解?

: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网上有一篇评论就直指《伤魂》一书是“中国官场厚黑宝典”,并说:“这本小说提供的‘经世之学’,既汲取《鬼谷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三十六计》之精华,也广采路边摊上《深藏不露的智慧》、《说话的艺术和技巧》、《职场攻心学》《官场计谋大全》、《如何对付老板和算计员工》一类低端厚黑学的智慧,绝对称得上‘中国官场厚黑宝典’。”对此我既感觉很无奈,也感到很正常。一部作品问世后,就它的社会功效而言,其实才完成了一半。就像产品仅仅完成了生产,还没有经由流通领域而到达消费者手中并完成最终消费一样。然而,作者在作品中的心理诉求——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喜好、他的爱憎,常常并不总是能与读者的理解力和欣赏力达成一致的,甚至还经常造成曲解和误读。尤其怀着功利主义的心思的读者就更容易从作品中“抓其一点,不及其余”了。

    :在实际生活中接触过这类读者吗?

:我曾经认识一个自称是我“粉丝”的企业家,他说他所订阅的大型文学杂志就不下十几本,而且特别喜欢读小说。但他又直率地告诉我,他读这些小说并非是因为他喜欢文学,而是希望通过小说去了解各行各业的人的心态,特别是为了生存他们都喜欢玩些什么样的手段和把戏,以便自己能够在商业活动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又说:“隔行如隔山,我不可能了解每个行当里的人。小说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作家们更将他们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教训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并且只收我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的钱。这太划算了!”

故而,初踏社会的青年人会对“龚合国日记”中“权谋文化”的部分发生特别的兴趣,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不知你有没有留意过,现在书店里和地摊上到处充斥着教人谋略的书,所以,这种对我作品的曲解和误读,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和佐证了我在书中极力鞭挞和抨击的“权谋文化”和“阴谋文化”之阴魂在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滥觞,确实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继续听之任之,而不加以清算和批判,这颗在中国文化生态中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所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毒瘤,即便暂时对我们的民族而言,还似乎没有性命之虞,但任其继续发展下去,而不对它大声说“不”,中国人的人心一定会快速腐烂下去,人面也一定会越来越丑陋,以至于神州大地将再不可能听到一句真话。当然,我还想补充一句的是,“权谋文化”是一种最典型的虚伪的文化,我们如今透过文革中大量义正词严的政治宣传,常常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那些掩藏在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背后的“权谋” 的运作。然而,可悲的是,我们长久以来,也早习惯了“成为公侯败为寇”,“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除了《伤魂》,其他的文学作品是否也曾面临被读者误读的境遇呢?

    :说到误读,《伤痕》其实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比如,尽管发表之后,它曾获得绝大部分读者的喜爱,甚至有人夸张地说过:“全中国人读《伤痕》的眼泪可以流成一条河。”但也还是有人认为它是“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并有个别领导人说它是“哭哭啼啼,没出息”……当然,这和前面所说的曲解,有很大不同。

:在《伤魂》的后记里,我明显感觉到您一再强调了书中人物及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也提供了其人其事其地的一些基本论据,甚至还坦诚相告了由于本书给您的生活带来了现实性的困扰和预料不到的麻烦。其实,更多的小说家则更倾向于以“小说家言”的方式凸显文学的虚构性质。比如,当年《阿Q正传》发表后,很多读者对号入座并由此引发口水战的历史情景至今令人感到可笑。而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针对自己小说创作的虚构性给出详细解答:“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再如,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也明确写道:“作者要想让读者相信他笔下的人物确实存在,无疑是愚蠢的。这些人物并非脱胎于母体,而是源于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句子或者某个关键情景”。显然,他们都强调了小说的虚构性。那么,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您如何看待自身与他们之间这种文学理念的差异呢?又如何看待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呢?

:《伤魂》出版前和出版后,的确曾给我带来了一些现实性的困扰,其原因大都是因为“有关方面”太过“认幻为真”。小说无疑是虚构的,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小说以虚构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表达作家本人对于生命的主观化体认,这个生命既包括了自身生命、他人生命、社会生命,也包括了文化生命等等。也就是说,他的观照对象涵盖了内宇宙和外宇宙的所有生命形式。生命是有感知的,而且在很多的时候都是息息相通的。高明的作家尽管描写的是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但他贯穿其间的情感和细节却是真实的,故能激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它又远远高于生活。所以说,尽管文学采取的是虚构的形式,但字里行间传递的无一不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你前面说到,米兰·昆德拉说:“作者要想让读者相信他笔下的人物确实存在,无疑是愚蠢的。”说句老实话,尽管我本人很喜欢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但对这句话我却不以为然,相反,我认为,如果作者想让读者相信他笔下的人物确实不存在,是虚假的,不可信的,可能更愚蠢。——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谎话连篇,假话、空话俯拾皆是的国度。

对于《伤魂》,我之所以一再强调它的真实性,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因为我希望小说中触及到的权谋文化的泛滥能够真正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文化层面的无形异化是长期身在其中的人们习焉不察的。譬如一个从上到下习惯了说假话的时代,习惯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慢慢也会只认假话为真话,只认羊头为狗肉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在很多时候,一个“假”的故事,使作家得到了“真”的宣泄,使读者得到了“真”的满足。而面对“真”的生活,我们却看到越来越多“假”的姿态。

