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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优美作品之发现”的可能性——略论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研究

发表时间:2016-10-10阅读次数:2196

2013年12月30日,中国的各大门户网站,各大媒体都报道一个消息,文学史家夏志清此前一天(北美时间12月2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在迅猛兴起的微信群里,悼念夏志清逝世的文章被高频度地转发,这一天夏志清先生成为重头话题,由此可见他在中国大陆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影响力。


何以夏志清在大陆会有如此广泛的影响[1]?他受到的重视是不能忽视的,毫无疑问,与他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密切相关。大陆学界和普通读者群对夏志清的了解除了这部书以外,并无更多的了解[2]。也就是说夏志清是凭这部书获得如此受重视的地位,这倒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的问题又在于,这部书受到在美国的有中国背景的学者严厉批评,其批评主要来自这一说法:夏氏这部书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所写,它是冷战政治的产物。既然打上这样的标签,余不足论。对于海外及国内一部分学人来说,似乎并不关注夏氏关于现代小说的重新评析是否有学理价值,由于过于执着于一项意识形态批评,几近在政治立场的对抗下,几并无学理立足之处。作者的立场和意图固然不能忽略不计,但把它作为唯一性和决定性的评价依据,也不尽合理。这是否也有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夏志清也对现代的左翼传统及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有严厉批评,其偏颇之处是明显的。以这种观点来看,人们都迷失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中而不愿看到文学的真相,这种观点及态度本身否定了文学有自身基本存在的可能性,也否定了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研究有可能面对文学说话的那种单纯性。本文试图还原到夏氏的文学史研究本身,审视其对作家作品评品的见地,其文学标准的合理性,去理解夏志清重解文学史的可能性。

 

(一)

 据夏志清后来表述,他只是参与饶大卫(David N. Rowe)主编的《中国手册》的写作,但该书当时并未被美国当局采用,缘由竟然是这套上中下三册的《中国手册》试印本先由美国军方、政方高级官员审阅,结果被认为政治“立场太强硬”,未被正式纳用。随后在1952年,时年29岁的夏志清拟定了一个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申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这这项为期三年的资助下,他才基本完成了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初稿[3]。如此看来,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计划未必与《中国手册》的立场观点完全相关,只是那时积攒了材料,后来的写作顺理成章。虽然还是处于冷战背景,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有政治立场和目的,但显然不能与用于韩战的军方手册相提并论,且夏志清参照的更多的文学的知识背景。例如,他提到“新批评”的小说评论构成他的知识参照。书稿历经数年完成,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即波士顿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由大卫·洛埃(David Roy)撰写的长篇书评,称夏志清的《小说史》出版是件大事,也是同类著作中最佳的。此评论对夏志清的出道有极大的帮助,多年后夏志清写的再版序言里还引述了洛埃的说法。[4]



如此说来,有二个问题是有必要去澄清:其一、夏志清本来并不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去写这部书的,他曾经有的“原罪”,接受过饶大卫申请来的军方资助,但与他后来写作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二回事,并不能混为一谈。即《中国手册》的“原罪”恐并不能原封不动移植到《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来。其二、在冷战背景下,夏志清本人有自由主义的立场,他对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看法,这在英文版和港台出版的繁体字版里都有明确表述[5]。但类似的态度在中国大陆文革后的“拨乱反正”的反思中,也对五十年代的意识形态的“极左”路线提出过批评,是否因为夏志清属于“敌我矛盾”,他某些政治化的表述是不可原谅的?由此影响到他对文学的诚恳和见识就不可信呢?他对文学作品和作家的评品能力就不可靠呢?假定马克思所说,先进的创作方法有可能克服落后的世界观,夏志清是否也有可能以他对文学的精湛体验和感受,写出具有“文学性”的文学史呢?显然,夏氏在中国大陆近三十年的欢迎和重视,已然说明了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夏氏后来自己表白说,他更珍视新文学这个传统,身为文学史家,他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6],他表示这个宗旨他是始终抱定不放的。夏志清后来表明自己的文学史立场,也多有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他如此评价新文学的主流传统:

