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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启超对韩国开化期申采浩诗歌的影响——从《饮冰室诗话》到《天喜堂诗话》

发表时间:2015-6-14阅读次数:2335

论梁启超对韩国开化期申采浩诗歌的影响

——从《饮冰室诗话》到《天喜堂诗话》

 

金海鹰*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内容摘要:梁启超的政论和著作流传到韩国后不仅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追捧,而且对韩国开化期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起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梁启超对申采浩诗论的形成与文学创作影响较大。本文对梁启超和申采浩的诗界革命及诗论的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申采浩不仅接受了梁启超诗论的各种观点,还根据其观点摸索出了更适合韩国国情的诗论,并使之起到宣传爱国主义和启蒙、教化的作用。

关键词: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天喜堂诗话;诗界革命;教化;传统

 

.引言

 

韩国开化期(1894-1910年)的启蒙文学不仅是本国文学母体长期孕育的成果,更是世界文学激发、催生的产物。其中,梁启超(1873-1929)对韩国开化期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起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韩国近代初期文学界的先驱者们,如申采浩、崔南善[1]、韩龙云[2]等,大多数都受梁启超的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梁启超对申采浩的影响最大,申采浩也被韩国文学界尊称为“韩国的梁启超”。梁、申二人的基本情况(与本文相关的)如下表展示:

 


基本情况       

梁启超(中国)

申采浩(韩国)

生卒年代

1873-1929(享年56岁)

1880-1936(享年56岁)

担任职务

《万国公报》《时务报》主编,筹办《知新报》

《大韩每日申报》、《皇城日报》主编、评论员,筹办《新大韩报》

历史评价

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 教育家、文学家

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

传记类作品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

翻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并模仿撰写“乙支文德传”、“李舜臣传”等

代表诗论

《饮冰室诗话》:梁启超在19022月发行的《新民从报》第四号起到1907101日第95期连载的共204则“饮冰室诗话”的汇总。

《天喜堂诗话》:1909年申采浩在119日起124日之间在《大韩每日申报》以连载的方式分17次发表了“天喜堂诗话”。

诗歌理论

诗界革命

东国诗界革命

大概1897年初,梁启超第一次被介绍到韩国,是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编。[3]众所周知,梁启超是活跃在清末民初时代的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从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青少年时期又受西方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的影响,广泛涉猎于文学、史学、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学术领域,且均有建树。就文学理论而言,梁启超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在文学创作方面,梁启超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影响颇大。

申采浩(1880-1936)则是在活跃于韩国开化期的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爱国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从小在私塾里学习汉学,9岁学习《资治通鉴》,14岁精通《四书五经》。梁启超与申采浩不仅生存年代相近,而且各自的理论和思想对本国的启蒙运动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都可堪称是政治、历史、教育等领域的学术大家。且两人都非常喜欢谈诗歌,是本国“诗界革命”的发起者,又是启蒙期最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并留下著名的诗论《饮冰室诗话》和《天喜堂诗话》。

本文拟对梁启超和申采浩的诗歌革命及诗论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探勘梁启超对申采浩的影响及两人文学观的异同。[4]

 

二.《饮冰室诗话》与《天喜堂诗话》

 

清末时期,梁启超的政论和著作流传到韩国,并受广大知识分子的追捧,特别是1899年至1909年之间(韩国开化期),梁启超即有64篇著述在韩国广为流传。众多的民族主义人士撰写报刊评论时,甚至把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当成最好的参考书。于其中,申采浩受梁启超影响颇深。他接受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诸多观点,摸索出了很多适合当时韩国国情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并在担任《大韩每日申报》和《皇城日报》的评论员时,在这两家报纸和其他许多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和史论。当时,申采浩还翻译了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并意识到把本国的历史人物写成传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以此为“使命”,撰写了《乙支文德传》、《李舜臣传》等描绘韩国英雄的传记作品,成为韩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传记小说。

当然,梁启超对申采浩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在诗论方面。本文以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和申采浩的《天喜堂诗话》为中心,比较二人诗论思想的差异。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是他连载于《新民从报》第四号(1902年2月)至第九十五期(1907年10月1日)的共204则“饮冰室诗话”的汇集。其中,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首次提倡诗界革命,并提出纲领,主张通过诗话展开具体的理论和实践。