:此外,人们习惯了“小说是虚构的”,作家就是“说胡话的”这样一种概念。同时,法制观念的一步步深入人心,也使得很多以写实为主体的作家害怕惹上官司,这样,他们往往会在小说或电影的开头便预先声明“本篇(本片)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但我小说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是彻头彻尾虚构的,是对现实生活场景和叙事的高度概括,所以,我并不担心会有人找我打官司,我更在意的倒是人们是否会相信我故事的真实性。所以,如果真有人来上门“讨说法”,则反证了我的作品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且足以“以假乱真”了,这反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这倒有点太虚幻境“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饶舌意味了。

:一部小说,它的人物和情节如果都不能让人信以为真,它还怎么去影响读者、感染读者呢?所以,为了增强作品的可信度,我反其道而行之,更加强调它的真实性,而非虚构性。而且实在地讲,《伤魂》写的是一个“龚合国”,的确也是共和国官场和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它的所有细节都是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从这个意义上,它的确是真实不虚的。而且,说实话,我的后记与一般的后记也有所不同,它说是“后记”,其实还是整个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许因为有了这层艺术的“障眼法”,负责审稿的编辑当初也曾提出为避免出版社为出版此书惹上官司,希望我能与他们另签一份合同,郑重声明“文责自负”。我很乐意地就答应了,可惜后来他们听了我的解释后没有继续坚持。

 

“在‘存人欲,去天理’的时代场域中,我提倡‘合天道,衡人欲’”

 

:我从您之前的一篇访谈录里发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您在游历福州涌泉寺的时候有感于“回头是岸”的谶语并亲自配上“放手如来”的对子。而您在进行传统文化思考的时候,似乎也流露出对于佛家文化的青睐,甚至经常在创作之余夜读佛经。能谈谈您的佛缘吗?对于佛教的亲近是在比较了儒释道三者之后的理性选择吗?

:有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从内心来说,我对所有的宗教都有着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也包括欧洲的基督教等等。除了这种发自内心的兴趣之外,我也经常接触到一些宗教界人士,比如台湾的星云大师等等。这种特别的因缘不仅增进了我对宗教的理解,也逐渐影响了我看取世俗社会的眼光。至于说到对于佛教的选择,我想可能有两个因素起到比较关键性的作用吧。首先,我觉得我从骨子里继承了我母亲悲天悯人的天性。而佛教讲究的就是慈悲为怀,以慈悲之心去善待每一个生命,以怜悯之情去体恤世间一切苦难。也就是说,亲近它会使你的内心变得更加柔软,在遭遇挫折时会变得沉静洒脱,在面对荣耀时能学会放下,在看见苦难时可以提起悲悯之心。

:您的宗教情怀与您最初喜爱哲学也有关联吧?

:的确。虽然说80年代以后,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大量涌入国门,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但是,在接触各类哲学典籍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从叔本华到伏尔泰,从康德到黑格尔,他们的哲学都与东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康德当初就特别喜欢释迦牟尼,他的口袋里也经常揣着《老子》和《庄子》。叔本华就更不用说了,他受佛教的影响更深。因此,在关注东方哲学的过程中,佛教给了我一种特别的印象。打个比方说,假如佛教是一部车的话,我觉得它是由两个轮子推动的,一个轮子是慈悲,另一个轮子则是哲学。两个轮子的协调转动共同推进了佛教的发展。

恩格斯曾说过:“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最高阶段,人类到释迦牟尼时代,辩证法才成熟”。爱因斯坦则坦露过类似的看法:“如果能有一门宗教与现代科学相依相存、相互补充,那门宗教必定是佛教”。释迦牟尼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也曾说过:“一滴水中有八万条虫。”当时的许多人都曾认为是妄语,却为今天的科学所证实。释迦牟尼又说过一句话:“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据说,爱因斯坦就是从这句话得到启发,才建立了他的“广义相对论”。当然,我对佛教的兴趣主要还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一种宗教对宇宙和人生解释得这样透彻、究竟和圆融。悟透了佛法,一个人就能把握宇宙和人生的真相,而不会被一些复杂的事相所迷惑,可以知可为而为,知不可为而不为,可以获得“大自在”,可以透过繁杂纷乱的“世间相”,一眼便看到事物的本质,可以“一念三藏”,让想象的翅膀肆意驰骋……总之,通过接触佛经、佛法和佛理,我觉得我对自身和宇宙的认识都焕然一新。

    :您觉得这种自觉而强烈的宗教意识是否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

    :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说过:“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能没有宗教精神。所谓宗教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对自然有所敬畏,对自身有所反省,对他人或他族常怀慈悲之心……”而作为一个作家,悲天悯人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素质。一个对他人的疾苦漠不关心的人是不配从事写作这样伟大的事业的。

    :自近代中国踏上追寻现代化的路途开始,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即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责大任。在济世救国,蒙豁众生的价值吁求下,社会与大众均被视为病体,而知识分子则往往担当起医生的角色。就像鲁迅所自我界定的那样——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可以说,您也一直秉承着类似的理念,甚至自称为“游方郎中”、“精神科医生”。不过更吸引我的是您的一句大胆断言,您曾说,鲁迅只看病,不开药方,而您既看病,又开药方。就当代文坛的实际生态而言,除了前些年“骂鲁”派时常贬抑鲁迅外,没有人敢于与鲁迅比肩,他往往被视为中国新文学一座不可超越的高峰。其实,您一直是非常喜爱鲁迅的,那么您是基于哪些因素针对病与药方一题作出以上判断呢?

