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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发有:“作协四大”的文学史考察

发表时间:2016-9-18阅读次数:1479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视野中,研究者高度重视第一次文代会和第四次文代会的文学史意义,这两次会议也常常被视为划分文学史发展阶段的历史节点。相对而言,“作协四大”(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常常被忽略,它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偶尔提及,主要是因为胡启立在《祝词》中正式作出了保障“创作自由”的承诺。“作协四大”曾被夏衍赞誉为文艺界的“遵义会议”[1],对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繁荣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作协四大”从筹备到召开的曲折进程,以及在会议召开之后产生的复杂回响,尤其是对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就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而言,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值得重视的成果仅有郝怀明的《胡耀邦与作协四大》、王晓中的《中顾委生活会及张光年的答辩》、吴自强的《作协“四大”与“创作自由”》[2]等。

 

一、一波三折的筹备过程

 

1984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1985年1月5日闭幕,1985年元旦休会一天,会期一共7天。会议从1982年底就开始筹备,张光年在1982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贺敬之应邀前来,坐了一个半小时。我扼要谈了作协整改的想法。他估计全国文艺工作会议要在明年二三月间召开,接着可召开作协代表大会。”[3]在1983年4月13日的日记中,张光年提到当天召开的中国作协党组会决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为:“今年第四季度召开作协‘四大’,成立三个工作组,请唐、束、谢初拟工作组名单”[4]。在当年6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了一次茶话会,出席者为六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六届委员中的作家,张光年介绍了“作协四大”的筹备情况,宣布要在年内召开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5]但是,会议并没有如期召开。张光年在1983年9月26日的日记中有所交代:“冯牧来,谈首都近事,由于中央要抓思想战线问题,作协‘四大’今年不开了。”[6]到了1984年,在2月24日作协召开的党组会上,才大致确定了“作协四大”的会期:“作协‘四大’第三季度积极筹备第四季度可以开成。”[7]“作协四大”之所以一再延宕,当然受制于思想文化环境的微妙变化,人事安排的难产也是关键的原因。正如陈为人所言:“从1983年6月2日,中央批准中国作协召开‘四大’的请示报告,会期几经变更,人事安排名单一变再变,一直拖延至1984年底,筹备时间长达一年半,其难产可见一斑。作为‘七大群团’之一的作协,主席、副主席、主席团只是一个名份,真正的实权是掌握在党组手里。所以,围绕新一届党组班子,由谁挂帅,由哪些人组成,前后光大的方案即有四种。在四个大方案中,小的变动更是层出不穷,即使想勾勒出一个轮廓,也得费一番笔墨。”[8]关于党组书记人选方案的斟酌,张光年在1984年5月10 日和6月30日的日记中都有所涉及:“党组交接班办法要重新考虑,我现在不赞成贺兼作协党组书记的办法。”[9]“王蒙电话:贺敬之目前访他,自诉有很多为难之处。他决定不调马烽了,也不提自兼作协党组书记,而劝王蒙接班。王辞谢,表示支持唐达成接班,贺赞成唐,对冯牧意见仍很大云。”[10]


讨论“作协四大”的筹备,无法回避1984年9月中旬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党内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次会议后来被文艺界称为“京西宾馆会议”。刘白羽在1987年“涿州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京西宾馆会议是党内一个很正常的小会。准备迎接五次文代会,也谈了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我在会上发了言,诚心诚意地提出了文艺界的团结问题,我感到文艺界的不团结现象已发展到无法共事的程度。那个会有人告到上边,从此,中宣部就不能领导文联、作家协会了。因此现在又要发28号文件,重新肯定中宣部对文联、作协等十三个协会的领导。”[11]京西宾馆会议的主持者为贺敬之,主要议题是针对第五次文代会筹备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以及讨论有关文艺工作方针政策和法规的几份文件草案。中宣部文艺局的李准在会议上宣读了给丁玲平反的正式文件,不作讨论。贺敬之对京西宾馆会议的概括是:“这是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中宣部召开的讨论文艺工作的一次正常的会议,会议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有人诬告,上级轻信而错误干预,致使谣言蜂起,造成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也由于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我,在宣读的会议闭幕词中接受了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以反‘左’为主的错误提法,被右倾势力歪曲利用了。”[12]“‘清污’问题,是座谈会上一个议论比较多的问题,经讨论,在肯定二中全会决定清污问题上取得了大多数一致的看法”。[13]以贯彻“清污”精神为目标,到在闭幕词中提及“以反‘左’为主”,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使得京西宾馆会议成为文坛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贺敬之的结论是:“耀邦同志在文艺界少数人的包围、推动下,对这次京西宾馆会议的干预,出现了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就是:助长了右倾思潮,使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抬头,大大加剧了文艺战线党内的不团结,成为更为严重的‘作协四大’的前奏。”[14]