 

比起宗教意识愈来愈薄弱的当代西方文学来,我国反对迷信,强调理性的新文学倒可说是得风气之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肯为老百姓说话而绝不同黑暗势力妥协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算不上“伟大”,他们的努力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敬的。时到今天,我们最珍惜的那份文学遗产——《诗经》、古乐府,以及杜甫、关汉卿等鹤为老百姓说话的那些文所留给我们的作品,也可以说属于“新文学”同一传统。[7]

 

经历过与普实克论争和对话,他对左翼文学的认识也有改变,也更同情现实主义文学对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反映。当然,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现实主义文学一脉的评价有够有力,也多有贬抑和怀疑。但他对鲁迅、张天翼、端木蕻良等人的评价分析还是相当中肯并给予很高的评价的。如此看来,是否一定要把夏志清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划定到“冷战背景”上去解释?是否一定要用政治意识形态把夏志清打入另册?回答这二个问题显然并不困难,起码含糊其辞和模棱两可就可以使问题悬置起来。但我感兴趣的还是另一侧面的问题,即退一步说,夏志清受到欧美文学传统的严重影响,他所谓的“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即使作为一种说辞,是否确实有可能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值得关注的“优美作品”呢?对于众多的张爱玲的爱好者来说,这当然不是问题。但这只是从结果来证明夏志清的文学观和批评方法具有积极性。但我想这是否可以构成一个理论问题,即夏氏所谓的“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在其本原意义上,有可能保持住文学的单纯性,这种单纯性并非只是源自于文学的绝对性,重要的在于,它们同归属于中国现代的新文学传统。也就是说,夏氏的文学及文学史观念和中国现代启蒙的文学理念是同宗同源的,故而他即使在政治的边界,在冷战的氛围中,他也能在主要的程度上保持住对文学的基本评判。这就反映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中,虽然他有一定的偏向,例如,过分拔高了张爱玲,贬抑了茅盾。但总体上,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还是得到了大陆大多数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者和更多的普通读者的欢迎。仅仅抓住夏氏的“原罪”(他早年的研究经费来源)来质疑夏氏,并且全盘否定他的研究,恐不足以服众。

 

(二)

回过头来看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中国大陆重写文学史影响,后者当是受到前者的直接影响,也是因为后者有着非常强烈的内在要求。这种呼应当然有文革后寻求文学自身命题的时代吁求,这种要求本身就是政治与文学的博弈的结果。中国大陆的文学史长期是在意识形态的主流叙事规范之下来设定文学史的命题,来评价作家作品,尤其是把一批作家打入冷宫另册,这无疑让试图找到自己叙述文学史的年轻一代的学者所不满,他们要另辟蹊径就只有从这里做文章。夏氏的文学史研究几乎直接就引出了一条路径。

虽然我们并没有明显资料表明陈思和、王晓明他们提出这个学术理念是受到夏志清、李欧梵的影响,但夏、李的成果后来是相当切实地介入了“重写文学史”的体系中[8]。尽管大陆学界自身在文革后也必然滋生出重写文学史的要求,但是夏、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早就提示了不同于中国大陆被意识形态规训的文学史的另一种范例。陈思和、王晓明后来总结“重写文学史”的栏目的经验时说道,“重写文学史”乃是文革后十年来学术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撰的研究资料集开拓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其二是1985年学术界提出“二十世纪文学”的概念;由此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乃是必然结果。就从他们当时对“当代性”和“历史主义”概念的关注来看,“重写文学史”的提出还是与八十年代崇尚思想观念变革的潮流相关。他们在栏目的“主持人的话”中说道:“文学史的重写就象其他历史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无限性,不只表现了‘史’的当代性,也使‘史’的面貌越来越接受历史的真实。”[9]“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在90年代逐步出现一系列成果,这倒不是反映在文学史的整体体系构造上,而是在对整个现代文学的重新探讨方面。过去按主导意识形态设定的那些命题,那些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不再具有绝对权威意义。过去以鲁郭茅巴老曹为研究轴心,现在则生发出沈从文、张爱玲乃至钱钟书这一脉,而后者显然又受到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重写文学史”提出了文学史观念改变的呼吁,而夏志清和李欧梵以及其他海外研究者的成果,则提示了研究范例,即回到文学审美层面来评判作品,不再以文学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对应意义来解释作品。


