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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 | 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

发表时间:2016-7-23阅读次数:976

引言:

我并不否认新世纪文学取得的可喜成绩,但是,我在这里不是总结成就,或是撰写文学史,而是针对新世纪十年来的文学病症进行会诊,其终极目的是为今后文学的发展及早纠偏。


无疑,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市场化的走向,其文化产业也愈来愈凸显出了消费文化的特征,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件坏事,消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时代的一种进步的象征,它对于大众文化的兴盛是起着主导性作用的。但是,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引导大众文化的消费,却是一个值得作家和批评家严肃对待的事情。


对于一大批刚刚脱离了农耕文明形态,或者说是刚刚才吮吸到了一些西方文明带来的甜头,还没来得及仔细回味就旋即转向了后现代市场消费的中国作家来说,就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正因为这种恶劣环境的影响,致使作家们的创作和批评家的评论被一种所谓“多元文化”的虚伪假象所掩盖,迷失了价值判断的方向,最终导致的是一种文学的乱象,其直接后果就是整个国家的文学创作能力和鉴赏能力的衰退,乃至民族文化和文学智力的下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当下文坛思想的贫乏乃至边缘化,已经成为不断滋长的倾向。在一些人眼中,这个时代一切服从并依赖经济,对思想的需要已不那么迫切了。”“文学的沙龙化、影视化、网络化、小品化、浅俗化也带来了‘过度娱乐’和‘玩技巧’的问题。当文学被脑筋急转弯式的搞笑包围、不动脑子的艺术泛滥时,会损害一个民族智力的健康。读者对文学面临的‘弃读’和‘傻读’两种无奈选择。而‘愚民’正是封建遗毒滋生专制横行的温床。”【1】我以为,尽管这种情形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了,但是新世纪以来却是越来越凸显了,如果不加以及时纠偏,必然会给中国的文学带来较为严重的恶果。文化可以多元,创作可以多元,然而,价值却万万不可多元,否则我们将无法辨别人性活动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


我以为,当下文化眩惑的病症表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与评论中,具体呈现为以下多种状态(我将其分为创作和批评两大板块分别进行论述)。

 

 一、 文学创作的病症和价值立场的“多元”与模糊

 

1、有些主流作家对事件和事物的判断力下降,这不仅是思想能力的退化,同时也是审美能力衰退。旧的书写经验和审美经验已然在在这个乱象的时代失效了,作家面对千变万化的生活万花筒,无论是以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时期的心态来度量新世纪中国各个生存层面的人,都显现出一种乏力和疲惫感,似乎永远也抵达不了人的灵魂彼岸;也无论是用怎样的舶来眼光和外在的形式去审视本土的文化现象和事件,都无法触及表达和表现的内核之中。也就是说,以往的审美经验已经不能再成为当下作家的资源了,那种所谓“取之不尽的源泉”早已枯竭,而“生活无处不在”既成为作家创作的依赖和借口,同时也成为作家的“盲点”。其实,“生活在别处”才是中国作家们的真实创作心态,或曰“集体无意识”。我们的作家已经下不了“生活”,因为“生活”的本质就在于你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一个连判断力都丧失的人,你还指望他能够有什么能力去对“生活”进行文学的审美活动呢?因此,“下生活”和“听将令”写出来作品很快就化为纸浆就不奇怪了。当然,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种20世纪常态的审美经验的失效不失为一件好事情,它必然会催生出一个适合于一个新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审美经验的宁馨儿来。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渡过这个不适应的过渡期。


2、   创作中的反智化倾向越来越突出,作家自绝于知识分子的称号,自甘为职业化的写手。


无疑,此举其弊大于利。自90年代中期的“断裂”宣言公开发表与知识分子决裂并划清界限以来,近十多年来,我们的一些作家已经开始自觉和不自觉地与“知识分子”绝缘了。诚然,我们可以对“灵魂工程师”的称号提出质疑,但是我们不可以拒绝“社会良知代言人”的义务。反智化包括了很多种倾向,而我以为最可怕的是,连自我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都进行了彻底的颠覆,我们的作家还能够为这个民族贡献出什么呢?尤其是有些学者指出的作家作品中的那种“嬉皮士”的嘴脸,让读者去“傻读”的现象,也实在是使中国文学蒙羞的事情。“总之,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的人物,明目张胆地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明白代表。我的论点是: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the art of  representing)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而那个行业之重要在于那是大众认可的,而且涉及风险与冒险,勇敢与可能受到伤害。我在阅读沙特或罗素的作品时,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让我留下的印象远超过他们的论点,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信念而发言,不可能把他们误认为籍籍无名的公务员或小心翼翼的官僚。”【2】我们根本不指望今天的作家,尤其是主流作家会出现一个像左拉那样对重大社会事件发出正义之声的壮举,在这一点上当下的作家还不如80年代的那批敢于担当的主流作家。对社会事件、现象和思潮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可能是世纪初中国作家的普遍心态。就其创作的格局来看,不是陷进琐碎的生活细节描写之中(像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太婆那样漫无边际地扯着并无意义的无聊“故事”),就是在所谓的“形式美学”的迷宫里游荡,在建构一些连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创新之中而不能自拔。