从1983年到1984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声音高涨,京西宾馆会议就是这种势头的延续。胡耀邦等人对京西宾馆会议的纠偏,尤其是1984年l2月20日胡耀邦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使得“作协四大”的会议基调产生明显的改变。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报告送审稿和作协人事安排问题,参与起草胡启立的《祝词》的郝怀明撰文介绍:“会上,胡耀邦肯定作协的报告是个好报告。张光年说,报告中没有写精神污染,怎么样,行不行。报告中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征求意见时,有两位同志不赞成这个提法,认为界限不易说清楚。”“他提醒大家,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过来批判,如果反过来批判就很不好了。”关于选举,胡耀邦认为“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文联党组我们可以指定一下,主席、副主席愿选谁就选谁,我们不干涉,来个根本改革。作协谁当主席,他们选,副主席要多少就多少”。 [15]邓力群在回忆录中认为胡耀邦等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三个失误”是指反对精神污染存在“扩大化”、“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一哄而上”的失误;“两个不提”是指不提“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个无效”是指人事名单“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导性,是无效性”[16]。胡启立的《祝词》的文稿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负责起草,陈进玉和郝怀明提供修改意见。由于胡启立对草稿不满意,认为“分量不够,要重写”,参加重写工作的还有中央办公厅办公室的高运甲。遵照胡启立的指示,《祝词》的“核心是保证创作自由,不要因为作家写了有点问题的作品就上纲上线横加批判,就给予组织处分。这是对党领导文艺工作多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清除精神污染’经验教训的总结” [17]


“作协四大”的筹备过程之所以几经反复,根源是领导层和中国作协对思想、文化和文学发展状况的认识并不一致,对文学发展方向的把握也有分歧,人事安排上又牵扯到不同群体之间话语权的争夺。在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果后,文艺界对思想解放进程的判断,也从群情激昂的共识走向左右为难的分化,在进与退、革新与稳定、开放与保守之间面临艰难的抉择。在非此即彼的碰撞与冲突之中,新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艺术形式也在思想文化的裂缝中悄然生长,呈现出一种混沌而脆弱的可能性和多元色彩。

 

二、“作协四大”的文学史意义

 

对“创作自由”的强调,是“作协四大”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胡启立在《祝词》中阐述:“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我们的党、政府和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18]张光年在大会报告《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中进一步解释:“我们所讲的创作自由,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是指社会为作家的创作才能的自由发挥所提供的保证,也就是客观上形成的鼓励和保护创作的明朗健康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是指作家在创作活动中进入的自由状态,也就是作家主观上完全掌握表现对象时达到的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精神飞跃。”“由于长期‘左’倾思潮的影响,我们不少同志讳言创作自由。似乎一提创作自由,就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自由泛滥之虞。其实,创作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社会主义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科学地阐明它。”[19]“作协四大”的核心目标和主要精神为“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纠正‘左’的偏向和保证创作自由”,从而“实现文艺界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20]


“作协四大”的召开,全国的重要媒体都作出了热烈的响应。《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在头版头条刊发专题报道,高度肯定“赢得了全场极其热烈的掌声”的胡启立的祝词的意义[21]。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全文刊登了胡启立的《祝词》和巴金委托唐达成宣读的开幕词。1985年1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消息《周扬希望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成功》;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蒙的闭幕词《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公布了《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名单》和《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名单》,理事共有二百三十六人,并特别注明“按得票多少为序”。 1985年1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张光年大会报告《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摘要。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美国作家祝贺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对于“作协四大”,《人民日报》全程关注,对会议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1985年1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员文章认为:“在文学部门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要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对文艺的方针、政策,努力改善和加强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按照党中央的精神,保证作家的创作自由。不要把自己看作保姆,看作裁判员,更不能打棍子、戴帽子、挥鞭子,要自觉地、心甘情愿地为作家艺术家当好‘后勤部长’,为作家在工作和生活上多创造一些条件,以保证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同时要努力成为作家的挚友和诤友,及时地提出有益于创作的批评和建议。”[22]《红旗》杂志也专门发表评论员文章,主张:“如果不是打算堵塞作家、艺术家前进的道路,就应当允许作家、艺术家有创作的自由,探索的自由。何况,事实还往往证明,作家、艺术家在深入了解和观察生活方面,有时会比一般人更敏锐地感触到刚刚萌发出来的新问题、新矛盾、新事件、新人物、新思想,因此,分辨出正确与错误,有时就不仅需要批评和反批评的反复讨论,而且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还要经过历史的沉淀。匆匆忙忙下结论,就有可能窒息了新的思想,忽略了新的萌芽。”[23]《文艺报》编辑部的观点更为明确:“‘创作自由’不再是一个受敌视的、忌讳的观念,不再是贴上资产阶级商标的专利品,而是我们自己应该充分享用的艺术的和政治的权利。因此,我们可以堂堂正正、理直气壮、鲜明地把‘创作自由’四个字写在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上,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和基本特征。”[24]


