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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江评论·转载 | 王彬彬:汤恩伯的伦理困境(下)

发表时间:2016-7-15阅读次数:1157

对陈仪的策反,应该是很顺利的。陈仪在答应投共的同时,还提出由他出面策反汤恩伯。


胡允恭在《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一文中说,陈仪在答应投共后,立即按中共要求采取了释放政治犯一类行动,又电话邀请汤恩伯来杭州,共商反蒋投共大计。胡允恭说:“汤口头答应,但迟迟不至。陈十分焦急,便派他的外甥丁名楠执信去见汤,要我也去见见汤恩伯。”而胡允恭到上海后,并没有去见汤恩伯。作为从事了多年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胡允恭有着起码的警惕性。再说,要见汤恩伯这样的人,恐怕必须报请组织批准。胡允恭中共党员的身份在陈仪面前已经公开。陈仪派胡允恭去见汤恩伯,等于让胡允恭在汤恩伯面前也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这说明陈仪对汤恩伯真是信任到了极点,信任到没有丝毫疑虑的程度。但作为中共党员的胡允恭,却不能也如此相信汤恩伯。相反,中共方面对汤恩伯这样的人,是决不会有起码的信任的。中共虽大力进行策反工作,但并非不择对象地进行策反。这时期中共的策反对象,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早就是中共政治争取的对象,早在抗战时期甚至更早以前,就有中共党员在其身边出没,已经在其身上下了长久而细致的功夫,其人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中共对其人的思想状况、家庭状况以及在国民党官场的际遇,都非常了解。陈仪其实就是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此前虽然没有中共党员在身边活动,但也是在仔细研究后确认其反蒋投共的可能性比较大,才会列为策反对象的。汤恩伯这个人,此时是国民党那边军事上最重要的人。对于中共来说,此时最大的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而汤恩伯恰恰担负着防守长江的使命。如果汤恩伯能够投诚、能够倒戈,那对于中共来说是天大的好事,“百万雄师过大江”,就只是“过”而已,无需费一枪一弹了。但中共恐怕从未想过策反汤恩伯,中共会在北平策反傅作义,那首先因为傅作义是晋军出身,并非蒋介石嫡系,与蒋之间本就矛盾重重,所以有反蒋的可能性。而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心腹,汤恩伯一直视蒋介石为“恩公”。没错,蒋介石骂过汤恩伯,还有传说打过汤恩伯,但中共方面知道,这是“打是亲,骂是爱”。


所以,当陈仪主动提出策反汤恩伯时,中共方面反倒有点手足无措了。胡允恭说:

 

我到上海后,探听到汤恩伯的确实态度,遂决定不去见汤,并连夜回杭州,向陈仪说明事情发生了变化,请他从速采取措施以策安全。但陈表示怀疑,他说:“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就是我的儿子,志安坊的房子就是他送我的。这次我来浙江,出于他的劝告。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陈认为他们相交甚深,对此已不止谈过一次,汤如果不赞成,完全可以直接向他提出,不至于出卖他。陈仪甚至认为这消息可能是毛森的造谣。(31)

 

毛森是军统特务头子。此时在汤恩伯手下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兼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中共方面一开始就觉得策反汤恩伯是一件危险的事,现在更感到情势危急。胡允恭连夜赶回杭州,就是提醒陈仪采取措施,防止被汤恩伯“出卖”。此时,心神不定、焦急惶恐的至少有三个人。陈仪因为得不到汤恩伯的确信而心神不定、焦急惶恐;汤恩伯因为不知如何处理此事而心神不定、焦急惶恐。而胡允恭也是心神不定、焦急惶恐的。这策反陈仪,几路人马做了许多工作,眼看大功告成了,陈仪非拉上汤恩伯不可,弄不好,要鸡飞蛋打、前功尽弃———后来果然是如此。

陈仪怎样意欲策动汤恩伯,汤恩伯又是在何种情形下向蒋介石告密,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整个事件扑朔迷离。胡允恭没有细说丁名楠到上海见汤的过程。丁名楠在《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一文中说,1949年1月27日清晨,陈仪令外甥丁名楠来见,交其一信,令其速赴沪见汤恩伯,在另一张不大的纸片上开列五条,分甲乙两部分,没有上下款,也不具名。汤后来将这张纸片交给了蒋介石,在审判陈仪时成为其投共的铁证,也因此纸片得以保存下来。丁名楠的记忆有文字上的出入,《陈仪全传》中有原件照片。纸片上文字如下:

 

甲:一、尽先释放政治犯。

 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

乙:一、约定〇地区,在区外停止暂不前进。

 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月内改编原有部队。

 三、取消〇〇〇,给予相当职位(32)。

 

这纸片上的文字,是陈仪代汤恩伯拟就的向共投诚的条件。甲项二条,是汤恩伯对中共的承诺;乙项三条,是汤恩伯对中共提出的要求,乙项第三条“取消”后面的三个圆圈,按丁名楠的解释,是指战犯名义,亦即要求取消汤恩伯的战犯“称号”,不将其代为“战犯”对待,并且还要安排“相当职位”。


丁名楠拿到陈仪给汤恩伯的信和这张纸片后,又按陈仪要求在楼下客厅与胡允恭相见。胡建议汤恩伯对中共的承诺中加上一条:“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对于中共来说,这一条才是最关键的。丁请示陈仪后,陈仪表示同意,但令丁名楠“口头上向汤提出”(33)。这个细节其实颇堪玩味。不形诸笔墨、只用口头传达的内容,要么是不那么重要、可传达可不传达的意思,要么是特别重要、不宜落下把柄的东西。负责江防的汤恩伯主动对中共军队开放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这无疑是特别重要的内容。释放政治犯,虽然也是在挖国民党的墙脚,但毕竟是一种间接的、局部的“挖”,不会立即对国共战局产生影响,至于保护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就更不是很敏感很重要的事情了。而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那不是挖墙脚,那是直接拆墙,是向蒋介石的心窝直接捅刀子。丁名楠人还没走,纸片还在他手上,既然陈仪同意加上这中共最想要的一条,陈仪理应动笔加上,而之所以没有动用笔墨,我想,就因为这一条太敏感、太重要了,陈仪怕万一事泄,就毫无分辩余地了。后来人们在谈及陈仪在决定投共和策动汤恩伯投共时,总把其行为过程叙述得义无反顾,其实陈仪还是有所顾忌的。这倒并非说陈仪提防汤恩伯出卖,而是怕在其他环节出问题。后来在台湾的法庭上,陈仪还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果写上了“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这一条,陈仪就没有什么可辩解的了,蒋介石杀他也就杀得更理直气壮。

 

 


       怀揣陈仪给汤恩伯的信和这张纸片,丁名楠从杭州出发到上海,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第二天傍晚,也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丁名楠按电话约定到了蒲石路汤恩伯家,“在传达室等了半小时,然后被领到楼下一间大厅里”。陈仪是汤恩伯的“恩师”“恩公”“义父”,丁名楠是陈仪的亲外甥,丁携陈仪亲笔信来见汤恩伯,汤按理不应让丁在传达室久等。让丁在传达室等半小时,应该说是很失礼的。这应该理解为是汤恩伯有意的冷遇,这冷遇直接是对丁名楠,间接是对陈仪。丁名楠说:“室内没有陈设,连桌子也没有,汤在那里单独同我见面。我说明来意后,把信及另纸开列的五条交给汤,口头上转达了开放长江渡口的要求。汤恩伯说,他左右蒋介石的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并表示不日去杭州面谈。”(34)客厅里连桌子都没有,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此时汤恩伯的“家”,连同眷属和什物,都已搬到台湾了。


丁名楠说,胡允恭也到了上海,但没有与他同行。这一点也能说明胡允恭有着高度的警觉性,有着对汤伯恩伯的深刻的怀疑。胡允恭说:“我到上海后,探听到汤恩伯的确实态度,遂决定不去见汤,并连夜回杭州,向陈仪说明事情发生了变化,请他从速采取措施以策安全。”这一细节也很有意思。陈仪让胡允恭去见汤恩伯,胡允恭抱着见机行事的态度。如果真能直接成功策反汤恩伯,那当然好极了。但胡允恭显然不抱多大希望。不与丁名楠同行,也是怕万一丁中途出事,自己受牵连。胡允恭即便去见汤恩伯,也一定不会与丁名楠同去,他必须在丁名楠见过汤之后,才决定自己是否去见汤。丁名楠此番在上海住了两个晚上。大年三十晚丁见过汤之后,应该与胡允恭见过面。胡允恭所谓的“探听到汤恩伯确实态度”,应该就是从丁名楠那里得知汤恩伯的思想状况的。让丁名楠在传达室久等,“家”已经搬到台湾,丁名楠或许并未太在意,但作为有着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中共党员,胡允恭却能从这些现象中感觉到汤恩伯不可能被策反。如果是先于丁名楠见汤前从其他渠道获悉汤的思想状况,胡允恭应该努力阻止丁名楠见汤。未能阻止丁名楠见汤,陈仪手书的甲乙条款已经落入汤恩伯之手,胡允恭感到了危险,于是在这大年三十晚上,再乘夜车赶回杭州,向陈仪“报警”。