    :我要说明一下,我从没有说过“鲁迅只看病,不开药方,而我既看病,又开药方”这样的话。如果你从某个访谈中听到或看到,那一定是采访者在编辑和剪接时,掐头去尾而形成的断章取义。其实,《伤魂》发表后,《广州日报》记者吴波采访我时曾问我:“从《伤魂》可以看出你的写作态度很严谨,跟西方十九世纪和中国三十年代作家们的文风很像。您坚持这种写作态度的深意是什么?”我曾这样回答他:“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在江湖上行走的“郎中”,以“治病救人”作为己任。当然,既然是要治病,我在揭出病苦的的同时,就会努力寻找病因和病根,并试着开出自己的药方。所以,如果非要我对自己,亲朋好友们,以及我们这个“大道流失、物欲横流、术数猖獗”的时代开出一付药方的话,我会劝说国人:既不能“存天理去人欲”,更不能“存人欲,去天理”,而必须“合天道,衡人欲”。

    其实,就我的理解,没有一个医生会在看了病后不开药方的。一个只看病不开药方的医生至少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鲁迅先生是学医的出身,怎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仔细读鲁迅的著作,你会发现鲁迅其实是在不断地针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病像开出自己的一付付药方的,比如“拿来主义”、“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痛打落水狗”、“救救孩子”,有时甚至还下猛药“中国字干脆可以不要”……他的作品对黑暗的现实有诸多否定,而每一种否定正是一种肯定,病既已揭出,药有时也就在其中了。比如,《祝福》中,封建礼教“吃”了祥林嫂,鲁迅尽管没开药方,但读者也都“心知肚明”,那是非要“打倒孔家店”才能拯救千千万万的祥林嫂的。当然,鲁迅的许多药方其实都是要“砸烂万恶的旧世界”的,因此常常不能明说,只能用了曲笔,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开药方。

    :面对时下的中国,您依然坚信拯救时弊是作家的道义担当?

    :今天的文学存在极端市场化、低俗化、娱乐化的倾向,深度反思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仿佛是一种无聊。但我相信,任何时代和社会内部,总存在着一种力量去帮助这个时代和社会回头的。有时候,它们体现为一种宗教的力量,有时又体现为一种哲学的力量,有时则体现为一种文学的力量,更多的时候也可能是三者兼而有之。所以,我希望我的文字,无论是宗教的、哲学的、文学的,总能在时代和社会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找到它们的“病灶”,并试着开出我的药方。从这个意义上,我有时的确会感到自己很像一个“精神科医生”。

    :在《森林之梦》的开头,女主人公白娴以善良而美丽的姿态出现在知青返城的列车上。她一登场就仿佛一个美的化身深深吸引着我,然而随着情节的步步铺展,白娴的生命轨迹在历史与现实的撞击中交错、延伸,我们却看到了美的衰败、污秽直至陨灭。在之后的作品里,《紫禁女》中的石玉,《伤魂》中的白瓷等女性命运无一不跟“美的毁灭”相关。您如何看待自己笔下的这类女性悲剧呢?

:其实,当年在创作《伤痕》的时候我最初构想的是一对决裂的父子,后来考虑到女性的感情更为细腻,更易于营造感人的悲剧氛围,于是就以我当时的恋人现在的妻子为人物原型塑造了王晓华这个形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由传统伦理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国家来说,女性的解放程度也透露出社会的解放程度。对于女性命运的考察仅仅是一个切口,她们往往是作为悲剧的载体而存在。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里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可以说,在我写的这些故事里,这些女性由美好走向衰败的生命轨迹就恰似价值毁灭的过程。当然,因为时代语境的不同,造成你说的这三个女性悲剧的具体原因又是不同的。白娴的悲剧从放弃林一鸣选择贾海才开始,其实当时的时代风气对她的择偶标准是有所影响的。世俗的价值标准,使她放弃了纯洁美好的爱情,而选择了衣冠楚楚的贾海才,最终走上自绝于世的悲惨路途。

:相比之下,石玉的命运就更复杂一些。

:对。作为“东方世界”或“东方文明”象征的石玉,她对“西方男人”感兴趣的似乎始终只是他的身体的部分(船坚炮利),而排斥他的精神的部分(民主、自由、科学、理性)。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之间的结合必然是灵肉分离的。然而,受以精神为主导的“儒道佛”文化的影响(尤其杂糅了各家学说的“存天理去人欲”的信条),东方女子和东方男人虽然还有精神上的依恋,但双方的身体的一些重要部分却因为长时间的“禁欲”而一步步萎缩和封闭……所以,才会产生那种由封闭——开放——再封闭——再开放……却始终不得其果,且无法生出一个宁馨儿的悲剧。我以为,这也是当今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内心挣扎的真实写照。