“作协四大”的开放气度,给大多数作家带来惊喜和激励。白桦参加“作协四大”的感受是“喜出望外”,他在1月4日的大会发言中说:“本来,我根本没有这么高奢望。我这个作家对自由的要求很低,我真没想到我会得到这么高级的自由,完全没敢想能得到创作自由。”[25]吴祖光在1月3日的大会发言中认为:“党中央今天能够提出创作自由,是充满自信的表现。过去我们搞创作的,多半是被认为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或者是提了什么意见而受到批判,有时甚至是非常残酷的批判。”“党将不会再害怕文学作品写出社会的不健康的方面,因为你不提出这些问题来,你如何消灭黑暗,如何能够使国家更强大起来?”[26]1985年1月9日,以新当选的书记处书记唐达成挂帅的十位作家举行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面对记者的提问“有极左思想的人会不会写些与大会精神对着干的作品”,谢永旺回答:“既然作家有写作自由,有‘左’的观点的人也可以写。今后要造成一种局面,不同观点的人可以自由讨论和争鸣。不过,持极左观点者的文章不会为大多数人和作家所接受就是了。”当被问到“万一又有‘左’的干扰呢”时,邓友梅说:“在总结过去的教训,包括某些失误后,提出了创作自由,这正是党领导文艺工作趋向成熟的标志。一个成熟的人是不会再走到老路上去的。”[27]


“作协四大”在海外尤其是华人社会中,获得了普遍的赞誉。香港《镜报》的社论认为:“作协四大”“树立反‘左’旗帜,支持创作自由”,标志着“文艺界第一次反‘左’”[28]。《参考消息》译介了原刊于《纽约时报》1985年1月6日的伯恩斯的《中国给作家创作自由》,文中有极高的评价:“一些作家赞扬胡启立的主旨讲话,标志着中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开始。”[29]1985年1月18日、1月19日的《华侨日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24位海外作家对“作协四大”的笔谈,《文艺情况》1985年第3期转摘了其中的重要内容。《华侨日报》的“编者按”中有言:“这是中国当前继经济开放而后思想开放、创作开放、更向前大步迈进的一次里程碑。”木心在《相见恨晚说自由》中认为:“文学艺术确凿需要一份虽然难求太多其实必不可少的‘自由’,即使在战乱贫困的年代,只要有这样一份‘自由’,文艺就会蕃衍,以致蓬勃。没有这样一份‘自由’即使在升平祥和的盛世,文艺也騃呆憔悴,未免有点像一盘蒙尘的蜡制水果。”唐德刚在《应减少外力干扰》中写道:“文艺工作者当然应该享受基本的人权,他们也该有最大限度的创作与批评自由。当然,文艺工作者也该尊重这份创作自由,不滥用它。”聂华苓认为“中国文学未来的参天大树必须在‘充分自由’的文学土壤上成长”。[30]


“作协四大”对于“创作自由”的大力推举,有效地改善了80年代中期的文学环境,并带来了文学创作多元并举的繁荣局面,产生了积极的文学史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学之所以蓬勃生长,正所谓风云际会,“作协四大”顺应了时势,激活了种种有利于文学发展的积极因素。我们既不能高估“作协四大”的历史影响,也不能低估乃至无视其艺术贡献。在某种意义上,“作协四大”如同一双巨手,推开了一扇厚重的大门,将作家们放进自由的原野,使他们能够纵横驰骋,放飞想像。


首先,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后,“作协四大”对“创作自由”的提倡,客观上发挥了思想松绑的作用,为1985年、1986年文学创作的繁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袁鹰认为:“一九八四年底至一九八五年一月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一种非常的气氛中举行的。一方面,中国作家们亲身亲历改革开放的洪流给祖国带来不断涌现的新气象而大开眼界,看到新时期文学艺术事业日渐繁荣而深受鼓舞,一方面也为文坛上空时时出现的‘晴转多云’、‘多云有雨’的剧变气候而感到烦恼和忧虑:‘左’害未除,时见棍棒乱舞,余毒不尽,常闻冷语谰言。相遇之时,谈起来都会说‘下笔如有绳’或是‘下笔如有鬼’。幸而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持采取正确方针,及时纠正某些过头的错误口号,制止类似‘清除精神污染’的错误措施。耀邦同志一再明确宣布,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无限上纲,对作家妄加罪名。作协的这次代表大会,正是在全国作家期盼进一步摒弃‘左’的桎梏,解放思想,进一步倡导创作自由、贯彻‘双百’方针、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的气氛中举行的。”[31]黄秋耘在写于1985年1月9日的《有感于创作自由》中,充分肯定“作协四大”提出的“创作自由”的意义,“据我记忆,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创作自由,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当然,创作自由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五十年代中期就有人提过,后来这些有识之士大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也有人提过,但直到不久前,这种主张还被看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受到严厉的谴责和批判。这一次是由党中央直接向作家们提出来的,意义就十分重大,值得在文学史上大书一笔,作为转折点,也作为里程碑,这一原则肯定会广为流传,昭明天下。”[32]黄秋耘根据1988年3月22日在中国作协广东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了《回顾“作协四大”》一文,他认为胡启立的《祝词》和张光年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是会议的两个重要文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协四大前后的两年(1985年、1986年),创作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发表了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最近中国作家协会举办各项优秀文学作品评奖活动,初选出来的备选篇目大都是1985、1986年写出来的或发表出来的作品。1987年以后出现的作品能够达到同样水平或更高水平的,就为数不很多了。”[33]正如《文艺报》评论员在1986年初对《祝词》积极影响的概括:“一年来,创作上令人瞩目的现象,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得到可喜的发挥。题材选择的广泛,创作立意的新颖,风格技法的多样,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有些作品能够关注现实,为我们的时代唱出奋进之歌;有些作品偏重于揭示迫切的社会问题,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些作品着重表现伦理道德、刻画社会心理的细微变化;有些作品在借鉴西方现代文艺观念和手法用来描绘今天一部份青年的某种心态,或在探求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进行了探索;这些创作实践和文艺现象的成败得失,是否都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固然有待于深入的探讨和历史的鉴定,但在大量作品中所显示出的许多特点( 比如,在创作上日渐多样化、多层次、多角度的趋势),则是在过去的创作中所很少看到的。”“一年来创作、评论的活跃和人才的成长,证明着《祝词》所阐述的文艺方针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充满活力的,它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拓了进一步解放文艺生产力的宽广道路。”[34]