3、   作家基本放弃重大题材,而过分注重“一地鸡毛”式的琐碎日常生活题材。我们厌恶了极左时代为政治服务的“重大题材决定论”和对生活的漠视。但是,我们并非是让作家在重大的社会事件的素材中闭上自己的眼睛。卸掉自身对社会的责任感,就是卸掉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当然,我们不仅要对当下题材有一双犀利的“内在的眼睛”,而且也得对敏感的历史题材需有自己独到的眼光。比如,在处理“文革”题材作品时,我们的作家对于这段历史的描写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倾向,那就是让作品经受轻喜剧化的熏染和漂洗后,避开历史的沉重,而将娱乐元素和喜剧美学的元素注入后融进消费文化的潮流之中,而非反讽式的对“文革”历史本质化的揭露与严肃的审视。即便是在间接涉及此类题材的细节描写之中,作家们也很少有那种直抒胸臆的鞭挞和不露痕迹的“曲笔”表达。例如,对于苏童的长篇新作《河岸》在思想穿透力上的递减,我感到非常可惜。作为当下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苏童无疑在审美和技巧表现上是唯美派典范作家,其《河岸》同样给了我们南方的浪漫诗意表达,但是,我更看中的是它一开始就呈现出的那种巨大的思想穿透力。初看的时候非常兴奋,其鲁迅的“曲笔”深深地震撼了我,但是看到一半,其笔锋就转掉了,那个我一直期盼的阿Q式的“空屁”没有顺着他能够发展下去的“文革”巨大性格逻辑空间驰骋,而是陷入了琐碎的个人事件之中,活生生地扼杀了这个具有潜在的巨大性格能量与历史能量的人物。苏童在中国被誉为是纯粹的审美派的作家,但是,他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忽略了对“文革”这个有着巨大场域历史空间的表达,只注意了个体性格的表现,所以将本可以进入揭示“文革”本质深层轨迹的、有着民族共性特征的“这一个”抹杀了。我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苏童半途而废了呢?其答案只有一个,即马克思所言极是:作家没有意识到他所触及到的是历史的巨大存在,没有意识到这个个体人物偶然遭遇到的是潜藏着“历史的必然”(《致拉斐尔·济金根》)结果的最好契机!这可能就是苏童为什么后来在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路径中突然就旁枝逸出的根本原因吧。作者是不是真的走进了主人公的心灵当中去,把他放到那个特殊时代的境遇中去塑造呢?显然没有。他忽略了那个特殊人物的特殊时代环境。也许苏童是无意识的描写,因为他在“文革”时代还是个儿童,对“文革”的理解,还是一个没有发育的“儿童视角”,除了感性认识不足之外,更多的还是理性的理解不透彻,也就是对“文革”的本质还没有深入了解,最后把那个时段的人和物都喜剧化了,这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这部作品本来是可以成为百年经典巨著的。苏童且如此,那么其他作家就更难说了。


另外,须得重申的是,我绝不反对那种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作为当年“新写实小说”创作的提倡者之一,其出发点就是要从陈旧而反动的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羁绊中解放出来,但也是使大家始料不及的是,当它成为这二十多年来文学创作的主潮后,其走向事物反面的惯性提醒我们应该警惕它对文学价值判断与审美经验的另一种伤害。


4、   创作中的画面感强化了,而矛盾冲突和人物性格相对弱化了,屏幕情结成为作家创作的潜在“集体无意识”。


刘震云说:“电视剧火了,没人看我的小说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电影、电视《手机》成功的商业化操作,无疑,这成为作家创作心照不宣的心仪榜样。更有甚者,违反文学创作规律的先电视后小说的创作现象屡屡出现。不可否认的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从形式审美这个角度来说,是更加圆熟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作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消费文化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他们作为写作个体的个性自觉表达意识减弱了,而过多地依附于潜在的市场,也就是说,作家个体创作的自由受到了那个“无形之手”的限制。当下的中国文学仿佛进入了一个怪圈,正因为视觉艺术的冲击力是巨大的,所以才屡屡出现先生产电视剧,然后回过头来再改写成小说的这种违反文学创作规律的事情来,这种“次序差”虽然违反艺术规律,但是它却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因此,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一个严峻的时代悖论呢?先确立视觉效果已然成为小说创作的风尚,而二次“改写”剧本俨然抹上了市场的色彩。这是当下中国文学的一大现实问题,它迫使很多著名作家在创作中都不得不考虑其潜在的市场元素。