:白瓷则更像是庸常生活中的普通一员,给人最核心的感觉就是“灰色”。

:她所体现的其实是当下中国社会许多底层女性所追求的的一种生存方式。灰暗艰辛的生存困境令她很容易偏离正常的生活轨道,转而依附于有财富有权势的有妇之夫。经济上的长期依附,使她不自觉地放弃了精神上的独立和道德上的向善。面对这个出轨成风,小三横行的时代,一路舛途的女性解放发展到今天陷入一个怪圈。至少从表象上来看的话,女性解放,更多地被误解为“性解放”,而并非真正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解放。

 

“践行‘救世’使命的‘梦中人’”

   

:在最新小说《梦中人》(《长城》,2014年第1期)中,您塑造了一位“清污斗士”的人物形象,但是显然就小说本身而言,梦中人的美好愿望与实际行动之间又显示出一种巨大的悖逆。他从拯人救世的善良愿望出发最终却用一把羊角锤结束了孔三小姐的性命,这在文中被称为“行为的血腥永远也无法证明动机的纯洁”。那么,您处于一种怎样的创作意图去塑造了这样一位有缺陷的“清污斗士”?

:的确,孟崇仁应该算是一位有缺陷但被许多读者称之为堂吉诃德式的“清污斗士”,他在社会、政府和大众心理都已默认了的“繁荣娼盛”的时代浊流面前,勇于担当,坚持不懈地实施“一个人的扫黄运动”。他的价值不在于他的“不识时务”和懵懂梦游,而在于他没有局限于自身的卑微而勇敢地对他所认为污秽的事情说“不”。跟《伤魂》一样,小说的故事背景依然植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但是孟崇仁这个人物身上最可宝贵的地方在于他的“行动力量”。你看,面对同样一个当下社会,《伤魂》里的龚合国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融入身边的利益团体,也就是说消除掉身上的棱角和个性,不断迎合所处环境和社会需求。但是,“梦中人”就不一样,他是一个有棱有角的异类,可能读者读起来会觉得他很可笑很不自量力甚至非常荒唐,但是他身上那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甚至自己破落了还去拯救别人的这样一种想法,却是一种贵族的心态,英雄的行为,勇士的壮举。

:《梦中人》与《狂人日记》其实也有几分相似之处,故事的核心都围绕着一个“异类”与整个外在群体的力量博弈。

:其实,更具体地说,《梦中人》中的“梦中人”,不独孟崇仁一人,整个和他发生冲突的社会背景上的人物其实也是货真价实的另一类“梦中人”,而从本质上而言,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也都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梦中人”。当下社会,人人都为金钱卖命,为物质奔走,可以说在追求金钱这个最终目的上达成高度的一致和全民性和谐,然而,孟崇仁这样一个角色则更像是这个和谐社会里的一个不那么和谐的音符。他骨子里趋于传统和保守,比如说他在村里的时候一直是以恪守孔孟传统这样一种姿态跟表妹孔三小姐相处,但是这种传统和保守最终却使他一步步失去了自己的爱情。

:说到底,孟崇仁应该算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

:“梦中人”的悲剧,其实在于他的有些迂腐的执着,既不肯同流合污,又不肯与时俱进,也在于一对多的力量悬殊。这个“多”并不是指哪一类人或者哪一股力量,而是除了他自身之外的全部所在。他所要挑战的也是人类所有欲望中最为顽强的两种欲望——肉欲和物欲之花。他是在梦游,但他的梦游是因为全社会都在梦游。也正因为全社会都在梦游,才让他的梦游有了意义。所以,类似孟崇仁这样的梦游者,不仅存在于社会的底层,也存在于学界、教育界、文化界,尽管这些“梦中人”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里一时势单力孤,但他们从本质上讲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良心,是民族的希望。

    :第一次读到《梦中人》里拯救妓女的情节时,我脑海中立马就浮现出阎连科《风雅颂》中的类似故事。作为大学教授的杨科在流亡到耙耧山脉时,也曾在一条叫做天堂街的集市上以献身说教、赠与金钱等方式拯救妓女。当然两个小说选取了两个不同的表层结构来嵌套自己的拯救故事。《风雅颂》常常流露出荒谬怪诞的超现实意味,而《梦中人》则更多地传递着雕琢日常的现实之感。但是更发人深省的是两个故事深层结构的不同。在《风雅颂》中,知识分子与烟花女子仿佛天然就能衍生出浪漫和爱情,小说结尾妓女们重聚到杨科的诗经古城。他们在共同的精神家园中握手言欢,这实际上是一种双向满足。而在《梦中人》中,农民工之于失足女青年则常常暴露出捉襟见肘的窘迫之态。孟崇仁最后一锤敲死了心爱的女人,走上了玉石俱焚的生命悲途。这两则故事其实都可以划归到启蒙这一根本问题上,两个启蒙者都试图以自身的清醒来拯救沉沦迷失的女性,然而启蒙主体的差异却导致了启蒙结果的根本不同。那么,您觉得,就这两则故事而言,能否说明知识分子比农民(工)更具有成为启蒙者的道德优势呢?因为如果结合历史和现实来看的话,农民(工)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启蒙对象而存在的。