虽然有胡允恭的郑重提醒,虽然丁名楠回来报告汤恩伯家眷已去台湾,陈仪仍然没有对汤恩伯产生丝毫警觉。陈仪在杭州焦急地等着汤恩伯来协商投共事宜,等了一星期仍不见人影,便命丁名楠再次赴沪见汤恩伯。陈仪又给汤恩伯写一信,信中内容有二。一是介绍胡允恭见汤恩伯,二是要汤恩伯委任丁名楠为秘书。汤恩伯要投共,与胡允恭相见是必须的,因为胡才能代表中共与汤谈判;让丁名楠以秘书身份留在汤身边,当然是为了联络的方便。这一次,陈仪又手书了八条意见,都是针对汤恩伯所属部队的:

 

一、军队宜紧缩。

二、待遇宜提高。

三、驻地宜规定。

四、军风纪严肃。

五、沪防御工事宜停止,已征集之材料酌量归还。

六、营房宜多建。

七、征兵宜减少或竟停征。

八、军事机关宜紧缩,事权须统一。(35)

 


这样地整顿部队,当然是为投共做准备。但这是汤恩伯的部队,是陈仪越俎代庖,替汤恩伯操心整顿部队以备投共事。陈仪做出这样的举动,说明在他心目中,汤恩伯投共已是定局,下面要做的是技术性工作了。尽管汤恩伯几十年间一直视陈仪为“恩师”“义父”,但此刻,位高权重的他,看到这种形同“手令”的字条,也有理由生出些许不快吧?在这次策动汤恩伯投共的过程中,陈仪倚老卖老之态表现得很充分,对居于如此高位、手握如此重兵的汤恩伯,似乎没有起码的尊重。这么大的事,陈仪就自说自话地替汤恩伯做主了,替汤恩伯筹划了,即便是亲生儿子,也会心生反感的。


当然,此时汤恩伯已经向蒋介石告密了,只不过陈仪还蒙在鼓里。丁名楠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后在汤宅与汤单独见面,他劈头就说事情太忙,未能去杭州,表示歉意。汤看信后,我介绍胡允恭的情况,他说欢迎胡先生来见,随时都可以,并同意委任我为秘书,又说委任状不久就能发下。我转述陈仪要他多住上海、少去南京的嘱咐。汤对我发了一通牢骚,抱怨解放区电台经常斥责他是战犯。”汤恩伯这回完全是在虚与委蛇了。但汤在丁名楠面前对中共斥责其为战犯表示不满,却不应该理解为随便说说。这其实是在为自己不能投共做辩解,只不过丁名楠此刻理解不了这层意思。


丁名楠此次在上海,住在志安坊汤恩伯送给陈仪住的房子里,等候被委任为秘书。这期间,胡允恭两度来见面。第二次来时,丁名楠告诉胡,警备司令部曾派人来看这里的房子,“事情很怪”。这样很怪的事足以引起中共地下党员胡允恭的高度警觉。胡允恭当即表示:“以后他不再来志安坊见面,接头地点另定。他没有告诉我他在上海的地址。”(36)。胡允恭当然不会让丁名楠知道自己在上海的住地。不能绝对相信任何人,这是胡允恭从事地下工作的原则。

警备司令部派人来看这座房子,是看是否适合软禁,或者说临时关押陈仪。幸亏胡允恭没有第三次来这里,否则恐怕就走不掉了。

 

 