同样,以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毕飞宇的前后创作为例,就可以看出市场之巨手的无形力量对作家无形的压迫。也许,毕飞宇从成名之作就是受到影视文学的潜在影响,他的《摇啊摇》和《哺乳期的女人》获得的成功或许就成为他的一种潜在的影视创作情结,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形成惯性就很难说了。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写得非常好,我以为他已经完全摆脱了以前的创作情结,直到长篇《平原》为止,毕飞宇一直将哲学的思考融入了他的小说创作之中,《平原》里对人性的释放、人的本我的释放、人的社会存在的释放与表达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不过,恰恰这样的作品却并不被文学界所重视。因为当下的文学界,对文学作品的考察更多是从技术层面出发,站在商品化的角度,还有其它很多非文学标准的因素。我之所以认为不如《平原》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推拿》却得到了文学界更多的青睐与重视,成为评论的焦点,但这是一种挟有炒作意味的商业行为,并非是《推拿》不好,而是说它的人性的哲学思考虽然凸显了,但是从文学表达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平原》更有文学的个性表达张力,而《推拿》就隐隐可以看出作者有意无意地注重潜在的市场的需求,当然,这种表达是作家自己都习焉不察的时代熏染而致。当下,几乎是很多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受着市场的辐射和影响。举例而言,有许多作家在描写性的时候、在描写小说场景和人物细节的时候,就都会潜在地考虑到将来的影视画面的效果与视觉冲击的效果,因为他们要二次出售,要寻觅电影与电视的市场需求。同样,当莫言在80年代里的浪漫新奇的表现手法一旦演化为新世纪文学对血腥和暴力的市场需求时,那种文学的审美价值就有些变味了。


5、    打着“生态写作”的幌子,用“动物中心主义”来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为弱肉强食的法西斯兽性张目。


无疑,生态题材的兴起成为世纪之交小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命题,但必须注意的是生态伦理的骤变:一方面是自觉的生态意识的萌动和解放大自然的合情合理的理性张扬;另一方面是动物主义至上、抵制现代文明和消解人性的反文化偏执。价值理念的混乱无疑成为生态小说发展的瓶颈。


毫无疑问,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在“生态革命”的文化浪潮席卷全球之时,现代和后现代的“生态伦理”文化哲学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清晰理念,而是更加混乱的悖论,因为忽视了中国所处的特殊文化语境,而不加辨析地去横向地移植和采用西方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十分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话语,肯定会加深对本土文化的隔膜和对人性的扭曲理解。从生态革命的本意来看,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其目标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它在具体的运动过程中却忽略了两个最重要的前提:一是各个国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环链中并非同步,前工业文明,包括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还不同程度地分布于地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之中;二是在人类与非人类的资源争夺上还存在着互为矛盾的文化境遇。因此,施行同一的高标准价值尺度来衡量人与生态的关系,肯定是会出大问题的。


毋庸置疑,生态革命的立论基础是站在后现代的视点上来反对现代性和传统文化伦理的,也就是站在后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来反对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所造成的种种弊端的,美国著名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所创的“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在许多深层意义上,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它既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也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带来一个‘自由的世界’。正是由于现代性没能实现它的承诺,并且带来如此多的问题,才导致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寻找另外的生存方式的动力孵育了生态后现代主义。’‘我们被迫寻找新的,或许是已被发现的理解自然以及我们与自然关系的方式。’”【3】作为一个饱餐了西方工业文明给予的物质享筵后的人们,他们为了追求更高文化生活目标就更容易产生出对后现代“生态自由”的欲望与渴求,然而对那些还挣扎在由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境况下人们的文明需求却又是完全不公平的:前者看到的是满眼现代文明的弊病,所以,急于回到高质量的生活状态和满足那种近乎于宗教式的对非人类物质同情和怜悯的心理需求,成为他们的生态文化选择;而后者急于摆脱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生存方式给他们带来的物质匮乏的痛苦,因此,现代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物质享受和精神刺激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有着巨大的诱惑“场域”,它是人类生存所无法抗拒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不加区分地一味地鼓吹所谓的“生态革命”和“生态自由”,势必会造成世界不平等竞争的加剧,造成价值理念的更大错位与混乱。


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的生态理念也波及和影响到了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影响了一些看不清楚中国国情而一味地追求新理念的作家。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生态文学,就明显看出了一种对人类文明底线的挑战!2004年出版的《狼图腾》标志着中国生态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文学伦理的大转变时期,促成了一批作家对小说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进行了重新思考,甚至有的作家对经由现代文明形成的人本主义立场的价值理念进行着颠覆性的反拨。这一切由此而引发的创作理念和价值理念都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小说创作,因此,对它们重新做出既符合历史又有利于现实发展的理论厘定和价值定位成为当务之急。也许,这一努力并不能改变一种新兴的生态小说的创作伦理轨迹,但是,我却相信,这些理念有可能会得到一批小说作家的支持,因为文学即人学的理念始终是支撑着他们更有信心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站在充满人类希望的历史地平线上,创造出更富有人性意味的生态小说的坚实基础。