按陈子善的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三个英文版本,即1961年耶鲁大学初版,1971年耶鲁再版,1999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第三版。中译本也有三个繁体字版,第一个版本于1979年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第二个中译繁体字本是1991年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三个中译繁体字版200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版迟至2005年才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0]就中文版的流传而言,国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些新见,受到夏的启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陈子善指出:“回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每一步进展,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论证,包括‘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包括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现代作家的重新评论,直到最近‘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合法性’的提法,无不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和激发。”[11]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当然也不是自说自话,一味地自己去发现“优美作品”,他显然还是有潜在的意图要与中国大陆的左翼主流文学界对话。这项对话在在很长时期内还只能是潜对话,到了文革后的80年代末期,它契合了渴望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域中来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年轻一代学人,激发了他们“重写文学史”的愿望,并且提示了直接的范本。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重写”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成效并不明显,令人高度满意的成果尚属欠缺。根本缘由在于,中国大陆的文学史依然是在旧有的套路和知识体系下做不同形式的修补。在文学史观方面尚未找到超过夏志清的新理论,那么在具体的作品审美分析和评判方面,比之夏志清的成果则还有所欠缺。夏志清的文学史建构和作品分析显示出与大陆正统的文学史叙述很不相同的学术眼光和方法。夏的文学史之受欢迎和肯定,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可以讨论:


夏本的小说史叙述把集体表述改变成个人话语。这里的“集体表述”并非只是指集体合作,而是其文学史叙述的角度和方式。中国大陆的文学史叙述背后其实有一个主导意识形态规范下的表述方式,有一个被规范好的框架。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力图破解这些限定,但积重难返,旧有的痕迹还十分滞重。夏本得地利之便,可以完全依凭个人的文学趣味展开论述,以个人的学术自信梳理历史,赏析作品,褒贬人物,都显出一种从容自如的风格。固然,再从夏本的立场角度、评判标准去读出其立场乃至意识形态也并非不可能,但其思想之自如表达,独立之见解随处可见,则是无庸置疑的。对于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子来说,初读此书时的感受,若无心向往之,那就是有顽强的另一种立场在起作用了。不为别的,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领域,想摆脱束缚获得自由表达的方式和风格,在大陆学界依然是一个难题,这就可以理解夏本小说史在大陆影响和接受的学术心理基础。

夏本的小说史从人道关怀角度切入作家的思想性,从新批评的分析方法评析作品的艺术层面,重建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审美想象。文革后中国文学界率先开启的理论批评问题,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学从属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的,政治是衡量文学作品的首要标准实则是唯一标准。文学史叙述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作家作品的政治性意义,鲁郭茅巴老曹之成为现代大师,也首先是在政治的意义上立论才能有效。文革后唯政治标准受到挑战,但过去在这一纲领底下形成的一套表述方式并未得到完全改变,比如说,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意义、反映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的意义等等,这些重要政治涵义还占据评价的主要方面。大陆文学史对重要作家的评述也几乎成为标准化生产,诸多的文学史著作、教材大同小异,这使有些本来具有原创性的、权威性的论述也被淹没同化了。夏志清关于鲁郭茅巴老曹的论述就有他个人的独到见解,他着重于作家对时代社会中的人的命运的关切,这是他评价作品思想性和社会意义的标准;同时他把重心放在作品的具体艺术表现层面。他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直击要点,作品的社会意蕴和艺术特色揭示得准确明晰。