其次,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西方现代派文学常常被一些思想保守的论者打入另册。“作协四大”的召开,为作家、艺术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文艺打开了精神通道,包括先锋文学、实验话剧、1985年的先锋美术运动在内的先锋派文艺的繁荣,都得益于“作协四大”披荆斩棘、鸣锣开道的历史作用。《文艺报》1984年第1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清除精神污染与解放艺术生产力》,其中有这样的言论:“人们已经看到,那些宣扬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混淆敌我界限、颠倒历史是非的作品;那些宣扬社会主义异化思想,散布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市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淫乱腐朽思想的创作‘热情’,决不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所需要的。”“试想,一个作家艺术家,如果沉醉于‘背离现实,面向自我’之中,他能够写出真实地反映人民大众斗争生活的作品来吗?一个作家艺术家,如果把西方现代派的唯心主义、虚无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它能够对我们的生活作出正确的反映和评价吗?事实证明,以咀嚼一己的悲欢为能事,以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的‘杯水风波’为艺术之最高境界,这样的创作道路已经越走越窄,已经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鄙弃,这种‘艺术生产力’的前途不是很可悲的吗?”[35]《美术》杂志在1984年初曾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我们也不可忽视,有些同志错误地理解这种创作自由,把它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混同起来,在艺术上鼓吹抽象的‘人性’ 、‘人的存在价值’ 、‘自我表现’ 以及超阶级、超政治的‘纯艺术’观点,在创作上盲目效法西方现代派作风。近几年在我们的美术上也出现了少数思想内容不健康、形式上又离奇古怪为广大群众所不理解的作品,在一定范围内起了精神污染的作用。”[36]也就是说,“精神污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鼓吹抽象的“人性” 、“人的存在价值” 、“自我表现”;其二,纯艺术;其三,西方现代派。在“作协四大”之后,文艺界风气出现明显的变化。1985年4月召开的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作协四大”核心理念的延续和深化。习仲勋在“剧协四大”开幕式上发表讲话,重点发表了四点意见:“第一,要统一认识,要把认识统一到胡启立同志在作协四大上的祝词的精神上来。第二,要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有事集体讨论研究。第三,要团结起来,作好工作。第四,要坚决进行改革,尊重艺术规律。”[37]张庚在闭幕词中明确指出:“清除戏剧工作中‘左’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38]正如郝怀明所言,“作协四大”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克服偏颇,“是一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会议,一次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会议,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39]