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发行《饮冰室文集》,之后不久即流传到韩国,成为韩国爱国启蒙思想家和知识人士的爱国圣书。[5]自1909年11月9日至12月4日,申采浩也在《大韩每日申报》以连载的方式分17次发表了“天喜堂诗话”。这个诗话作为韩国开化期最初的诗论,最集中地展示了申采浩的诗歌观。

首先,强调诗与国家之关系。《天喜堂诗话》之副标题是“诗的能力,诗道和国家的关系”,即此即可窥探出申采浩的诗话所要阐释问题的核心要旨。《天喜堂诗话》最核心的内容是有关改良和发展国诗的“国诗复兴论”,这被称之为“在韩国近代文学的前半期展开的最为有动力、有积极意志的、最早的”民族诗复兴运动”[6]。《天喜堂诗话》与《饮冰室诗话》内容基本相同,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宣传改良主义者的诗,其目的就是通过诗界革命,即通过诗歌改良运动为国家的复兴而做贡献。可见,梁启超与申采浩写此类诗话就是为他们的政治目服务的。

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和诗歌必备的三大要求:要新意境,要新语句,古人之风格。[7]首先,“新意境”里包括西方的先进思想、尚武主义和爱国主义等。申采浩则吸收了梁启超的“新意境”诗论思想,也强调西方先进思想在本国诗歌中的输入作用和功能。《天喜堂诗话》即言,因为“观近世在我国流行的诗歌大半流痱淫荡只酿出风俗的腐败……”[8],所以“吾子万一成为诗界革命者应向彼阿罗郎、宁边东台等‘国歌界’改诵其顽陋,输入新思想……”[9]申采浩虽然指出要输入新思想,但没有像梁启超那样确切地指出这个新思想是西方的先进思想,而是从来没受重视的韩国古代的民谣(或杂歌)“阿里郎”或“宁边歌”等固有的歌词内容。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里指出中国人没有尚武精神[10],并通过赞美黄遵宪的《出军歌》来强调军歌的重要性,这也是他从启蒙主义的立场提倡诗界革命的“新意境”之一,即鼓吹尚武精神,以提高国民意识。申采浩则接受尚武主义和爱国主义。他指出:“诗者乃是国民言語之精华。故强武的国民从其诗强武, 文弱的国民从其诗文弱,一国之盛衰治乱大抵从其国诗可验,又试图回其国文弱来入强武不可不改良其文弱之国诗”。[11] 他还感叹到:“呜呼!强权的势力啊!有此者乃圣贤、君子、英雄,无此者乃劣奴、贱夫、牛马……”[12]这里的“强武”与“尚武”有同类意义,与“文弱”相对应。申采浩在他的诗话里一直强调武力的力量,甚至极端地主张守护国家的是武力,只有武力才能使国家存立,国家存立后才会出圣贤和君子。申采浩不仅接受了梁启超的“新意境”“古人之风格”等主张而且又添加了自己的观点,从而使本国民族文学得以复活。

其次,申采浩接受了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观点,并创造性提出“东国诗界革命”观。[13]申采浩虽然赞同了“诗界革命”的主张和新名词新语句的使用,但他主张的“东国诗界革命”却规定了明确的范围。就是说,必须是用东国文(韩文)和东国音写出“东国诗”,提倡用民族语言。对应梁启超的“新语句”这一内容,申采浩主张用东国文写诗歌,同时讽刺了当时在韩国用汉字写诗歌的人。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韩国正处于日帝等外势的侵略和国权丧失的危机,申采浩提倡和强调用民族语写民族诗歌是想把诗界革命与当时的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民族的盛衰取决于其思想的趋向如何”[14],创新思想是拯救因思想贫瘠而变得衰弱的民族的强劲动力。从中可以看出,申采浩所写的国文诗就是他实践诗论的强力武器。因为当时要教化的对象是大众,而大众所需要的是简单易懂的启蒙诗歌,故申采浩主张:“诗歌乃陶融人之感情为目的,宜乎注意多用国字成句使妇人儿童一读就皆晓,这才对于国民的知识普及乃有效力, 今日闻各学校用歌杂用汉字太多唱之学童不悟其趣味,听之行人不知其诗语其诗又何等效益?可云是亦教育界之缺点。”[15]这里的“陶融”可理解为“陶冶”和“融通”,即通过诗歌的“融通”功能是以感发抒情。诗歌的号召力恰恰来自于它的平易性,而这种平易性又来自于本国字和本国文。这是申采浩所主张的“国字”胜于“汉字”、“国诗体”胜于“外国诗体”、“强武诗”胜于“文弱诗”的主要内容。[16]这与梁启超的观点很相近。梁启超也主张过对当时中国学校唱的歌曲应进行改革,使它易懂。[17]异曲同工之处在于,申采浩主张把中国的文言文改为国人易懂的本国文字,梁启超主张把儿童难懂的文言文改为易懂的白话文。