文学史论述中关于鲁迅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夏志清对鲁迅的评价遵从了主流文学史的规范,不管他对“左”持多么严厉的批评态度,对于鲁迅他却还是保持足够的尊敬。他分析鲁迅的《药》时,也看到坟上有一圈红白的花,他也同时注意到鲁迅的小说的结尾还描写了一只乌鸦“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那一圈红白花其实掩映不住那只毫无反应的乌鸦,夏志清指出:“这一幕凄凉的景象,配以乌鸦的戏剧讽刺性,可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大陆文学史多从那一圈花预示的希望那理解鲁迅小说的社会意义;而夏志清则强调在花圈之外,还有一只乌鸦,它在小说的艺术上显示出更多一层的反讽意义,现代小说的在这里显示出它的笔法高超之处。从这里可见夏的艺术眼光和文学史的笔法。夏志清在对鲁迅的《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在酒楼上》的分析也是自成一说,见解不俗的。


夏志清早年“一向是研究西洋文学的,在研究院那几年,更心无旁骛地专攻英国文学。”[12]夏志清受过新批评的系统训练,崇尚利维兹的批评方法,对作品的审美意蕴有敏锐感受,洞悉西方现代文学的美学流变。他所辨析的小说艺术,可以比较准确地放置在世界现代小说的背景上去阐释。即使对叶绍钧这样二线作家,他对他的作品的品评也是十分精湛,赞赏他“流露出对孩子的慈祥,对教学的严肃关切,以及对少年心理的惊人理解。”[13]这些肯定性的评价在中国主流文学史叙述中不会占据有份量的内容,但对于夏志清来说,这些价值在现代的创建则同样有着称之为。对冰心的某些作品则给予了直接批评,称其为“不折不扣的滥用感情之作”。


夏志清对茅盾的分析及文学史地位的评价也见出他的史家眼光。夏肯定并高度评价了茅盾早期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对茅盾《蚀》三部曲的分析细微精道,入情入理,对《子夜》的批评则破解了大陆正统文学史的评价。他认为,《子夜》太偏重自然主义的法则,书中的人物几乎可以说都定了型的,对人物道德面的探索狭窄得很,他是把当时左翼政治的观念和方法“因利乘便地借用过来,代替了自己的思想和看法。”[14]夏志清对《子夜》的肯定在于它的一些艺术描写,例如关于吴荪甫那位来自乡间的妹妹蕙芳,那本《太上感应篇》被雨水打湿,香炉里满是雨水,等细节的描写,认为显示出“作者在写作是有很高的造诣和想像力的。”他不再从中国正统文学史从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寻求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揭露民族资本家的软弱和必然失败的命运这些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方面去肯定这部作品,相反,这些方面正是夏志清质疑的。夏志清认为,与茅盾过去的作品比起来,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子夜》是一部“失败之作”,在他以后的创作生命中,“他再也摆不脱这个迷障”。与中国正统文学史认为的不同,夏志清怀疑茅盾这样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作家,接受了某种政治观念来看待中国社会现实,就使他们的创作陷入了困境。


夏志清发掘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鐘书等作家,被主流文学史长期遮蔽的作家作品重现价值。中国大陆主流文学史以鲁郭茅巴老曹为主体,沈从文、张爱玲、钱鐘书几乎在文学史中没有地位,在大多数文学史中甚至不见踪迹。这无疑存在偏颇。因为在主流文学史的反帝反封建、民族解放、革命、人民……关键词建构起来的文学史叙述,沈、张等人自然无法栖身。根本缘由还在于沈、张等人早就被左翼文学阵营视为需要清除的人,其政治身份几乎划到敌人阵营,革命的文学史当然没有他们的地位。纵观全书,夏论沈张二位也是最下气力的。