再次,“作协四大”促动了当代文学的审美转型,青年生力军以其富于冲击力的美学姿态,向固有的文学规则和秩序发起挑战。文学新人集群性地以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冲击文学成规,给文学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年份。在文学创作上,一方面是寻根文学顺势而为,蔚为大观。王安忆的《大刘庄》(《小说界》第1期)和《小鲍庄》(《中国作家》第2期),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上海文学》第1期)、《异乡异闻三题》(《上海文学》第5期)和《异乡异闻三篇》(《北京文学》第9期),阿城的《树王》(《中国作家》创刊号)、《孩子王》(《人民文学》第2期)和《遍地风流(之一)》(《上海文学》第4期),韩少功的《归去来》(《上海文学》第6期)和《爸爸爸》(《人民文学》第6期),郑义的《老井》(《当代》第2期),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钟山》第3期)等作品如同连珠炮发,气势如虹;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作家》第4期)、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7月6日)、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7月13日)、《郑万隆的《我的根》(《上海文学》第5期)、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第9期)等创作谈阐幽明微,与创作相互呼应,成为文坛抢眼的风景线。另一方面,1985年,现代派文学重新焕发活力,先锋作家崭露头角,蓄势待发。现代派论争是1982年文坛的热门话题,后来因为文学气候的变化,逐渐转入沉寂。“作协四大”是现代派文学重整旗鼓的历史契机。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人民文学》第3期)、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人民文学》第7期)、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上海文学》第2期)和《西海的无帆船》(《收获》第5期)、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中国作家》第2期)和《球状闪电》(《收获》第5期)、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人民文学》第8期)、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西藏文学》第6期)、高行健的话剧《野人》(《十月》第6期)等作品喷涌而出,以其陌生的审美趣味,向文坛吹来一阵阵新风。此外,还有张承志的《黄泥小屋》和《残月》(《中国作家》第2期)、史铁生的《命若琴弦》(《现代人》第2期)、张宇的《活鬼》(《莽原》第4期)、刘庆邦的《走窑汉》(《北京文学》第9期)等佳作接踵而至。1986年,青年作家的优秀小说有莫言的《红高粱》(《人民文学》第3期)、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十月》第4期)和《小城之恋》(《上海文学》第8期)、李庆西的《人间笔记》(《上海文学》第4期)、残雪的《苍老的浮云》(《中国》第5期)和《黄泥街》(《中国》第11期)、洪峰的《奔丧》(《作家》第9期)、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上海文学》第9期)、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中国》第9期)、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人民文学》第9期)、铁凝的《麦秸垛》(《收获》第5期)、马原的《虚构》(《收获》第5期)、苏童的《青石与河流》(《收获》第5期)、乔良的《灵旗》(《解放军文艺》第10期)、王朔的《橡皮人》(《青年文学》第11-12期连载)、张炜的《古船》(《当代》第5期)、李锐的《厚土》系列(《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西文学》第11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花城》第6期)等;在诗歌作品中,令人耳目一新的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中国》第7期)、翟永明的《女人》(《诗刊》第9期)、廖亦武的《情侣》(《中国》第10期)、欧阳江河的《悬棺》(《中国》第10期)、于坚的《尚义街6号》(《诗刊》第11期)等,当年出版的朦胧诗人的诗集有《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五人诗选》(作家出版社)、江河的《从这里开始》(花城出版社)、杨炼的《荒魂》(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发起“现代诗群体大展”,将诗歌创作有力地推向新的探索空间。1986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文艺探索书系”,其中包括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和《探索诗集》《探索小说集》《探索戏剧集》《探索电影集》等,确实,“探索”是当时文艺界众心所向的新潮,而且,新生的作家们的探索不拘一格,交相辉映。这一群作家和诗人的崛起,不仅为当时的文学增添光彩,而且为后续发展铸造了坚实的未来。这正如张光年在“作协四大”大会报告中所言:“文学新人成批成批地、一个梯队一个梯队地涌现,是思想解放带来的文艺生产力大解放的重要标志。”[40]

 

三、两极评价的文化反思

 

“作协四大”的召开,一方面受到文坛内外较为普遍的欢迎,另一方面也受到一些文艺界左派人士的质疑乃至抵触。尤其是从1987年到90年代初期,围绕着“作协四大”的前前后后,可谓争议如潮,而且批评和批判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在当代中国的文艺会议中,“作协四大”算得上是一个特例,支持者认为“好得很”,反对者认为“糟得很”,邓力群就认为“会议开得一塌糊涂”[41]。正反双方的评价差异极大,称得上是冰火两重天。在某种意义上,文坛内外围绕“作协四大”的冲突和分歧,集中展示了80年代文学发展的复杂性。

“作协四大”之所以引发争议和风波,会议的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是导火线。关于选举结果,《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有详细介绍:“张光年以131票、刘宾雁以128票、王蒙以127票、唐达成以121票当选主席团委员;丁玲以90票、马烽以90票、刘白羽以73票也当选为主席团委员;而贺敬之以65票未能当选主席团委员。1985年1月6日,作协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巴金以134票当选主席:张光年以128票、王蒙以125票、冯牧以114票当选为副主席;丁玲以8l票也当选为副主席;而最初没有列入名单的刘宾雁也以113票当选了副主席;刘白羽却以67票未能当选副主席。”[42]在主席团的选举中,原定名单中的贺敬之、刘白羽、欧阳山、曹禺落选,曹禺落选的原因是已当选为戏剧家协会主席,不在原定名单中的刘宾雁、陆文夫高票当选。对于选举的结果,有欢呼者,也有愤怒者。贾漫在《诗人贺敬之》中就宣称:“我们当时很愤怒,这不是民主选举的胜利,这是派别的得逞:这是捉弄上千名代表的意志。”[43]1985年9月,在协和医院住院的丁玲和前来探望的刘白羽谈到“作协四大”的选举时,她还是耿耿于怀:“主要的活动根本不在会上,都在会下面,天天都有请客的。”[44]尽管在1987年5月召开的中顾委生活会上,张光年被与会作家批评“拉帮结派,搞宗派主义、小圈子”[45],但是,事实上张光年反复强调要顾全大局,他在1985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提议明天党组召开主席团扩大会,我讲讲主席团选举问题:强调大团结,善始善终。(要求候选人全都选上,勿留分裂根苗)大家赞成。”[46]王蒙在自传中的回忆也可作为旁证:“我与张光年都明白,争论归争论,作代会必须扩大团结,而不是缩小队伍,必须保持相当的平衡,而不是畸形倾斜,必须强调积极正面的东西而不是嘲骂无度,打击一部分人。”[47]