如果把《狼图腾》这样的作品从两大逻辑板块——生态阐释和人文阐释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时代文化伦理的骤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伦理的“骤变”,其实暗含着的却是一种历史的退化,其本质上就是倒退到“弱肉强食”的原始文化伦理基点上。《狼图腾》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转型期里出现,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且不说这部小说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创造,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表现出艺术结构上的幼稚与粗糙。但是,就其所表现出的对现代文明价值颠覆的创作理念就足以令人震惊与深思,它在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置交错的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语境下问世,似乎又是一个历史必然的产物。它既满足了某种民族主义的文化心理需求,同时,又在成功的商业化的炒作下,实现了销售突破几百万的记录,这在新世纪的图书市场上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而且,它还以夸张的文化姿态,把一种反人类、反文明、反文化的理念流向了全世界,它会不会动摇西方自中世纪以后所形成的人文主义理念?它会不会以回归原始、弱肉强食的文化姿态与后现代生态文化伦理合流,而对人性的指向进行根本的改变?而这些顾虑恰恰是存在的。据报道,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出版机构之一培生出版集团下属的企鹅出版集团买断了《狼图腾》的全球英文版权。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生态小说以它的一个独特的价值理念与西方生态文明伦理进行渗透、融合与冲撞,我们尚不能预料到它的命运与后果会如何?它会不会引发西方文明世界对生态伦理的进一步反思?然而,理清它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所处的理论位置,以及它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当是中国小说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并不否定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甚至连其他行星撞击地球而带来人类毁灭的可能都不排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要停止发展,停止对一切资源的开发。我仍然鲜明地赞同“人类中心论”,就是因为它是人类发展的基石,同时也是非人类发展的保证,因为道理很简单,非人类是没有能力保持生态平衡的。然而,我又进一步明确地表示:人类的发展须得考虑到各国和各地区的历史、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的不平衡性,采取分类保护措施,而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一切生态的发展都应该围绕着人类的总体利益而有步骤、有区别的进行,不能以理想主义的标准去苛求人类对生态的合理需求。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我觉得像《狼图腾》这样被许多人认为是一部具有生态保护主旨的小说作品就有了许多价值上的问题。扬游牧抑农耕,扬武抑文,扬蒙抑汉,扬狼抑人,成为这部小说主题的逻辑起点。


首先,从历史价值观的角度来看,《狼图腾》的立意是很清楚的,整部作品都充满着对游牧文明的无限向往和崇拜,而贬低和藐视农耕文明对人的精神与性格的涵育;充满着原始文明的英雄史观,其逻辑立论几乎就是建立在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尚武精神基础之上,可以说,“狼图腾”就是原始文明图腾!在《狼图腾》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强悍的武功的顶礼膜拜,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理论同出一辙。当然,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封建专制的农业文明的确给中国人的国民性带来了奴化的创伤,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沉痛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但是,我们却不可以因为漫长的中国农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而走上反历史、反文化的怪圈之中,开历史的倒车。殊不知,历史发展的环链是不能拆解的,如果违背这个历史进化的常识,人类就无法面对现实和未来。相比之下,农业文明比起游牧文明来说,毕竟是一次历史的进步。


其次,从人性和兽性的价值取向上来看,人兽伦理的颠倒是一大批诸如《狼图腾》这样作品的共同价值选择。《狼图腾》满纸都是对狼性的膜拜与颂扬,狼是神狼,狼简直就是狼神!甚而把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败和贫弱归咎于缺乏狼性,认为只有具备了狼性才能使民族精神强盛起来。小说主人公是那个叫做陈阵的知识青年,他经常扮演着作者的代言人的角色,反反复复地讴歌狼和狼图腾。狼崇拜的情结,究其缘由,正如“编者荐言”中所提升概括的那样:“如果不是因为此书,狼——特别是蒙古的草原狼——这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图腾崇拜和自然进化的发动机,就会像某些宇宙的暗物质一样,远离我们的地球和人类,漂浮在不可的永远里,漠视着我们的无知和愚昧。”“蒙古狼带他穿过了历史的千年迷雾,径直来到谜团的中心。是狼的狡黠和智慧、狼的军事天才和顽强不屈的性格、草原人对狼的爱和恨、狼的神奇魔力,使姜戎与狼结下了不解之缘。狼是草原民族的兽祖、宗师、战神与楷模;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狼的智慧、顽强和尊严;狼对蒙古铁骑的训导和对草原生态的保护;游牧民族千万年来对于狼的至尊崇拜。”


所有这些,其价值理念的倒错,难道不是生态小说创作与批评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6、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消逝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方法也变异了,取而代之的是平面化的写作,满足于快餐式的一次性消费,取消了文学的经典化。


无疑,在这个消费文化的文学语境之中,浪漫主义的创作理念和方法已经退却,成为这个时代不合时宜并被人耻笑的另类象征,文学界就像看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那样,对其充满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即同情、怜悯与哀叹,又不屑、嘲笑与盲视。于是,像张炜那样用煌煌四百五十万字、三十九卷的篇幅来构筑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长卷《你在高原》,却在文学界没有形成什么反响,这是张炜的悲哀,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呢?我总以为在这个消费文化的时代是没有浪漫主义,尤其是古代浪漫主义的一席之地的,我们往往像嘲笑堂吉·诃德那样去嘲笑当今的浪漫主义,对“诗性”写作予以耻笑,可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被大量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复制时代的一种“傲慢与偏见”。然而,文学的精髓恰恰就在于此,一个没有“诗性”的写作,那是行尸走肉的僵化书写;一个没有“诗性”的文学创作时代,就是一个文学堕落与悲哀的时代!我以为张炜这20多年来的创作是一直坚守着“诗性”这一天条般的信念的,从80年代至今,能够始终坚守浪漫主义情怀的作家就是“二张”(张炜、张承志),虽然二人的主题指向不同,一个是传统儒家情结,一个是宗教情结。但是不变的浪漫主义的人文情怀始终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其韧性是令人敬佩的。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们在其形象和意象背后所表现出主题内涵,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终极的表达方式,我对他们的这种创作姿态与信念的持守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们手执长矛(古典的冷兵器式的创作方法)冲向风车(巨大的时代文学思潮合力的象征)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像桑丘那样再次与之同行呢?!