这期间,在杭州的陈仪和在上海的汤恩伯,心态都异常不平静。


陈仪自己在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傅作义已经在北平宣布接受中共改编的时候,做出投共的决定,毫不奇怪。陈仪虽然一直很受蒋介石重用,但出身“北洋军阀”,并非蒋介石嫡系,也从来不曾成为蒋介石真正的心腹。如不投共,就只能离开大陆到台湾度过余生。陈仪已经65岁,实在不愿离开故土。更重要的是,台湾是陈仪不忍回首之地,此生最大的失败是在台湾遭受的。而与中共,陈仪也没有很大的过节,从来不曾站在“剿共”的第一线。以陈仪的资历、声望,在中共执政后受到相当礼遇,那是不成问题的。在陈仪看来,留在大陆,日子会比在台湾舒服得多。陈仪又无亲生子女,万一选择错了,也不过自己承担后果,没有后顾之忧。陈仪要拉着汤恩伯一齐投共,则是想为中共立一大功,是想让自己日后的日子更风光些,换句话说,是一种“政治增肥”,是为增加自己的政治体量。

郑文蔚在《陈仪之死》中说,他奉“民革”领导人李济深、朱蕴山之命从香港到杭州劝说陈仪反蒋投共,陈仪答应得很爽快:

 

饭前,我与先生促膝而谈,面交了李任公的信(引按李济深字任潮),告诉他这是任公的亲笔。他看后微微颔首……他说:“要我为解放作贡献,但我手中这点微不足道的兵,起不了作用。我至多只能做到不抵抗,也就是和平解决吧,为地方保存点元气吧。但是,你知道汤恩伯和我的关系,他现在是京沪杭警备司令,他是会听我的话的,他放弃抵抗,掉转枪头,作用就大了。还有福建的李良荣(新任福建省主席),我也可以对他说的。”最后,他命我即时回香港向任公复命,并嘱咐,当中共大军决定渡江时,只须派一个联络参谋,携一本密电码,由我陪同到他身边就行(37)。

 

应该说,自从决定投共后,陈仪就处于一种亢奋之中,思维只朝一个方向运动,不能多方面、多角度地考虑问题。陈仪拉着汤恩伯一齐行动,实质上是在把汤恩伯手中的数十万军队当作了一张牌。陈仪觉得完全能够策动汤恩伯,最大的理由就是与汤几十年的情谊。陈仪这时候没有想一想,与汤恩伯有着几十年深情厚谊的,并非只有自己一人,蒋介石也同样与汤恩伯有着几十年深情厚谊,蒋介石也同样是汤恩伯的“恩公”。在汤恩伯事业的起步阶段,陈仪给了他十分重要的帮助,这没错。但是,汤恩伯后来的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却完全得力于蒋介石的赏识、栽培。蒋介石同样对汤恩伯恩重如山。陈仪要汤恩伯反蒋投共,是要汤恩伯在两个“恩公”之间做出选择。汤恩伯在张灵甫师毁灭后遭到蒋介石惩戒,从而在陈仪面前表达过对蒋的不满,这也是陈仪认为可以策动汤的原因之一。但陈仪显然过分地估计了汤恩伯一时的情绪宣泄。更何况,汤恩伯很快便被重新起用和大大重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统帅45万大军,从上海吴淞口到江西湖口沿线各省主席归其节制、物资任其调配,这是何等的信任和倚重。即便当初对蒋介石有些不快、有点怨恨,此刻也烟消云散了。陈仪这时候也没有想一想,他要汤恩伯背叛的,并不只是蒋介石这另一个“恩公”,还有国民党的“党国”。不能认为汤恩伯这样的人心中完全没有国民党的“党国”。对“恩公”应“孝”,对“党国”须“忠”。如果说,当汤恩伯在蒋介石和陈仪之间做选择时,还是两孝不能两全的选择,天平还难以向任何一方倾斜。但是,当在蒋介石这一边再加上国民党的“党国”时,天平就只能向这一边倾斜了。现在不是一孝对一孝,而是一孝一忠对另一孝。