    :说到“启蒙”,这又是一个难以穷尽的话题。我记得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里曾经专门谈到过启蒙的问题,他反复强调的是,“有勇气使用你的理性”,从而“摆脱不成熟的未成年状态”。获取理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无疑就是知识了。毫无疑问,知识分子自然成为最具优势的知识代言者。他们接受知识,不仅仅使自己成长,还要通过播撒知识帮助他人成长。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知识分子的确更具有启蒙的道德优势。他在自我启蒙中也启蒙他人,就像大乘佛教中常说的“自度度人”。再加上中国文人都有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士大夫情怀,常常不自觉地就融入“民众代言者”的身份认同之中。不过,过于绝对化的价值评判是不可取的。比如说,觉得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博学、高雅、智慧,而农民就意味着愚昧、低俗、无知。这不仅是简单的,也是粗暴的。因为生命首先是平等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获得同等的尊重;其次生命的高度和优质并不必然地专属于哪一个群体,而是由个体自身的行为和内心所决定的。回到康德那句话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他说,“有勇气利用你的理性”,也就是说理性是每个人自身都已经具备的东西,只是说,先觉醒的人先意识到理性的强大力量,而后,先觉觉后觉,帮助没有觉醒的人有勇气使用自身的理性。

你把《梦中人》和《风雅颂》这两个故事进行了简单的对比,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知识分子与妓女这对看上去更具优势的组合无疑又能找到历史渊源。回头想想古典文学中,知识分子与烟花女子的爱情故事随处可见。就像宋代的很多词人,比如说晏几道啊、柳永啊,他们不仅仅与青楼女子密切往来,甚至还将她们写入文学作品。他们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在“才子佳人”的模式里展开,而农民工和失足女青年看上去的确少了那些诗意和浪漫。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真正的底层生活往往是远离诗意与浪漫的,生存本身的超负荷重量超越了一切。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和农民体认世界的方式有时候是存在这巨大的差异的。如果说,知识分子是凭借其贯穿古今、博取中外的人文知识在高空俯瞰着世界、思考生存的意义,那么,农民更多的时候还是在背对着高空,紧贴着大地,努力思索着如何生存……

:《梦中人》的文化隐喻色彩还是比较明显的。文中“孔孟大道”这样的表述很自然地让人想起传统文化的价值诉求。

:是的。世人可以很容易地只看到作为标签存在的集合体“农民工”的外形——来自农村,皮肤黧黑,穿破旧的泥彩服和胶鞋等等,但此个体“农民工”非彼集体“农民工”,因为我在孟崇仁的身上刻意注明他是流淌着“孟子”家族的血液的后裔。而孟子,我们知道他不仅是一位士大夫,还是与孔子齐名的古圣人。他的名言“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权思想曾是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历史进程里的一朵奇葩。有这样的家学渊源和基因遗传,即便“梦中人”不具备现实生活里的“知识分子”身份,我们却可以时时处处领略到他的“知识分子”的“风骨”。也可以这样说,“梦中人”的身体标识是属于“农民工”的,但他的精神或灵魂标识却是“知识分子”的,是“战士”的,是“英雄”的,是“救世主”的……他的拯救“妓女”的“清污大业”,其实只是一种象征,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妓女”其实也有两种,一种是出卖肉体的,一种是出卖灵魂的,他们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我就曾听到有官场人物自称他们那个政府办公大楼是“青楼”,他们在那里不仅仅“卖身”,还“卖心”……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想,我会将那些不愿意与这个沉沦和堕落的世界为伍的人们——他们可以是知识分子,可以是农民工,可以是战士,也可以是退休老干部——全都看成是身在梦中,但还清醒着,并执着地践行着自己“救世”使命的“梦中人”。

 

新伤痕”时代的“启蒙”呼吁

  

:作为曾经引领了“伤痕文学”思潮的当代作家,您对“新伤痕文学”成为席卷当下文坛的一股新思潮怀有期待吗?“新伤痕”在当下是如何呈现的?

    :自从《伤魂》出版以后,就不断有媒体提出“新伤痕”和“新伤痕文学”这样的概念。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先生与我在搜狐文化频道所作的对话里,也都谈及和论及“新伤痕”和“新伤痕文学”的话题。我个人的看法,“新伤痕”的的确确已经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肌体里。如果将我几十年前的作品《伤痕》中的“伤痕”看作是“旧伤痕”的话,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定义:即此伤痕主要是指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全社会因笃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至于“亲不亲,阶级分”,引至各行各业“阶级仇恨”如野火一般肆虐,最终给全民族的身心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而“新伤痕”则主要是指全民在对物质财富、权力、肉欲的疯狂追逐中,精神和灵魂逐步迷失,不仅导致外部生存环境满目疮痍,也导致每个人身心不同程度地沉沦和堕落,以至于伤痕累累。换一个方式说,如果过去“旧伤痕”的伤多数还是政治外力强加的,是“仇恨入心要发芽”的结果的话,那么“新伤痕”的伤多数却属于一种“自残”的行为,是全社会都拿起了“贪”这把“屠刀”肆无忌惮地割自己的肉,抹自己的脖子……而我们知道,贪欲和仇恨本来就是孪生的兄弟。

:如果说,王晓华是旧伤痕的悲剧人物代表,那么新伤痕的悲剧主人公是以何种面目登上文学舞台的呢?