 

7、  作家构思的时间短了,但是作品的长度却在无限延伸。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一年磨十剑”。


无疑,商品化的时代是讲求利益最大化的时代,文学创作也同样不能避免这一个对文学来说是致命打击的灾难。作家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他们同样面临着重重生活压迫,他们需要金钱,如果我们要求他们一味地为艺术的精湛去付出昂贵的时间代价,也许过于苛刻。但是,在中国,我们的体制基本上养活着一大批顶尖的专业作家,他们在基本满足了生活需求的情况下,没有了巴尔扎克时代的那种为预支稿酬维系生存的忧虑,却不愿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打造自己的作品,力求精致与完美,而大量地复制文学的“快餐式”作品,满足大众消费群体中的一次性文化消费,恐怕这样的文学创作是作家的一种渎职行为,因为,他们消灭的是文学的经典化创作过程。延伸,延伸……,不断地延伸;拉长,拉长……,不断地拉长,文学的叙述性文本在这个时代里和电视剧那样为了追求利润效益而浩浩荡荡不断地复制着,我不敢说它们大多数是垃圾,但是,我敢说在它们当中很难产生出传世的经典制作。我们在不断地呼吁着大师的时代,然而,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大师死亡的时代!作家名世靠的是作品,而一旦作品成为商品,它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地转变。我的这些论调很可能会引起一批人的不满,但是,我不得不说出历史的真相来,不能让“皇帝的新装”永远招摇下去。


8、  “奔奖”的创作意图明显了,自设性的原创冲动的创作欲望缺失了。


体制内的奖项是给这个体制下的“御用自由作家”带来了叠加资源的最大诱惑,它的获得将给作家打开一个潜在的卖方市场。因此,虽然这个时代已经将“主题先行”和“领导出思想,作家出艺术”的理念抛弃到了九霄云外,但是,它的阴魂犹在。为某种“意图”而写作,是当下成名和即将成名,乃至于梦想成名的作家们心照不宣的共同愿景。我说他们是“按图索骥”,而这个“图”是“意图”,是“意图性写作”,理由就在于:作家有意无意地为“奔奖”而设置主题的各种文体创作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他们的“生活”是“抄袭”了上面的“意图”后杜撰出来的,毫无自主性意识,远不是作家从灵魂中爆发出来的对生活真知卓见的“生命的流注”。因此,它对文学的损害是破坏性的,尤其对长篇小说创作更甚。


9、    创作潮流呈现出极大的反差与落差:“底层写作”呐喊的贫弱和“欲望书写”横流的强大。


无疑,自20世纪末至今,代表着“底层写作”的民间力量逐渐浮出水面,成为貌似强大的写作阵营,但是,比起体制内的专业作家写作来说,这种姿态的写作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它很快就会被体制同化,最终改变其价值观念。因此,真正能够用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社会不公发出一个知识分子良知与灼见者,却是会越来越少。光是沉湎于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同情与怜悯的审美情境之中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对于面临着体制和市场两只无形之手的压迫,我们的“底层写作”作家不能仅仅只限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怜悯,更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能否提出哲理性的思考,为现代人的文学阅读提供美学的和思想的双重内涵。就此而言,我以为,在“底层写作”中,我们的作家作品过多地正剧性的表达消弱了这类题材的审美力量,它缺少的恰恰就是悲剧所产生的强大美学力量,至今,我们尚未看到一部可以作为标帜性的、并能足以震撼人心的大作品问世。


10、   思潮、流派以及个性化创作的严重缺位,这种样式的文学将消失于21世纪的文学史之中。


在18-20世纪的世界文学长河中,一直被世人引以为骄傲的就是思潮、流派和大师层出不穷,即便在中国,其20世纪文学史之中,也不缺乏这样的创作群类和典范。但是,随着现代和后现代的商品时代的到来,随着消费文化观念对作家的熏染与侵蚀,这种创作的生态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在哀叹之余,眼看着文学的边缘化,还能够做些什么?当然,有些作家站在一己的狭小圈子里,还保留着那份“超越”大环境的无知无畏良好创作心态,殊不知,他们的写作是很难再进入新世纪的文学史序列之中的。