陈仪也没有设身处地、细细地替汤恩伯想一想投共后的可能处境。与陈仪不同,汤恩伯可谓双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甚至被中共方面称作“汤屠夫”。现在,又被中共列为“头等战犯”,宣称“国人皆曰可杀”。要汤恩伯投共,他能没有顾忌?更重要的是,并非中共主动想要策动汤恩伯,而是陈仪在替中共策反,这就让汤恩伯更不能确信今后能有很好的前途了。汤恩伯是国民党方面的如此要人,现在又担负着江防重任。按理,中共要策反汤恩伯,应该有中共方面的重要人物直接与其联系,应该有人带着中共要人的信去见汤。而现如今,是陈仪派自己的外甥带着自己的信去见汤恩伯,这感觉不是共产党在策反国民党,而是国民党在策反国民党,是自家人在策反自家人。陈仪的确提出让胡允恭这个中共党员去见汤恩伯,但胡允恭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分量显然太轻。在山东战场上,汤恩伯曾是陈毅的对手和手下败将。如果不是陈仪而是陈毅出面,派人策反汤恩伯,汤恩伯的感受应该好些。可现在,是陈仪在替中共策反,好像汤恩伯要牵着陈仪的衣角走到中共这边来,汤走到这边后的待遇,也要靠陈仪争取,这让汤恩伯如何好受?如何放心?


汤恩伯的家眷已经迁往台湾,在大陆已是“裸官”,这个因素也完全不在陈仪的考虑之中,这说明陈仪其时思维有多么偏执。蒋介石将汤恩伯这类要人的家眷先期迁台,一方面固然是让这些人在大陆与中共最后拼杀时无须考虑家眷问题,另一方面,也正是让这些人在最后关头没有二心,不敢变节,家眷实际已经成了人质。汤恩伯的家眷既然已经到了台湾,要再迁回那是万无可能的。陈仪如果认为汤恩伯投共后还能把家眷从台湾接回,那只能说明陈仪已经亢奋得失去理性;如果陈仪认为家眷无所谓,可以不要,汤恩伯不妨裸身投共,那只能说明陈仪已经亢奋得不近人情。


1949年1月28日,丁名楠与汤恩伯见面,将陈仪的信和那写有甲乙条款的纸片交给汤,并且口头转达了“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的条款。29日,丁名楠回到杭州,向陈仪报告见汤经过。丁特意说了汤宅已空空如也,家眷已去台湾,但是,“对此,陈仪没有在意”。接下来,《陈仪全传》有这样一段:

 

当晚,陈仪独自沉思,憧憬与汤联手起义之未来,在欣喜之余,想要丁名楠和胡允恭再去与汤恩伯具体洽谈起义之事,并想为便于与汤联络,要丁名楠就在汤身边工作。他思绪澎湃,不由得筹划起了改编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有关事项(38)。

 

这虽然多少带些文学性的想象,但对陈仪此时心态的把握,基本是准确的。所谓筹划改编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就是陈仪第二次派遣丁名楠赴沪时带给汤的那八条整顿汤部军队的方式。在并未得到汤恩伯的准信时便想出了收拾汤部军队以迎接解放军的具体方式,陈仪此时确实是异常亢奋的。


而此时汤恩伯则愁苦万分。根据相关资料,汤恩伯应该是在1月30日向蒋介石告发陈仪并交上陈仪的信和那张纸片。这之前,汤恩伯应该一直在痛苦地选择着。我认为,与其说汤是在投共与否之间选择,毋宁说是在告发陈仪与否之间选择。汤恩伯不大可能认真考虑过是否投共的问题。他不愿投共,按理,应该赶往杭州,向陈仪说明自己的想法。汤恩伯应该考虑过是否这样做,但终于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这是因为,陈仪投共态度异常坚决,在八字还没一撇、汤恩伯还未与中共直接接触的时候,就列出了改编汤恩伯部队的具体方案了。与这样一个已决意投共、处于高度亢奋状态的前辈、“恩公”、“义父”面谈,表明自己不愿投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自己只是被痛骂而已。此其一。其二,汤恩伯自己虽然不愿意投共,却不便阻止陈仪投共;投共,其时在国民党方面是一股潮流,已有那么多军政要人被策反了,陈仪做出这样的选择,汤恩伯没有阻止的理由。陈仪投共后结局是否好,汤恩伯不能确知,但可以确知的是,陈仪到了台湾,晚景不会特别好。既如此,汤恩伯如何能劝阻陈仪投共?赶往杭州,仅仅表明自己不能投共,但不反对陈仪如此行动,是否可能?也不可行。这样,就等于向“恩公”、“义父”表明要分道扬镳了,要各奔东西了。更让人为难的是,汤恩伯知道自己身边有许多蒋介石的耳目。汤恩伯在这样的关头担负如此重任,一定是受到监视的。汤恩伯果然到杭州,瞒不过蒋介石。陈仪公开反蒋投共后,汤恩伯知情不报的责任,也一定会被严厉追究。