“作协四大”在1987年被卷入争议的漩涡。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旋律。1月21日,中国作协召开在京部分著名作家座谈会,认为“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当前文学战线面临的重要任务”[48]。在1987年特殊的文化氛围中,从3月的《红旗》座谈会到4月的涿州会议,再到5月的中顾委生活会,“作协四大”遭受了连续的质疑和批判。1987年3月,总编辑熊复在《红旗》各编辑室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认为从1983年10月到1985年9月,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一次“曲折”,“这时期的斗争是主要围绕着全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展开的”。他认为“京西宾馆会议”之后,“到了作协四大筹备组进行汇报时,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个提法就被取消了。到一九八五年一月,作协四大召开时,两个不提,就成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提了,只提一个不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创作自由’,成了会议的主调。这个主调就错了。我们党从来是主张创作自由的,从来又认为包括创作自由在内的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他认为“作协四大”“最后发展为全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并且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作协四大后从中央到地方,文艺界实际上或者说几乎摆脱了党的领导。这个会议的传达不是由党组织而是作协自成系统传达的,越传越乱。有的说这次会议‘是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一些人否定对《假如我是真的》、《苦恋》的正确批评,一些人把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说成是‘小文革’,一些地方甚至提出要‘清除清污分子’的口号,总而言之,就是全面否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熊复指出,“作协四大”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艺界,而且还向思想文化界扩散。“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从作协四大刮起的这股风,还扩展到思想界和理论界。这三界在一个时候都有人离开宪法,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大讲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演出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49]


涿州会议的影响更为深远。1987年4月6日至12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在河北省涿州市联合召开一次组稿座谈会,被简称为“涿州会议”或“涿县会议”。涿州会议的重要议题是批评“作协‘四大’后泛起的自由化思潮”,“联系近几年政治思想领域,甚至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实际情况进行学习”[50]。刘白羽认为“作协四大”“这个会开得不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作协四大有责任” 。孟伟哉的讲话特别具体,他说:“首先谈一下文艺界有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问题。我认为:有。不仅有言,而且有行。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就是有言有行。我觉得文艺界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其他错误思潮泛滥、影响下,在理论观点、创作倾向上值得研究的有八个问题:1、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观点和创作倾向问题;2、关于异化和抽象人道主义问题;3、关于人性论的问题;4、关于‘我’、‘表现自我’、主体意识问题;5、关于性、性意识、泛性欲主义的理论观点和创作倾向问题;6、关于文学“寻根”问题;7、关于暴露和歌颂的问题;8、对于看不懂的作品也应加以研究。我们不能简单地武断地把以上所有倾向和问题都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能武断地简单地否认它们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毫无关系。”[51]刘金认为:“作协四大,上下呼应,完全取消了党对文艺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无条件的创作自由),才使得某些人能够无所顾忌地将许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好同志排挤出作协的领导机构。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遂恶性发展,不可遏止。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52]贺敬之在会议发言中认为:“直到中央8号文件下达后,有的中央文艺单位的领导同志,还回避本单位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回避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的问题。有的同志直到现在,还认为《人民文学》(1、2月合刊)只是个民族政策问题,不承认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其他错误思潮泛滥的结果。”[53]《人民文学》1987年第1、2期合刊因为刊发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而掀起的风波,也与“作协四大”挂上了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这篇作品,首先是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同时也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这是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其他错误文艺思潮泛滥的必然恶果。人们可以看到,这些错误思潮是怎样地侵蚀了我们创作队伍和编辑队伍中的某些共产党员。”[54]《人民文学》在检查中写道:“这次失误的教训是沉痛的,反映了我们编辑思想的混乱,我们将继续深入检查,回顾我们的工作,以及在编辑方针、编辑思想方面的问题。”[55]


1987年5月13、14、15、20日,中顾委临时党委为了批评帮助张光年,在伍修权的主持下召开了七个半天的生活会,会议的二十余名参加者分别来自中顾委、中宣部和作协系统,其中有贺敬之、刘白羽、夏征农、欧阳山、朱子奇、孟伟哉、梁光第、阳翰笙、林默涵、马拉沁夫、马烽、冯牧、张僖、唐达成、束沛德、丛维熙、姚雪垠等文艺界官员和知名作家,王蒙受邀但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重点还是为“作协四大”纠偏,批评张光年所犯的错误,诸如“没有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精神污染”不批评不纠正,“不提资产阶级自由化”,选举放任自流,搞宗派主义等。刘白羽、马拉沁夫、马烽、姚雪垠等人的发言都很长,而且言辞激烈。[56]张光年以《我的申辩和再检讨》作出回应,对“作协四大”、京西宾馆会议“黑材料”、批《苦恋》、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的态度、宗派主义问题都进行了澄清和辩解,也进行了自我检讨。他的基本态度是:“从今天的认识高度来看,如果说我在这个那个重大问题上,争取并遵循了错误的领导,我是承认的,想得通的。如果说我是脱离了党的领导,或者有意摆脱党的领导,那我是不承认的,也是想不通的。”[57]