夏志清知人论世,详述沈从文的身世背景,少年从军,湘西风习,四处流浪,再闯京城,得欧美派胡适、徐志摩常识,在京城报刊崭露头脚。夏志清梳理了沈从文出道时写作上的困境,沈从文的成长和创作经验的成熟经历过艰苦的努力。沈从文并非天才式的作家,他出道时写得并不顺利,他的作品毛病也十分明显,夏志清就认为苏雪林当年批评沈从文拖沓絮叨就很中肯。夏志清从细节入手分析沈从文的作品,尤其赞赏沈从文关怀细小事物的心情和态度。夏志清分析沈从文的《会明》,看出沈从文对道家纯朴生活的向往,并拿沈与华兹华斯做比较,揭示出沈从文表达“纯真与自然的力量”的艺术特点。夏志清十分欣赏《萧萧》这篇小说对纯真的表现,也拿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与之对比,可以见出苦难、命运这些意蕴都以纯真自然的方式表现出来,《边城》、《长河》也是在此上立论,由此揭示沈从文小说的独具魅力。崇尚“天真自然”即是一种人生价值观,也是一种美学风格,正是在这一点上,沈从文的作品体现了夏志清的美学理想。


沈从文的作品多表现湘西乡土风土人情,尤其是对湘西女子纯真善良本性的表现自然俊秀,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趋向于左翼,以民族国家启蒙救亡为主导叙事的时代潮流下,沈从文的作品另有一股清俊之气。过去的主流文学史严重排斥驱逐沈从文无疑是过分政治化在起作用,夏志清重新发掘出沈从文的价值也无可厚非,但是,很显然,夏志清扬此抑彼又制造出新的二元对立,这显然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价显然比沈从文还要高,他认为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斯菲尔德等媲美,“恐怕还要高明一筹”。他下断语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15]很多年过去,即使不再从政治上来论,《秧歌》也很难说是上乘之作,遑论“不朽”。可见夏志清对张爱玲有过度拔高之嫌。在具体分析中,夏志清也不吝誉美之辞,他说张爱玲小说里的意象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她的视觉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16]这一论断或许是成立的:“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工夫。” 但对闺阁的描写极为出色又如何呢?在中国三四十年代,战火纷飞的时代,前线战士浴血奋战,对闺阁的描写真的就有那么高的意义吗?他真的就比田间之类的诗人写出战斗的激情要高出许多许多吗?多少年过去了,田间们关于战场的献祭般的壮志已经很难让人有切身之感;而张爱玲关于闺阁的想象却能与人息息相通,这如果是文学的本来的意义或必然的结果,那让文学史如何具有历史性呢?


关于《金锁记》的分析构成了夏志清评张的重点所在,不只是篇幅,也是分析得得心应手,层层深入,鞭辟入里,张爱玲小说之魅力跃然纸上。夏本小说中也高调发掘了左派作家张天翼和端木蕻良,这二个在主流文学史中并不十分重要的作家,在夏志清的美学格局中,各以不同的形式占据了一席之地。沈从文、张爱玲的小说在80年代后期开始在大陆文坛受到重视, 90年代以后,沈从文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张爱玲则更受普通读者欢迎,在图书市场风行一时,久盛不衰。固然中国大陆自身的文化语境变化是其基础和前提,夏志清的推崇无疑起到重要作用。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无疑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另一面向,它直接捧左翼文学为正宗的文学史观的另一侧面,重新打捞被压抑的受欧美影响的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无疑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图。客观地说,夏志清对左翼文学的评价主要出于他的文学观念,也无可避免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他对茅盾、丁玲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即使同属于左翼阵营的批评家,如冯雪峰也对丁玲有过批评。夏志清指出了他们转向左翼阵营后的创作有概念化的倾向,要依靠某些观念来表现生活,这就不可避免出现空洞化和说教的情况,这些批评并不是出于偏见,也不无切中要定害之处。对丁玲转向左翼后的创作,夏志清也并非全然否定,他也看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艺术也有可取之处,例如,丁玲描写革命干部来到以后村中社会关系的转变就很出彩,她描写了那些圆滑势利与外交手腕在新政权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上一样用得着。“有少的时候,丁玲忘记她的土地改革,而来探索这种社会性的戏剧。”[17]他对赵树理的分析评价,显得单薄,虽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精当评析。

 

(三)