 11、网络文学的爆发将会改变中国文学的传统格局。


网络文学的冲击不仅是创作形式的改变,更是一个价值观爆炸的“引信装置”,是这个消费文化时代文学创作所遇到的最大“天敌”,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未来的“巨无霸”,我们的作家没有任何准备,处于束手无策之境。是经过修正的传统文学去包容与融合它,还是被它边缘化或者击溃,最终取而代之?这是文学遇到的世纪大挑战。


所有这些病症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的作家的价值理念和判断出现了问题:

a)“多元”价值(其实就是没有价值,或者说是价值的游移和不确定性)覆盖与颠覆了恒定的普世人文价值,须得再次强调的是,文化可以多元,创作可以多元,但是,价值观念和立场是万万不可多元的;

b)作家所扮演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代言人”角色的人格面具被取下,代之以的是媚俗的嘴脸(市场需要我扮演什么角色,我就扮演什么角色);

c)市场化的消费观念迅速成为作家价值观的主流;

d)创作无非沿着两条隐形“主题先行”路向:一是“得奖”(主流意识形态给出的巨大的无形社会资源的诱惑),导致创作的御用性;二是“得利”(消费文化的无形的市场之手给创作带来的诱惑更甚于前者)是直接导致作家在创作时存在于描写之中的“影视”潜意识情结。

 

二、文学评论的病症和价值立场的退守与乱象

 

在提出具体的病症形态之前,我想再次重复我对批评界不良风气的总体看法。当前批评界存在着三种不良的批评倾向:一种是依附于体制的势力来控制批评的话语权,颐指气使地对文学创作进行着指鹿为马的所谓批评;另一种是拜倒在金钱的足下,把批评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做了“资本的乏走狗”;还有一种就是既要体制的话语权利,又要金钱的“双料掮客”,他们成为了“权力寻租者”。这些当然只是批评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但是此风不纠,将会贻害无穷。

当下的批评和评论主要受着体制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主导,它呈现的主要表现形态有以下几种:

1、 第一种批评家和评论家:围绕各种“工程”与“奖项”为体制与市场需求做吹鼓手和抬轿者,其最终目的就是使自身成为世纪初文学大餐中的既得利益者。


我们深知,文学的体制不改革,依附它的批评家和评论家是不会消失的,也只有变更了文学的体制,才能杜绝这种批评家和评论家的不良批评之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谁都清楚,但谁都不愿说出来。这种批评家和评论家的批评和评论是历史的常态,“帮忙”的批评和评论文字已经布满了中国的天空,多几个这样的文人,在这个“多元的文化”价值观的世界里也不怎么起眼了,但是,千万不能小看了这股势力,他们的“功绩”就在于会用一种僵化的批评标准来左右文坛,蛊惑大众,甚至诱惑作家。君不见,即使就是作家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体现的这个文学开放的时代,仍然有许多作家拜倒在“批评”权力的足下,因为这些“大腕”批评家和评论家们操纵着各种各样的评奖,制定着各种各样的文坛游戏规则,他们可谓一诺千金,一言九鼎,那些在文坛上再牛的作家,都要或明或暗地献媚于他们,他们才是中国“顶级”的批评家!围绕着“评奖”活动所展开的一系列的官方的与私人的、地上的和地下的活动,包括大量的非自主性的评论的嚣张出笼已经成为批评界的公害,但是众人却视而不见,此一乱象值得深思。

 

2、第二种批评家和评论家:为消费文化张目——以扬弃普世人文理念和正义的人性价值为代价的批评开始盛行。


当下,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地下交易式的评论开始蔓延。这是“帮闲”的批评和评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报刊的“包场评论”(特指对一些低劣作家作品的号外式评论)现象值得深思。这种批评家和评论家是消费文化时代的新生事物,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你就觉得没有什么不可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以文字的多少,发表刊物的等级论价,公平交易,天经地义,没有什么不齿的,消费时代嘛,被金钱豢养无可指责。可是,这种游戏规则打破了文学批评的原生态,使批评失却了它的选择性原则,无论什么样的作品,甚至不能入流的作品也进入了文学批评的序列之中。殊不知,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文学史做首次筛选,这种泥沙俱下的批评与评论带来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批评的奇谈怪论其实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流行了,这是消费文化带来的价值混乱与颠覆。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批评与评论,充满着消费文化时代的拜物教情结,作为拜金主义价值理念主导下的消费性批评与评论,它们才是彻底颠覆了批评的真正本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的批判哲学的人性力量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生命力。因此,面对当下的文化语境,我们同时不能放弃的是应该注意对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弊病的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批评的活力,才能给批评和评论注入可靠而可行的价值理念,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