:《伤魂》中的主人公龚合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新伤痕”的例子。他从崇尚阶级斗争的时代一路走来,既经历了父亲因给自己取名字而被批斗以至于丧命的伤痛,又经历了与战友因帮“党”整风而渐行渐远终至于成为“冤家”的“悔不当初”,更在新时期物欲横流的世风影响下,被激发了心中贪欲的种子,在权、财、色面前不能自持,一步步走向不归路,直至失魂落魄。他是我们社会和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仅透视出我们社会和时代的浮躁和癫狂,还显影出长在我们民族肌体上的“权谋文化”的毒瘤,“瞒和骗”、“不说真话”的思想癌细胞,以至于“先乱其神,再夺其魂”……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道“新伤痕”。

:从时代思潮的角度来说,新伤痕文学有其得以发展壮大的现实基础和生长空间吗?

:既然“新伤痕”已然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那么揭示出这种“新伤痕”的文学作品,大概就可以称之为“新伤痕文学”了吧。我孤陋寡闻,也很少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但我自以为从我的小说《紫禁女》开始,到我的长篇思想文化随笔《财富如水》,再到小说《伤魂》、《梦中人》,散文和随笔“沉沦”、“论回头”、“道失而求诸夷”、“恐龙谷断想”、“赌桌上的反思”等,都是在努力揭示着这种“新伤痕”,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当然,除你前面所说的作家阎连科外,山东作家张炜,军旅作家刘亚洲,还有为数众多的网络作家们其实也在做着这样的工作。张炜的《芳心似火》虽是探讨齐国灭亡的原因的,现实的指向却很明确,有论者认为和《财富如水》有异曲同工之妙。青年作家韩寒的一些文章也充满着揭示时代“新伤痕”的意味。但我认为,总体而言,“新伤痕文学”应该还是起于“草莽之中”,属于初创时期,萌芽之中。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作为一个身体里流着中华民族血液的知识分子,我当然期待“新伤痕文学”能够冲破各种阻力,茁壮成长。古语曰:“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难听利于行”,我深信,真正忧国忧民的文字,真正对时代和社会,对人类负责的文学,即便一时坎坎坷坷,一定也会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当年的“伤痕文学”在文学史留下匆匆一笔便被随后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取而代之了,目前看来新伤痕文学最终的发展情形其实还是前途未卜。对于“新/旧伤痕文学”,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也曾经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我说“伤痕文学是短命的”?我曾经这样对他解释:“伤痕文学”短命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但它之所以短命并不是因为作家们不愿去回顾和舔舐那个时代的伤痛,或者对那个时代越来越“兴趣缺失”,而是因为历史还没有提供一个大的宽松而自由的思想氛围和政治环境,去鼓励和支持作家们努力探索和反省: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何以曾经发生了文革那样一场巨大的灾难和浩劫,并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不仅从政治,更要从思想、文化、历史、传统、民族性、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等等方面,去探索造成那个历史时期的巨大伤痕的各种深刻的内在原因和要素。所以,简单地说,“伤痕文学”所以会短命主要不是作家们不再写,而是历史越来越丧失了提供这种文学在本土生长的土壤和条件,所以,“伤痕文学”更多的反倒是移植到了海外。比如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等等。另外,伤痕文学要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从简单地揭示和控诉,走向更深层次的剖析和挖掘,这就必须经过一段自身的反省、沉淀和蛰伏的时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又不可能是短命的。它的“花一样年华”的“短命”,只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同时又不能不作出暂时性妥协所营造出的一种假象。

今天,中国社会“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故“伤痕文学”一定还会以自己的崭新的面目重回中国文学艺术的圣殿,它可以叫“新伤痕文学”,也可以叫其它什么文学,但区别于旧有的“伤痕文学”,它注视的目光,应该从现实投向更深远的历史的空间,它的手虽然依旧抚摸着社会和个人外在和内在的伤痕,但它的思想的触角却已然越过浮光掠影的现实而直达一切现象的本质,并能从纷繁复杂的因缘世界中,梳理出那些最重要的并起着支配作用的部分。一句话,他不仅要揭示出病苦,还要找出病根,并尽可能给出它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疗救的“药方”。