再次,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举例说明要继承和发扬“古人之风格”的内容[18],其中的“古人之风格”取决于中国传统诗歌风格。在他所列的引文中使用的风格用语大致有:温柔敦厚、芳馨悱恻、俊伟激越、庄严等。这些词语出至于屈原、杜甫、曹植等人,其中特别强调了“芳馨悱恻”这一风格,[19]因为当时壮志未酬的维新派人士的爱国激情和理想与屈原有相似之处。[20]梁启超所说的“风格”不限于各体不同的风格,还包含中国古典诗歌整体所含有的独特韵味。许多常见的诗语,本身通过积累所得,负担着超出本义之外的多项意义。一个“酒”字,便足以引发豪壮、悲愤多种复杂的情绪,并非“饮酒”一种实义所能解。[21]

申采浩似乎早已领悟到了梁启超的此意。在《天喜堂诗话》中,他认为“国诗”以及作为范例来引用的诗歌就具有上述的两种内涵。因此选用了持有韩国古典诗歌风格的“时调”[22]这一形式,例举了与世俗不妥协或为国立过功却被陷害而流放的朝鲜王朝的文学家、政治家、忠臣等人士的诗歌,既体现出了韩国“古典时调”的风格,又使诗歌起到了“文以载道”的作用,不仅使这些诗歌起到了宣传爱国主义和启蒙、教化等思想的作用,而且还达到了他所主张的诗界革命的目的。

最后,重视音乐与诗歌的关系。首先,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里处处强调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重要性。比如,他说:“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之也。…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予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邪?推原其故,不得不谓诗与乐之分之所至也。”[23]从中也可以看出,梁启超在鼓吹爱国主义精神时强调军歌及重视校歌的深层原因。关于音乐和诗歌结合的问题,申采浩的主张也很明确。比如文中只引用东国语写的东国音的诗歌,并举出古人创作的“时调”作为国诗的典范。那么申采浩为何选择了“时调”这一形式呢?其原因有二:一,唯独“时调”是用纯粹的韩国语写成的;二,重视“时调”内在的功能——即音乐的功能。朝鲜著名性理学家退溪李晃(1501─1570)在他的《陶山十二曲》[24]里明确说明了“时调”的功能,即:“其一言志,其二言学,欲使兒背朝夕习而歌之,凭几而听之,亦令儿辈自歌而自舞蹈之,庶几可以荡涤鄙吝,感发融通,而歌者与听者,不能无交有益焉”。申采浩看中了“时调”不仅能够吟诵而且还能歌唱的特点,是区别于当时流行的汉诗的特点。因此,他主张用国语多写一些带有爱国、启蒙、教化内容的“国诗”,使之达到诗歌本身的目的——陶融人之情感。申采浩推崇传统诗歌形式的“时调”,并提倡“国诗”的主张,是借鉴梁启超的“古人之风格”诗观的体现。他们都希望“旧瓶装新酒”,让诗歌通过新内容的输入能起到对当时社会有利的启蒙与教化作用。

 

三.诗论的实践

 

梁启超和申采浩都提出了有利于当时国家和民族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诗论,这些为文学史的形成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两人不仅提出了重要的诗论,而且都实践这样的理论。

梁启超一生写了五百多首诗歌(其中诗四百多首,词六十多首)。作为诗界革命的发起人之一,他在自己的文学生涯里一直努力实践自己的理论,可以说一直按照自己的诗论追求了作品的变化,学界以给以充分肯定,诚如夏晓虹所言:“梁启超并非十分优秀的诗人,却是颇为高明的评论家。其创作虽达不到所持的评论标准,二者仍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他常常是一边发论,一边作诗,故可以互相验证。”[25]