再说,既不跟着陈仪投共,也不向蒋介石告发陈仪,汤恩伯也招架不了陈仪的催逼。汤恩伯此刻要阻止中共渡江,忙碌异常,而陈仪每天不停地打电话,又一次又一次派人来,弄得汤恩伯焦头烂额。汤恩伯既然不愿投共,就要尽量做好眼前的工作,不能让陈仪把一切都弄乱了。无奈之下,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发了陈仪。


1949年2月17日,陈仪浙江省主席的职务被解除;23日被拘押;4月27日被押往台湾。负责拘押陈仪的毛森,晚年在美国写了《陈仪迫汤投共始末》,其中说:“汤之本性对蒋尽忠,对陈纯孝,到了忠孝不能两全时,把他难倒了。几经考虑,认为此事体大,不能私了。”又说,告发陈仪时,“汤的唯一要求,即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39)

告发陈仪后,汤恩伯最大的愿望就是蒋介石饶陈仪不死。陈仪投共毕竟未成事实,未给蒋介石的“党国”造成明显损害,且陈仪已经高龄,为蒋介石的“党国”工作了几十年,也算劳苦功高,再加上自己的求情,汤恩伯认为,蒋介石有可能留陈仪一命。这种考虑,也应该看作汤恩伯下决心告发陈仪的一种原因。



1950年6月9日,陈仪在台湾的军事法庭受审。汤恩伯必须作为证人出场,这可真是难为了汤恩伯。其实,蒋介石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不让汤恩伯如此难堪。蒋介石没有这样做,说明汤恩伯真的已经失宠了。据说,汤恩伯从边门溜进法庭,见到陈仪,自然而然地举手敬礼,陈仪不屑一顾,旁听席上则响起耻笑声(40)。可以想象,此刻汤恩伯真是恨地无缝了。


蒋介石没有满足汤恩伯的要求,陈仪被判处死刑。6月18日夜,被枪杀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如果陈仪能不死,汤恩伯的心情会好一些。但陈仪终于死了。汤恩伯终于永远被钉在“卖师求荣”的耻辱柱上。


心情对肠胃的影响是直接的。几十年征战,汤恩伯落下了严重的肠胃病。陈仪受审后便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了。而汤恩伯却必须永远在道德法庭上受审,即便死了,这种被审判的境遇也难以改变。


这样,汤恩伯的肠胃病便日益严重。本来可以到美国治疗,但因为美国费用较高,无力负担,便选择了日本。(41)汤恩伯这样的人,到台湾后居然经济很窘迫,甚至赴美治病的钱也出不起,可见其位高权重时,并不敛财。


在日本,进的也是庆应大学附属医院。1954年6月29日,死在医院手术台上。


应该说,自从陈仪决定拉着汤恩伯一起反蒋投共,就把汤恩伯推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这是政治困境,更是伦理困境。人生遇上这样的事,是极难处理的,万全之策是没有的。换个人处在这样的境地,也未必会处理得更好。

如果不与陈仪相遇,汤恩伯的人生会很不一样吧?

注释:

(1)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见《狷介与风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193页。

(2)(3)(5)(7)(8)(9)(10)(25)(27)(29)(32)(34)(35)(38)(40)严如平、贺渊:《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16—17页,第21页,第22—23页,第30页,第477—480页,第104—106页,第351—352页,第359—360页,第92页,第402—406页,第415页,第418页,第417页,第457页。

(4)(6)(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4)(41)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4—5页,第6—7页,第9—9页,第9页,第11页,第12页,第13页,第13—14页,第20页,第24页,第24页,第251—252页,第67页,第255页,第129页,第176页。

(23)(37)郑文蔚:《陈仪之死》,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26)侯定远:《我所了解的陈仪及其被扣见闻片断》,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28)(31)胡允恭:《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0)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679—680页。

(33)(36)丁名楠:《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见《陈仪生平及其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39)毛森:《陈仪迫汤投共始末》,《传记文学》(台湾)第52卷第4期,第50—54页,见《陈仪全传》第421页。


(原载《钟山》2016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