    :您在长篇思想随笔《财富如水》中谈到人类的“第三次解放”,也有评论者认为这本书是“启蒙者归来”,“是警世大言,给一个时代提供了一种道德方向,伦理精神,带有启示性”,“它的作用会远远超出审美的领域,而会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产生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启蒙者,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现状都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和见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和民族面临深重的危机时,为了救亡图存而作的一种努力。他们在对旧文化进行梳理后,得出共识,认为保守、僵化,以维护旧体制为己任的儒家文化正是桎梏和障碍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大敌,故鲜明地提出了“打到孔家店”的口号。我们无法评判我们的先人或先驱们当时提出这样的口号,在今天来看是否有所偏颇,但这在当时确实是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已经将近一百年了,那么,在“打到孔家店”,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批林批孔”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我在凤凰网所作的一次视频访谈中曾经这样总结和慨括,那就是:“大道流失,术数猖獗,权谋盛行,物欲横流”。何谓大道?儒家、道家谓之天道,佛家谓之佛道。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讲究的就是要“顺天应道”,然而,如今的现状却是,我们在泼掉了儒家、道家、佛家思想文化的糟粕时,却也将他们契合“大道”的婴儿一起泼掉了,倒掉了。

:在文化激进主义盛行的年代,所谓革命总是以“过犹不及”的姿态走上“破旧立新”甚至“只破不立”的狂热极端。

:尤其文化大革命中,以打倒“封资修”的名义,差不多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道佛”三家灭了个干干净净,而代之以法家、兵家、纵横家的“权谋文化”和“术数文化”的滥觞。这些年来,宫心计、厚黑学、谍战、权谋、阴谋的运用,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官场用、商场用、情场用、职场用、大人用、小孩用、老师用、学生用……而且乐此不疲,真可以说是贻害无穷。因此,如果说当年的“孔家店”所贩卖的“封建礼教”是渗透在我们民族血管里的三甘油酯和胆固醇,极可能导致“心肌梗塞”,当在“打倒”之列的话,那么,“权谋文化”更已经是长在中国社会肌体上一颗不断裂变着的散发着腐臭气息的毒瘤,更应该在清除和“打倒”之列。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向来喜欢瞒和骗,因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以至于不能自拔。”

:鲁迅先生的话今天仍有启示意义,“瞒和骗”几乎沦为当代国民心理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侵害着个体心灵与文化肌体。

:不仅如此。现在看来,中国人的喜欢瞒和骗也还是“权谋文化”和“阴谋文化”千百年来一点点熏陶和培育出来的结果。你想想,“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暗度陈仓”、“李代桃僵”、“美人计”、“苦肉计”……哪一样不是教人“瞒和骗”的?因为瞒和骗,我们的生活中才充满了假话、空话和大话,才充满了尔虞我诈、坑蒙拐骗,才习惯了“挂着羊头卖狗肉”,才会全民昧于现实,要么跟着报纸和文件后面一起唱高调,要么一齐沉沦和堕落……所以,当今如果谈启蒙,我认为“拒绝瞒和骗”应该是当务之急,不清理这种文化,中国人的人心就会是污浊的、自私的、阴暗的、目光短浅的,个人、企业、党派、民族和国家,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为人类一切健康的力量所不齿,为一切进步的势力所不容,为一切文明的世界所抛弃……

 

“只要有人管,文艺没希望”

   

:2013年12月29日,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纽约去世。他的代表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曾经引发了大陆文坛“重写文学史”的浪潮。在这本书里,他摒弃了以往的意识形态评判尺度,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出发肯定了一度为文学史所遮蔽的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而对一贯受到主流极力肯定的鲁迅等经典作家则做出了相对偏低的评价。作为在美国执教、生活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夏志清曾于2007年很犀利地指出“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读”的尴尬处境。作为一个走出国门的当代作家,您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评价机制中所应占据的位置和遭遇的处境有何看法?

:应该说,建国以后一直到“文革”,文学始终是在政治话语的压抑之内苟延残喘。也就是说人们过分强调了文学的政治功用,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从新时期开始中国当代文学才逐渐走上了摆脱阶级性、回归人性化的发展道路。80年代思想解放以来,中西文化的碰撞既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汉学家们在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遵循的是他们自己的评判尺度和价值标准,而这种评判尺度和价值标准也常常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

夏志清喜欢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必然。一个时代的神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人,一个时代的鬼成为另一个时代的英雄,一个时代用以果腹的野菜和粗粮成为另一个时代餐桌上的至爱……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又怎能期望作家和其作品可以普受一切人和一切时代的喜爱呢?所以,夏志清先生可以因为自己个人的艺术观而不喜欢鲁迅,甚至贬低鲁迅,但我相信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仍会屹立在那里。因为鲁迅作品不独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更有着极深刻的思想穿透力,以及无时无处不放射着的悲天悯人的人性的光芒。而这正是许多尽管看起来也很优秀的作家所欠缺的。

:无独有偶,德国汉学家顾彬也曾毫不客气地断言“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引起国内文学界一片哗然,各类声讨文章铺天而来。当然,对于我们而言,愤激之余如何反检自身从而完善自身其实更为重要。

:顾彬的“垃圾”说肯定有失公允,当是偏激之词。但如果顾彬先生是以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而论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话,这种判断就很值得中国文坛和中国作家深思。反躬自问:我们曾经有哪一部作品真正自由地表达了我们对现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由衷的见解和看法?又有哪一部作品在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后,没有为了发表而不断地向审查机制妥协、退让,最后因为必须削足适履而弄得面目全非?又有哪一个人在写作前、写作时会完全不考虑你所表达的思想和情绪,你所描绘的生活会否触犯到意识形态和当权者的禁忌?又有多少编辑甚或主编会为了一篇或一本有可能是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作品不惜丢官、去职、坐牢而加以发表和出版?中国文化人曾经很推崇的“魏晋风骨”,在现实政治的打压,继而物质的利诱和腐蚀后,是否已早化作一缕缕“沉香”……?