众所周知,梁启超在他前期的文学生涯里担当了诗界革命的发起者的角色。当时所面临的乱世使他在文学创作里更加体现出政治家的一面,希图通过“新民”实现“开通民智”、“变法图强”和“爱国主义”,因此,追求并关注诗歌的效用性则是理所当然的了。梁启超早期诗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和《志未酬》等爱国主义诗歌不仅体现了“新意境”,而且在形式上采取散文的风格,显得比较自由,语言也崭新而易懂。此外,《去国行》、《壮别二十六首》、《爱国歌四章》等众多佳作表达了激烈情怀和爱国激情、对未来的希望。这些诗歌通过采取长篇诗、民谣形式、与音乐结合的歌体诗、唱歌等形式实现了诗界革命的理论,并在国家临危之际体现出了强烈的号召力和启蒙、革命、爱国等思想的宣传作用。到了文学生涯的后期,梁启超政治上与革命派处于对立的立场使自己的文学创作走向保守化,更接近于古人之风格(其风格趋近杜、韩一派),甚至可以说几乎脱离了诗界革命的思想范畴。

申采浩把写诗的目的定义为“诗歌乃陶融人之感情为其目的”。即他的诗歌理论用两个词语表达就是“融通”(前期)和“陶冶”(后期)。在作品创作中他也做到了这一点,他的诗歌根据发话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向外说话的“外部倾向”(External orientation,“融通”)诗歌和向内说话的“内部倾向” (Internal orientation,“陶冶”)诗歌。“外部倾向”的诗歌就是教化和效用为其核心目的。“外部倾向”的诗歌其发话的对象是大众,所以通过发表在大众最容易接触的报纸上来宣传爱国和启蒙的主题,其发展形式是先采取“歌辞体”[26]然后慢慢变成“自由诗体”。

申采浩的诗歌在乱世风波里遗失了很多,现存的仅有54首,其中汉诗19篇,韩文诗35首,主要包括开化歌辞、时调、自由诗。所谓“开化歌辞”是指,在开化时期被创作、发表的韩国诗歌的形式,其内容主要反映的是,伴随韩国开放门户而催生的关于文明开化、社会进步、富国强兵的意志,但其形式则体现出韩国古典诗歌风格和歌辞的传统。申采浩写的歌辞有《布谷歌》(1907),《独立歌》(1907),《初魂之歌》(1907),《独立自由歌》(1908),《热心》(1907),《漫笔感兴》(1907),《佳节感怀》(1907)等。申采浩“开化歌辞”的第一功能在于公论性和功利性,大部分是以论述的形式写成。当然,这样的写作风格与他在报社做评论员有直接关系。传统歌辞的固定韵律是3.4.4.4调,但申采浩的歌辞作品并不完全遵守其传统韵律,而是进行了改革,体现出更自由的形式,这在当时诸多歌辞依然坚守传统韵律的情况下,申采浩的诗体改良成为后来的自由诗歌潮流的先驱。在他看来,社会进入现代时期,传统的定型诗很难体现出激剧变化的社会和人们复杂而自由奔放的思想情感。传统的定型诗作为向大众渲染诗人情绪之锐器有些力不从心,所以,申采浩从传统定型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拓了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诗辞体裁。由此可以看出,他是具有民族自强和爱国、独立等信念的启蒙主义者和实践主义者,为当时启蒙思想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申采浩的自由诗大部分是在流亡地写成的。当时韩国内的诗界已孕育着各种新体诗歌的雏形,新体诗歌互相影响,且新旧体诗歌交替,诗歌革新即将到来。当然,有些“新体诗”,如“自由诗”虽然陆续被创作,但因诗人自身的保守性以及对剧变社会的适应性等问题的影响,在思想内容、诗歌形式、体裁等方面并没有完全摆脱出定型诗的束缚。申采浩对本国民族要走下去的路有着明确的方向,所以他很清楚诗歌应该表达的思想和意识。因此,他创作了一些个性分明且面貌新颖的诗歌,来向社会和大众积极地传递思想信息。整体而言,申采浩的自由诗歌有三种特征:自由自在的诗歌形式、强调韵律、反复与对偶等各种修饰法的灵活运用。他对诗歌的改革满足了当时读者的美学需求,从此意义而言,他可谓是自由诗歌的开拓者。