 夏本小说史可圈可点处甚多,需要再讨论处也不少,因其个人见解鲜明独到,故难免争议频仍。尤其是对这段文学史的评价与政治立场结下不解之缘,争议多由立场引发而来。自其问世后率先引发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Prusek,Jaroslav 1906-1980) 的重磅批评。夏著出版伊始,普实克的雄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发表在荷兰的汉学杂志《通报》(Tung Bao,莱顿,1961)作为捷克布拉格汉学学派实际的奠基者,普实克此时已然是名重一时,他于1932在中国访问二年半,与中国现代众多的作家有过交往,尤其得鲁迅信任。1937年《呐喊》的捷克文译本在布拉格出版,鲁迅在去世前两个月还为此书作了序。普实克也是东欧最负盛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普实克对夏志清的这部小说史批评甚为凌厉,从立场观点到具体评价,条分缕析,几乎否定了夏志清的小说史,只是在文末客套地说“的确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资料”。[18]普实克认为,文学史叙述不能离开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尤其是对于处于民族求解放的历史境遇中的中国文学来说,只有放在文学对社会现实的表现的意义上来阐释,才能真正正确认识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普实克具体分析了夏志清对左翼作家诸多贬抑性的评价,认为这些令人费解的评价表明:

 

夏志清缺乏任何国家的国民所必有的思想感情,同时表明他没有能力公正地评价文学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功能和使命,也不能正确地理解并揭示文学的历史作用。夏志清也许会一如既住地否认文学的社会功能,但文学的确是有社会作用的,作家应该以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为他所属的集团负责。我认为,正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学的社会意义,夏志清才会在第一章“文学革命”,没能对一九一八年以来中国文学所发生的一切做出正确或全面的评价。


夏志清一再责难中国作家过于关注社会问题,不能创造出一种不为社会问题所束缚、不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文学,事实上,他把这些视为新文学的普遍缺点。……我认为,不该指责中国作家将文学作品服务于社会需要,更恰当的做法应当是揭示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并描绘出决定中国现代文学之特征的历史背景。[19]

 

很显然,普实克认为理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动历史时期的中国作家,完全不考虑文学的社会作用,就不能深刻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也不可能正确评价这个时期中国作家。问题的难度在于,在文学作用这一情势下,如何来把握住这种文学的艺术性及其文学的价值,无疑需要考虑更为复杂的评价方式。夏志清对普实克的批评回应显然酝酿了较长时间,他的反驳文章《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二年后发表于同一刊物上,即荷兰莱顿的《通报》(Tong Bao)上,夏志清表示“仍不信服自己的著作就那样地一无是处”。事实上,夏志清的文章几乎没有接受普实克的批评,针对普实克的批评,夏志清一招一式地挡了回去。针对普实克批评夏志清着迷于“无个人目的的道德探索”作为文学的根本标准,夏志清争辩说:“当我强调‘无个人目的的道德探索’时,我也就是在主张文学是应当探索的,不过,不仅要探索社会问题,而且要探索政治和形而上的问题;不仅要关心社会公正,而且要关心人的终极命运之公正。一篇作品探索问题和关心公正愈多,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又不是依照简单化的宣教精神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作品就愈是伟大。”[20]夏志清还批评了中国现代作家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持有狭隘的阶级论,他再次强调了他在《小说史》中提出的观点:“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只是把他的同情心给予穷人和被压迫者,对于任何阶级、任何地位的人都可成为同情和理解的对象的想法,在他们是陌生的。”[21]普实克与夏志清的分歧在于:夏志清试图写出一部按照欧美文学经典文学标准来衡量评价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而普实克则要求在中国现代的历史情势下去理解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这里的分歧显然已经不是文学观念的差异,而在于政治立场和历史观的根本对立。对于左翼革命文学家来说,文学就是阶级斗争工具,反映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生存和斗争,这就是文学的责任和至高无上的功能;而对于夏志清来说,把文学看成附属于政治的工具这是难以接受的,文学的观念与人类的普适观念相通,人类的善恶美丑与阶级无关,只与个人相关。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因为特殊的历史情势,是左翼革命文学观念占据统治地位,甚至愈演愈烈,直至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完全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直至文革结束,八十年代以人性论、人道主义为导引,破除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夏志清的文学观念如期而至,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界以极大的震撼,甚至引发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然而,即使如此,普实克关于要回到中国现代的历史情势中去理解中国的作家和中国文学依然有相当的合理性。中国现代时期,虽然左翼革命文学观念盛行,但作家也同时浸淫于欧美文学传统中,作家也没有全然在政治化的观念中来创作文学作品,直至五六十年代以后,意识形态的政治强制才走到极端。现代时期的中国作家,即使信奉左翼革命文学观念,也没有概念化和工具化的地步。丁玲到了延安,还写出了《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种作品,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尽管夏志清并不完全同意普实克的批评,但也不得不承认普实克的批评相当程度上说到点子上。1963年春,在普实克访问美国时,夏志清与普实克相识,他们后来成为朋友,这也是学术史上佳话。