:您这一连串的反问的确引人深思,自当代文学体制逐步确立开始,历史上并不乏惨痛的教训,当代作家更多时候是在“带着镣铐跳舞”。

:所以,面对世界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若想获得长足的发展,最根本的,作家必须本着他们的良心自由创作,而将评判的权利直接交给社会受众。一切美其名曰帮助作家,为作家提供服务,促进文学创作繁荣,而实质是豢养、管辖、压制、腐蚀作家的一切行政机构都应该在撤销之列。从中国的历史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应该算是一个最令人值得骄傲的时期,那个时期没有作协,没有音协,没有美协,没有文联,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却产生出了老子、孔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奠基人。

:国外也有很多写作组织,但其往往是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的写作团体。

:是的。放眼国外,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不是作协培养、豢养和调教出来的。对“自由思想”和“自由创作” 的压制,从本质上来讲,也是对一个民族精神的压制和摧残,久而久之,一定会造成这个民族精神的“阳痿”——就像我在《紫禁女》一书中对常道的描述那样,而精神的“阳痿”势必又导致物欲和肉欲的沉迷和滥觞,一如石玉“开放”后,下体因空洞而“泥沙俱下”……

:如果说80年的文学更多地让人联想起理想主义与人文激情,那么对于90年代以来的文学,人们谈论最多的便是“商业”、“娱乐”、“欲望”等消费化倾向。对此,您作何感想呢?

:回眸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越来越多的写作走向娱乐化、商业化、低俗化,其实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就像一支竹笋,既然有大石压着,便只能在石缝里求生存,弯弯曲曲地生长。就像一块田地,你既然不让种庄稼,也不能闲着,那就长罂粟或野草吧……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曾经想将《伤痕》拍成电影,摄制组都已经成立了,可因为权力的干预,只能恨恨作罢。他临终前曾语重心长地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结果被人诬为“临死还放了个屁!”其实,作为他当年的“小朋友”,我觉得他的话其实还没有讲到位,真相应该是:“只要有人管,文艺没希望!”

    :就目前您全部的创作而言,您个人最满意的小说是哪一部?

    :这个真的很难说,每一部都像是自己的孩子,各有各的特长和优势,各有各的遗憾和不足,要说满意都满意,要说不满意都不满意,很难说有一部最满意。但若真要说哪一部最满意,大概还是下一部吧。

    :是否方便谈谈您目前从事的创作活动及今后的写作计划呢?

:如我在一些访谈中所述,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游走江湖的“郎中”,一个给社会和时代看病的“精神科医生”,一个不穿袈裟,但四处化缘的“游方和尚”……笔是我和当下这个世界沟通和交流的工具。我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想说的时候就说,想写的时候就写,想做小说时就做小说,想写随笔时就写随笔,想吟诗时就吟诗,想闭关时就闭关,想浮出水面呼几口气时就浮出水面呼几口气……为了不至于误人子弟,我在写作的同时,也时时对自己耳提面命,要从自身做起,读好三本大书:书本知识、自然与社会、自己的心灵。我相信只有融汇贯通读好这三本大书,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斗转星移,外在的宇宙和内在的宇宙的种种变化就会了然于胸,就会知万法如一,一如万法,就能看得破,放得下,拿得起,就能“自由而严肃地思想,独立而自在地生活”……

 

[]作家小传

卢新华,男,1954年1月出生于江苏如皋。1973年1月应征入伍,曾任山东曲阜某部侦察班长。1977年3月退役后被分配到江苏南通柴油机厂当油漆工人。同年参加刚恢复的全国高考,后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所录取。1978年8月,作为大一新生的卢新华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而一举成名。《伤痕》之后,陆续出版、发表了中篇小说《魔》,长篇小说《森林之梦》,短篇小说《上帝原谅他》、《晚霞》、《爱之纠》、《落榜的孩子》、《表叔》、《典型》等。1982年大学毕业后曾任职于上海《文汇报》,后辞职经商,被媒体称为“文人下海第一人”。1986年9月出国留学,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留美期间曾蹬过三轮车,卖过废电缆,做过金融期货,当过赌场发牌员。1998年6月,随着中篇小说《细节》在《钟山》的发表,卢新华的身影开始回归大陆文坛。此后出版、发表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紫禁女》(2004)、《伤魂》(2013),长篇思想随笔《财富如水》(2010),散文《沉沦》(2005)、《道失而求诸夷》(2010)、《论回头》(2012),中篇小说《梦中人》(201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