3、第三种批评家和评论家:是前两种批评家的结合体,也即双料的批评家他们既拜体制的菩萨,又拜市场的财神,因此,他们的价值观往往是呈悖反状态的,更造成了批评的乱象。


这第三种批评家又在其“帮忙”的批评基础下,又平添了一种“帮闲”的新元素,他们会变脸,一会儿“帮忙”,一会儿“帮闲”,在文坛上可谓不亦乐乎。


第三种批评家和评论家作为“双料掮客”,是前两种批评的杂交,他们既要权又要钱,被诟病为批评界最黑的批评家。和第一种批评家和评论家相比,他们在道德层面上没有前者那么干净,至少前者还没有陷入变相受贿的道德困境;和第二种批评家和评论家相比,他们又缺乏那种消费文人赤裸交易的勇气,因此,他们的寻租手法就显得暧昧和隐蔽:拿各种各样的出场费是光明正大的举止,未可厚非,但是,几乎天天应付各种各样的作品讨论会使他们连作品都来不及看,导致闹出了许许多多批评的经典笑话来。有些作家为了达到宣传自己作品的目的,不惜用重金事先买通批评家的手法,已经成为批评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而第三种批评家和评论家就是他们攻关的主要对象,其实,作家们无须攻关,这种批评家和评论家恨不能天天有这样的作家上门呢!所以,像这样大牌的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说不清是谁豢养谁,或许是一种互为豢养的关系吧。更不堪的是,那些不入流的作家作品,只要花了重金,就可以在某个专业大报上劈一个版面,请几个大腕每人胡诌几句套话以壮声势了。


4、极左理论与批评思维与方法抬头,破坏了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径无人理会。


“极左批评”曾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批评界里横行,成为中国批评的唯一和主流,而在中共十三中全会后逐渐隐为暗流,甚至退位至边缘,但是,从上个世纪末至今,这种批评思潮又开始从幕后转到台前,与当下的消费文化合力构成了批评之乱象。它极具混淆视听、扰乱思维的能量,这就是极左批评似乎是站在“底层”的立场上进行真理性的批判,却实质上是开历史的倒车,将一个业已进化了的社会倒退到封建专制的语境之中。他们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行的却是封建专制思维之实,其理论往往与社会不公的表象之间形成模糊的悖论,但是,其要害就是以牺牲这三十年来刚刚建构起来的具有现代性理念的人文价值观,破除人类恒定不变的人性理念,将批评与评论的观念拉回80年代以前的极左语境,进行所谓阶级斗争式的“继续革命”。无疑,它使我们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重新廓清与批判封建极左思潮的人文语境之中。


5、钻进所谓的纯形式、纯美学和纯学术的,也是所谓纯文学的批评与评论的象牙塔之中而逍遥自得。


正因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存在,造就了一大批没有文学艺术感悟能力的教书匠和“冬烘式”的研究者。作为他们吃饭的家伙,文学内在的肌理和他们的教学和研究是分离的,是毫不相干的玩意,他们把文学作为一个机械的零件进行把玩与拆解。殊不知,文学从来就不可能成为纯而又纯的东西,也不可能是某种机械的拼装,它活生生的生长状态和那千变万化的生活折射,使一切人文学科相形见绌,它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投影,否则它就不称其为文学了。但是,这种纯文学的研究却是将其做为一具医学尸体来进行解剖,说清了是对文学的曲解,说重了就是对文学的侮辱。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在逃避文学评论家所要肩负的时代道义和责任,同时,也是在消解文学博大的美学内涵。


6、当下批评与评论缺乏文学史意识,不仅缺乏对历史经验的比照与反思,而且也缺乏对现实中多维文化背景的参照。


当下有许多职业化的评论家很少有文学史的意识,他们不但割断了中国当下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源流关系,同时也割断了当下文学与20世纪文学史的关系。这种平面化的评论其实就是一种毫无深度的一己之见,其直接原因是读书甚少,其间接原因是思想的贫困和想象力的匮乏。虽然这样的批评被人诟病,但是它却流行,而大家却无奈。这个现状很可悲,当下许多批评家的写作,很多都是平面化的,他们不仅对中国的文学史陌生,而且对世界文学史也陌生。因此,中国批评家之所以没有写出大量好的批评和评论,我认为包括我在内,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学养和学识的危机还没有解除。


缺乏文学史意识还有一个直接因素就是平面化的快餐式评论的盛行。因为有市场,快餐式的作品加上快餐式的评论,这样的配套正符合消费文化的口味。加之它与现代媒体的需求一拍即合,俨然就成为一种潮流了。


7、对网络评论的忽视、恐惧和拒绝,是评论的失位。作为一种新的批评和评论样式,对其运用和研究是缺位和乏力的。


无疑,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批评家,在前些年还对网络批评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也有过这样的言论,认为网络评论只能是消费文化时代的产物,它多数还处于较为粗糙的新的加工工艺制作当中,还不能够进入真正的纯文学精品阅读的文学史视野和序列之中,所以,它不在我们考察的范围内。甚至认为,网络写作是被动式的写作、商业化的写作,它的写作目的是不一样的:真正的文学写作是灵魂自我的爆发,喷射出来的是真实的情感。但是,网络写作是一种机械化电子化的操作,是程序的、机械的、精密的商业化操作,其最后的产品是文化快餐,大多数作品因缺少更多的人文精神而不能成为传世之作。因此,暂时还不能把网络文学和批评纳入到真正的文学史的考察范畴。但是,这几年网络批评的巨大能量使大家不得不对其采取了另眼相看的态度。从忽视到恐惧,是心态变化的过程,然而,真正要批评界接纳网络批判并承认它的地位,或许还是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到的远景。但它毕竟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巨大存在,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严峻挑战,恐怕不是以谁的客观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8、放弃批评的“角色”和批判立场,成为潮流与时尚。