耐人寻思的是,1987年对“作协四大”的批判,在5月以后又出现戏剧性的变化。“赵紫阳同志以代总书记的身份在1987年5月13日的一个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即5.13讲话)中,把思想文化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下子改成反‘左’。从这以后,反自由化的大气候就来了个大逆转。”[58]基于此,涿州会议的发言材料在尘封了两年多之后,才集中刊发于《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1期。毋庸讳言,对于“作协四大”的截然相反的评价,依然会以历史的惯性延续下来。作家欧阳山在1989年7月1日撰写的《黄金梦呓》中,对“作协四大”有严厉的批判:“假定承认四次作代会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水岭,那么,这条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项基本原则、和四次文代会的《祝辞》、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和反对精神污染的口号相对立的路线,对不起,只能委屈一点儿,算是一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路线了。”[59]在1998年4月9日写的短文《无题》中,他再次旧调重弹:“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问题就出现了,分歧也就出现了。你说这个‘创作自由’是违反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的,也是违反文艺界的共同纲领的;他说这次会议是文艺界的‘遵义会议’,又说这是文艺界的第二次解放。——这又怎么团结得起来呢?”[60]

对“作协四大”的评价之所以会有严重的分歧,从筹备到召开的曲折过程,尤其是选举的方式和结果、人事更替的安排,都埋下了触发争议的隐患。究其根源,分歧的焦点还是价值观念的冲突。林默涵在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大会上的发言中认为:“作家协会四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会开得很不好。受此影响,其他一些艺术协会的代表会也开得不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后,一些人大讲无限制的创作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等等,目的都是要摆脱党的领导。”[61]程代熙在1994年对“创作自由”和“85新潮”提出质疑:“正是在作协四大提出的不加任何限制词的创作自由的误导下,从1985年起,文学界出现了‘85文学新潮’。在这个‘新潮’的文学作品里,有的作家专注于展览民族的愚昧、落后和贫困的生存状态,有的则属意于市井细民的畸形风习,有的则去写所谓政治生活扭曲与压抑的性心理,还有的写所谓政治对自然人性的扼杀、‘性的枯萎’,甚至去写作为‘性的符号’的人。这股文学新潮还很快扩展到美术界,掀起了‘85新潮美术’的波澜。”“在戏剧方面也同步出现了‘新潮戏剧’。《WM(我们)》就是这类‘新潮戏剧’的代表作,也是在作协四大‘创作自由’思想的误导下创作出来的一部作品。这出戏决非如剧作者和导演们所声言的,是淡化政治、疏离政治,相反,是一出政治气味十足的戏。”[62]


其实,张光年、王蒙等人在理解“创作自由”时,也并不是毫无限制。张光年在大会报告中就说:“作家如果脱离了现实、脱离了人民,那他的‘创作自由’,只不过是一种主观的、自我安慰的、渺小的‘自由’罢了。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作茧自缚。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只有在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用艺术的方法掌握了客观世界的时候,才有可能进入真正的创作自由状态”[63]。王蒙也在1985年10月31日中国作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对“创作自由”进行阐发:“‘创作自由’并不是从作协‘四大’才开始提出的,在马列经典著作中,在毛泽东同志提到的‘双百’方针中,在邓小平同志于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都有这方面的思想和论述,我国宪法也规定把创作的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加以保证。尽管如此,在作协‘四大’上郑重地重申创作自由,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祝词》的精神与整个作协‘四大’所讲的,并不是孤立的‘创作自由’四个字。在强调‘创作自由’的同时,也强调了作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科学、进步、革命的世界观,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了解党的事业的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规律,以高度的责任感创作出好的作品。”[64]由此可见,“创作自由”的提法在当时较为敏感,保守者很容易将之与“自由化”划上等号,因此倡导者在表述时小心翼翼,通过引经据典来论证其政治的合法性。


对“作协四大”的两极评价,其直接诱因是主流文坛的阵营分化。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后,以周扬、夏衍、冯牧、陈荒煤等为代表的“惜春派”和以胡乔木、刘白羽、林默涵等为代表的“偏左派”,围绕着第四次文代会报告的起草等问题,就发生了热烈的争论。两种立场之间的纠葛与冲突,成为80年代主流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运行机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十七年”时期确立的二元模式的历史延续。徐庆全认为:“‘惜春派’和‘偏左派’之间拉锯式的较量,贯穿了整个80年代。”“一般说来,中央高层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收紧,‘偏左派’就占上风;反之,则‘惜春派’就占上风。因此,80 年代文学与政治的特征就是:收与放,循环往复。”[65]马烽在回忆参加中顾委生活会的情形时说:“张光年你,那时周扬已经住医院了,实际上就是他接上周扬的指导思想,接上这派性,所以主要是批评他。……我们文艺界派性太厉害,我们好多精力内耗了。”[66]主流文学界内部的冲突,固然有观念之间的分歧,而宗派因素和小圈子意识的介入,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不同观念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变得更加困难。正如吴自强所言:“从这些起起伏伏来看,偏左派的文艺观点无疑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它对经典理论的执著坚持和捍卫,以及对种种非理性、个人至上‘新观念’的揭露批判,与主流形态高度契合。围绕‘中国作协四大’的斗争最后以偏左派得到肯定,决非偶然。而‘惜春派’更易于被先锋作家认同。”[67]