多年后,夏志清学生王德威评价《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写道:

 

这本书代表了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专治西学的中国学者,如何因为战乱羁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这本书也述说了一名浸润在西方理论——包括当时最前卫的“大传统”、“新批评”等理论——的批评家,如何亟思将一己所学,验证于一极不同的文脉上。这本书更象征了世变之下,一个知识分子所作的现实决定:既然离家去国,他有异乡反而成为自己的国家文化的代言人,并为母国文化添加了一层世界向度。最后,《小说史》的写成见证了离散及漂流(diaspora)的年代里,知识分子与作家共同的命运:历史的残暴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经验。[22]

 

很显然,王德威的评价也吸取了普实克的批评,他试图在更为公允的立场来看夏志清的《小说史》,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语境来释放这部书的积极意义,也给它留下足够余地去容纳中西、左右之争。


夏氏在古典文学方面还有著述,另有英文著作《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2004年),中文著作还有《爱情·社会·小说》(1970年),《文学的前途》(1974年),《人的文学》(1977年)、《新文学的传统》(1979年),《夏志清文学评论集》(1987年),《夏志清序跋》(2004年)和散文集《鸡窗集》(1984年)。总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产生相当深入影响,我们有必要客观地来看待这一问题,它契合9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时代愿望本身,也说明它的学理内涵。仅仅给抹上一层政治另类的色彩并不能解决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文学史“重写”工作,到现在也并未出现多少令人满意的成果,这是否也说明我们并未认真对待值得重视的成果,也并未认真反省自己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夏氏的现代文学研究并未过时,不只是他的观点方法,重要的是他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还能保持“发现优美作品”的态度和眼光。

 


[1]夏志清(1921—2013),原籍江苏吴县,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夏志清的两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奠定了他在西方汉学界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2]夏氏的其他著作在大陆鲜为人知。他在海外享誉甚高的《中国古典小说》在他去世后二年多时间,才有中文简体字版在大陆出版。其实该书1968年用英文写成,当时列入“东亚学习入门丛书”Companionsto Asian Studies最后一本著作,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在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早有系统地介绍中国古典六大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及《红楼梦》。白先勇曾有评价云,“夏志清先生将《三国》、《水浒》、《西游》、《金瓶》、《儒林》、《红楼》——这六座中国小说的高峰,先后排列成行,也替中国小说建构了伟大的传统。”

[3]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4]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1页。

[5]可参见张英进:《历史整体性的消失与重构——中西方文学史的编撰与现当代中国文学》《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6]同前,《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页。

[7]同前,《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页。

[8]陈子善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编后记》里指出:“回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每一步进展,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论证,包括‘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包括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现代作家的重新评论,直到最近‘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合法性’的提法,无不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和激发。”,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

[9]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10]《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情况可参见陈子善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编后记》中提供的资料。

[11]  陈子善:《中国现代小说史•编后记》,《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页。

[1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6页。

[1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第45页。

[1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第112页。

[15]《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54页。

[16]《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59页。

[17]《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12页。

[18](捷克)亚罗斯拉夫·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李欧梵编,郭建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29页。

[19](捷克)亚罗斯拉夫•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96-197页。

[20]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28页。

[2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30页。

[22]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3页。

(扬子江评论官方微信  2016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