不过,从申采浩的国诗改良论也能看到他自身的矛盾,主张汉字无用论和汉字批判论的他,为何在国内时和在国外时对诗歌的态度不同?《天喜堂诗话》是申采浩生命前期的著述作品,为了思想启蒙和宣传爱国主义,而提出“国诗”的概念,强调以民族语言写诗歌的重要。但在他生命后期,也就是在政治上失败而流亡中国时,他却用汉字来创作古诗以抒发自我感情。其原因为何?在笔者看来,从严格意义而言,申采浩当时在国内创作的歌词、自由诗歌并非是追求艺术性或文学性的作品,而是作为承载强烈的爱国主义、社会使命感的活动家,以为更好地传达开化思想而创作的思想工具。也就是说,为了满足时代的思想需要,他不得不创作这样的诗歌作品,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诗歌充分实现了“觉醒韩国社会”的思想目标。后来,当他不需继续刻意地从事思想宣传和革命渲染,而要表露自由真情,如对人生的感慨[27]、对故乡的思念[28]等等,他便开始追求纯粹文学,从而创作大量古代风格的汉诗。惟有汉诗,方是能够真正窥探申采浩内心世界的文学作品。

如果说歌辞或自由诗的“叙事对象”是大众或集体,那么汉诗则是诉说作家主体的“内部倾向”的诗歌。当时在韩国用汉字创作的高级文学指的是士大夫的文学,用韩语创作的文学是庶民的文学,是为女人和儿童写成的文学。“内部倾向”诗歌具有传统文化的特征,其叙事的对象就是作者主体,汉诗成为叙事的形式。这类似于在韩国传统文学里士大夫们在国语诗歌里推崇时调,而在汉文学里推崇汉诗的情况,他们把具有“外部倾向”的歌辞和自由诗当作可选择的体裁,但具有内部倾向性质的汉诗作为抒发自我感情时必选的体裁。同样,申采浩也在汉诗里流露出了自己的人格与内心世界,这可视为他是为了实现自己曾主张的诗论中的“陶冶”之功效。

总之,梁启超与申采浩的文学创作之路走的很相似:前期的文学作品大部分体现出了诗界革命理论中的诗歌的效用性,后期作品却与前期的相反,体现出了纯文学性的诗歌风格。

对于两人诗歌文学的初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诗歌风格和内容的变化[29],中韩部分学者评价他们的诗界革命是失败的。但笔者稍有异见。因为两人作品风格的变化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及个人处境密切联系,他们的文学生涯前期和后期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创作的作品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的,前期诗歌创作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社会活动的作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梁启超、申采浩的作品,后期的诗歌作品是在政治上失败(梁启超在后期与革命派形成了对立的立场,申采浩在本国进行的革命失败后流亡到国外)后的作为文学家的梁启超、申采浩的作品。

梁启超、申采浩前期诗歌作品所体现的启蒙、教化作用,即“文以载道”的观点,是传统文学一直主张的观点,只是在形式和语句的使用上,梁启超把古汉文改为白话体,而申采浩则是把古汉文改为民族语,二人都是为了使诗歌更容易理解,才把韵律等生硬的形式改为自由的形式,并且更强调诗歌的政治效用。不管两人是故意还是无意的创作,这些诗歌毕竟为日后现代自由诗歌的出现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诗界理应给予肯定。当然,随着政治上的失意,两个诗人在后期作品中追求纯文艺的传统美学,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虽然有人说他们的文学先是走出传统后再回归传统的,但笔者看来看他们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在前期(传统体裁装新内容)还是在后期(纯文艺作品),一直是传统文学的延续、传统美学的继承。

 

四、结语

 

本文对梁启超和申采浩主张的诗界革命和诗论(《饮冰室诗话》和《天喜堂诗话》)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研究,不难看出申采浩的诗论受梁启超的影响颇深。首先,申采浩主要接受了梁启超在诗界革命里鼓吹的尚武精神,提倡尚武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其次,模仿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观点提出了“东国诗界革命”,但不同于梁启超,申采浩虽然赞同“诗界革命”的主张和新名词新语句的使用,但他为自己的“东国诗界革命”规定了范围,并提倡用民族语言撰写新诗,即必须是用东国文和东国音写出“东国诗”。再次,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举例说明要继承和发扬“古人之风格”的内容,其中的“古人之风格”就是取决于中国传统诗歌风格。申采浩也选用了具有韩国古典诗歌风格的“时调”这一形式,使诗歌起到“文以载道”的作用,即不仅使这些诗歌起到了宣传爱国主义和启蒙、教化等思想的作用,而且还达到了他所主张的诗界革命的目的。最后,二人皆重视音乐与诗歌的关系。