如果说作家在创作中放弃“知识分子角色”,还原其“客观反映生活”的中性立场,还能以恩格斯的“观点越隐蔽对于作品越好”美学原则做遮掩,那么批评家和评论家却没有理由在这个物欲时代放弃“社会良知”的直接发言权!也不能用形式主义批评、美学的批评来消弭思想的表达!其实,从90年代开始,文坛就耻于批评家思想的直接表达,尤其是那种被指陈为“愤青式”的批评,更是被消费文化时代唾弃的批评方式方法。价值立场的表达成为被耻笑的非美学的文学批评,似乎只有那种技术性的批评才是批评的正宗。长此以往,批评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深度与高度,成为雕虫小技式的印象与把玩。


9、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基本估价的失衡,尤其是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错误判断,将批评界和文学史界的价值观扰乱。


我认为,所谓当代文学60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这种说法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你能把整个60年“一锅煮”吗?我不知道有些人讲的是哪一段,如果类推的是前30年(1949—1978),那是肯定是一个误判。第一个30年的作家作品有高度吗?除了少数可以入史的作家作品外,那些绝大多数可以进入文学史垃圾箱的作品,尤其是“文革”时期文学作品,岂能是什么“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作品?!那只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学史的耻辱标记!只能作为反面教材的“活化石”留存在文学史上。我承认前30年期间有好的作品,有的作品甚至不输于‘五四’,但毕竟是凤毛麟角。所有这些夸大了的所谓“成就”,万不可与人道之,更不可与同期的世界文学相比较,否则,这样的痴人说梦是会让人笑掉大牙的。可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批评家和评论家会在铁一样的历史面前,闭耳塞听,信口雌黄呢?他们的价值立场为什么会对刚刚逝去的历史如此失忆和健忘呢?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与猛醒吗?!

10、“学院派”批评的学术化和学理化倾向是疏离当下文学批评的弊端。


无疑,当下文坛批评的主力军是靠“学院派”批评队伍来支撑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批评缺乏应有的价值目的,造成了批评的整体羸弱与疲软。萨义德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危险: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而沦为只是社会趋势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和人物。我在这一系列演讲中的论点所视为理所当然的,就是原先葛兰西所主张而在二十世纪末成为现实的情况,但我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干成员。”“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和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反这些标准的行为。”【4】的确,中国当下专治中国当代文学的“学院派”批评存在着的弊病就是其介入文学的方式方法出了问题,作为一个有着60年历史的学科,它的麾下集中了大量依靠这个学科生存的几代知识分子,他们将文学研究作为一种近乎于医学解剖式的学问来做,他们删除的是文学中那种最活跃的、难以用量化与固化指标进行测量的细胞因子。工匠式的技术性操作使活的文学变成了僵死的教条,也就自然不可能对文学创作有什么实质性的引导作用。当然,这也是与体制的学科要求分不开的。要想使其转变成能够有自主悟性能力的、能够发表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其路漫漫修远兮。


11、 “民间派”批评的羸弱。中国从来就难以产生相对独立的批评家,因为社会文化环境没有提供这样的土壤。但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文化的不断发达,这样的独立批评家开始活跃。我不知道他们的生命力会有多久,但是,这绝对是一件好事。然而,谁来扶持他们,却是个问题,我们只能的道义上予以支持,而最后的生与死的命运,恐怕就要看时代和体制对他们的宽容度了。我以为,这个群体倒是蛮符合萨义德给出的独立知识分子批评家的标准:“最后,要对知识分子介入的模式进一言。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比方说,和平与正义的理念。是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寂寞的,必须自由地结合一个运动的真实情况,民族的盼望,共同理想的追求才能得到回响。”【5】我们热望这样的批评家流派能够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顽强地生存下去。他们才是中国批判的未来。


无疑,所有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角色的“学院派”、“作协派”以及“民间派”批评家应该反躬自省的价值立场问题。“知识分子的鸦片”应该戒掉啦!

 

                                                 2010年7月17日初稿写于南京紫金山南麓月牙湖畔

 

附记:   这篇文章是我2010712在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同举办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整理而成,其中有两三个现状描述沿用了我自己近年发表的文章中的观点,意在重申此观点,而非抄袭自己。

另,在发言中,我罗列的是“二十一条”,似与近代史上的有关条约相类;于是,在修改、整理和扩写过程中,变成了现在的“二十二条”,这又与某个世界著名作品相同,但绝非有意;因为倘若再添一条,却又与另一种政治文化典故和语境相连,那就更不合适了。

特此说明。

【注释】

【1】江岳:《文坛思想贫乏危及民族智力》《人民日报》2010年6月29日。

【2】【4】【5】、艾德华·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台湾台北市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第139—140页。

【3】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第550页。

(扬子江评论官方微信,2016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