在时隔三十年之后回顾“作协四大”,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和反思,拨开历史的纷扰,回到当时的文学史现场,将着眼点放在“作协四大”对文学环境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上,其历史功过也就不难判断。正如郝怀明所言:“对四次作代会祝词和四次作代会,人们只要秉公而断,尊重客观事实,从实际出发,是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68]

[①]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文学传媒史料综合研究与分类编纂”(批准号14AZD081)之阶段性成果。



[1]周文韶:《文艺界的“遵义会议”——夏衍谈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羊城晚报》1985年2月4日。

[2]郝怀明:《胡耀邦与作协四大》,《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王晓中:《中顾委生活会及张光年的答辩》,《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吴自强:《作协“四大”与“创作自由”》,《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第412页。

[4]张光年:《文坛同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礼1998年版,第444页。

[5]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光年宣布  年内将召开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人民日报》1983年6月20日。

[6]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第488页。

[7]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第523页。

[8]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9]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第543页。

[10]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第552-553页。

[11]《刘白羽同志的讲话(摘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1期。

[12]贺敬之:《风雨答问录》,《贺敬之文集》第6卷,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13]贺敬之:《风雨答问录》,《贺敬之文集》第6卷,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页。

[14]贺敬之:《风雨答问录》,《贺敬之文集》第6卷,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页。

[15]郝怀明:《胡耀邦与作协四大》,《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16]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320页。

[17]郝怀明:《胡耀邦与作协四大》,《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18]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文集》,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19]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文集》,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38-39页。

[20]《如何反“左”?如何保障“创作自由”?》,《文艺情况》1985年第2期。

[21]吴培华、卢祖品、蒋荫安:《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为中华腾飞为创作繁荣奋勇前进——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京开幕》,《人民日报》1984年12月30日。

[22]本报评论员:《迎接社会主义文学新时期》,《人民日报》1985年1月6日。

[23]本刊评论员:《迎接社会主义文学大繁荣的新局面》,《红旗》1985年第2期。

[24]本刊编辑部:《把“创作自由”鲜明地写在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上》,《文艺报》1985年第1期。

[25]白桦:《“绿树时时都在歌唱”》,《文艺情况》1985年第2期。

[26]吴祖光:《提出创作自由,是我们党充满自信的表现》,《文艺情况》1985年第2期。

[27]陈明仙:《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文艺情况》1985年第2期。

[28]《文艺界第一次反“左”》,香港《镜报》1985年1月号。

[29]伯恩斯:《中国给作家创作自由》,《参考消息》1985年1月8日。

[30]小微摘编:《海外的回向——海外作家对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感想》,《文艺情况》1985年第3期。

[31]袁鹰:《袁鹰自述》,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

[32]黄秋耘:《黄秋耘文集》第二卷《刺在哪里》,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

[33]黄秋耘:《按牌理出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

[34]本报评论员:《创作自由和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文艺报》1986年2月8日。

[35]本刊评论员:《清除精神污染与解放艺术生产力》,《文艺报》1984年第1期。

[36]本刊编辑部:《迎接第六届全国美展》,《美术》1984年第1期。

[37]温大勇:《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剧本》1985年第5期。

[38]张庚:《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剧本》1985年第5期。

[39]郝怀明:《胡耀邦与作协四大》,《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40]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文集》,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41]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42]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43]贾漫:《诗人贺敬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

[44]王增如:《丁玲办〈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页。

[45]张光年:《我的申辩和再检讨》,《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46]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第613页。

[47]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48]《旗帜鲜明地坚持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立场坚定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艺报》1987年1月24日。

[49]熊复:《我们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历史回顾》,《熊复文集》第四卷,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663页。此文曾刊发于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1987年第10期。

[50]弋人:《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1期。

[51]《孟伟哉同志的讲话(摘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1期。

[52]《部分同志在大会、小组会上的发言》,《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1期。

[53]《贺敬之同志的讲话(摘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1期。

[54]人民日报评论员:《接受严重教训 端正文艺方向》,《人民日报》1987年2月21日。

[55]《〈人民文学〉编辑部二月十二日的检查》,《文艺通报》1987年第3期(总第88期,1987年2月27日出刊)。

[56]王晓中:《中顾委生活会及张光年的答辩》,《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57]张光年:《我的申辩和再检讨》,《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58]《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1期。

[59]欧阳山:《欧阳山文选》第4卷,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120页。

[60]欧阳山:《欧阳山文选》第4卷,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442-443页。

[61]林默涵:《坚决而持久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1987年4月14日。

[62]山城客:《文艺新潮和新潮理论》(中篇),《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6期。

[63]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文集》,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64]王蒙:《当前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红旗》1985年第24期。

[65]徐庆全:《转折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粤海风》2008年第6期。

[66]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67]吴自强:《作协“四大”与“创作自由”》,《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68]郝怀明:《胡耀邦与作协四大》,《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扬子江评论   2016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