总之,梁启超对申采浩诗论的形成与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申采浩不仅接受了他的诗论观点,还摸索出了更适合韩国国情的诗论。在诗论的实践上,两人前期的文学作品大部分体现出了诗界革命理论中的诗歌的效用性。当时国家的现状使得梁、申两人不得不提出诗界革命,其目的在于通过诗歌利用“文以载道”之功能来启蒙和教化大众,从而改变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和命运。后期作品却与前期的相反,体现出了纯文艺的诗歌风格。换言之,两人最终还是没有脱离传统文学的范畴。



* 作者简介:金海鹰,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1] 崔南善(1890-1957),韩国近代诗歌的创始人。

[2] 韩龙云(1879-1944),韩国诗人、独立运动家。

[3] 叶乾坤:《梁启超与旧韩末文学》,法典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

[4] 目前在中韩学界里对二人文学的比较研究成果较少,且具体的研究内容集中在小说领域。二人明明写过对当时诗界影响之大的诗论和诗歌作品,但对诗歌的研究在内容和范围方面过于片面或笼统。

[5] 牛林杰:《韩国开化期文学和梁启超》,博而精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5页。

[6] 李东淳:《民族史的精神史》,创作与批评社1996年版,第111页。

[7] 在《夏威夷游记》里作为“诗界革命”的要求提出这三项,但到“饮冰室诗话”将此三项改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之说。

[8] 《丹斋申才浩全集》别集,第56-57页。

[9] 《丹斋申才浩全集》别集,第63页。

[10] “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饮冰室诗话》第54则)。

[11] 《天喜堂诗话》,《丹斋申才浩全集》别集,第56页。

[12] 《天喜堂诗话》,《丹斋申才浩全集》别集,第56页。

[13] “客携汉诗数首示余,句句参入新名词而成……”“此两句可称东国诗界革命”,……“吾子用心虽良苦,以此称支那诗界革命可,云东国诗界革命则不可,盖‘何为东国诗?’以东国诗•东国文•东国音而制者是以。……”(《丹斋申才浩全集》别集,第63页)。

[14] 申采浩:《朝鲜上古史》,钟路书院1948年版,第103页。

[15] 申采浩:《天喜堂诗话》,《丹斋申才浩全集》。

[16] 拙稿《申采浩的文学观与诗歌研究》,《清溪论丛》,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大学院,第3集,2001。

[17] 梁启超十分赞成曾志忞编著的《教育唱歌集》的卷首《告是人》,其内容是:“欧美小学唱歌,其文浅易于读本,日本改良唱歌,大都通用俗语,童稚习之,浅而有味。今吾国所谓学校唱歌,其文之高深,十倍于读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数十行讲义,而幼稚仍不知者。……谨广告海内诗人之欲改粮是举者,请以他国小学唱歌为标本,然后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发为文章。”梁启超对此文作出“足为文学家下一针砭而增其价值”的高度评价。

[18] 《饮冰室诗话》第49则、第67则、第121则、第142则、第171则等。

[19] 屈原作品《离骚》所展示的风格。

[20] 崔恒旭:《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延世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1996年。

[21]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163页。

[22] “时调”是从韩国高丽时期传承下来的韩国的定型诗。

[23]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77则。

[24] 李晃:《退溪全书》,成军馆大学1971年版。

[25]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26] “歌辞”是朝鲜王朝前期产生的一种韵文与散文的中间形式,是四音步的律文,没有行数的限制。

[27]“孤灯耿耿伴人愁 /烧尽丹心不自由/未得天戈回赫日/羞将秃笔畵青丘 /殊方十载霜侵鬓/病枕三更月入楼 /莫说江东鲈脍美/如今无地繫鱼舟。”(《秋夜述怀》全文)这首诗是1922年申才浩在亡国的悲痛中写下来的。该诗歌流露出了一位为民族和国家丢弃家庭而献身到独立斗争中的斗士的凄凉心情。

[28]“睡睫朦胧不背开/清泉强起拜如来/子胥身世馀行乞/天亮风流废举盃/白璧三朝终不遇/黄河一去几时回/故园香草堪为饼/回忆斑衣膝下部”(《无题》全文)

[29] 前期的文学作品大部分体现出了诗界革命理论中的诗歌的效用性,后期作品却与前期的相反,比如写汉诗,体现出了纯文学性的诗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