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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新视野 | 王彬彬:1958—1979年的高晓声

发表时间:2018-6-7阅读次数:226
1946年春,中共在苏北根据地淮阴创办华中新闻专科学校。1949年5月,学校迁移到无锡,更名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到苏南后,首届招生250人[1],高晓声是其中之一,时年21岁。1950年4月,高晓声从苏南新专毕业,被分配到苏南文联筹备委员会。此后两年间,在苏南文联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2]。高晓声在《三上南京》一文中说:“我第二次来南京是1953年元旦,这时候我已经是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了。”此后五年间,高晓声在江苏省文化局和江苏省文联任职,生活在南京。1958年,高晓声被遣送回乡。《三上南京》中说:“我记得,这一次离开南京的时间是1958年3月10日早晨”。又说:“经过了二十一年零十三天,即到了1979年3月23日早晨七时,我第三次来到了南京。”[3]


从1958年3月10日到1979年3月23日,高晓声生活在家乡常州武进县。这是大家都知晓的。但是,对高晓声在这二十一年间的具体生存状况,人们的认识却是普遍模糊的。许多高晓声的研究者,都以为这二十一年,高晓声一直在务农,一直忙碌在田间地头,与文学彻底绝缘了,但这实在是误解。而这种误解,却往往成为研究的前提和立论的根据。


实际上,在这二十一年间,高晓声真正在田间地头度过的时光并不算很长,而这期间,也并未与文学完全绝缘。


大体上,可以把高晓声的这二十一年分为五个时期。


1958—1962年,是第一个时期。这四年左右的时间,高晓声是真正的务农者,与其他的人民公社社员一起在田间地头从事体力劳动。


1962—1968年,是第二个时期。1962年2月,高晓声被分配到常州地区武进县三河口中学任教,先是代课,很快转为正式教师。1968年春,又被批斗、挂牌游街。到了1968年冬天,被押往三河口梧岗大队劳改。


1968—1970年,是第三个时期。1968年冬高晓声被押在三河口梧岗大队劳动改造,一直到1970年元旦。这期间,高晓声又恢复了田间地头的劳作生活。只不过身份与刚回乡的那几年不同了,已经是正式教师。


1970—1972年,是第四个时期。1970年元旦后高晓声从梧岗大队回到三河口中学。虽然有正式教师身份,但还不能正式上课,只能在学校做勤杂工。


1972—1979年,是第五个时期。1972年被公社从中学借调到菌肥厂从事技术工作,一直到1979年春天离开常州回到南京,高晓声都在菌肥厂工作。


下面把高晓声这五个时期的主要行迹做些叙述。

 

                

 第一个时期:1958—1962年


这一时期,高晓声生活中首先值得说的,是短暂的第一次婚姻。


如果读过高晓声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就能够对高晓声的第一次婚姻有很好的了解。《青天在上》虽然不是自传,但自传性无疑是很强的。读《青天在上》,也能对高晓声被遣送回乡后数年间的生存状况有相当了解。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陈文清,很大程度上就是高晓声自己,而陈文清的妻子周珠平就是高晓声的第一任妻子邹珠萍。高晓声自己说过《青天在上》的“创作素材很多就出在我和亡妻邹珠萍身上”[4]。



关于高晓声与邹珠萍的相恋爱和相结合,有几种不同的说法。高晓声老友和挚友陆文夫在《又送高晓声》中,谈及1957年的高晓声时,说:“高晓声那时有一位恋人,好像是姓刘,我见过,生得瘦弱而文静。两个人是同学,相恋多年但未结婚,其原因是女方有肺病,高晓声自己也有肺病,不宜结婚。此时大难降临,高晓声便以闪电的方式把关系确定下来,以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企图在被世界排斥之后,还有一个窝巢,还有一位红尘的知己。人总要有一种寄托才能活下来,特别是知识分子。”[5]


高晓声苏南新专的同学、毕业后又是同事的陈椿年在《忆记高晓声》中说,1955年底他和叶至诚奉命赶写一个剧本,写完一幕,省话剧团便排演一幕。后来又随团进京会演。这进京会演应该是1956年的事。陈椿年从北京回来,便在医院的病房里见到了高晓声的恋人:“我从北京回来,听说高晓声生病住院去了,便去看他。在病房里见到一个瘦瘦的怯生生的姑娘小周(邹),也是病员。高晓声得的是肺病,在那个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后来便和小周(邹)好上了。”[6]


陆文夫说高晓声的恋人“好像是姓刘”,显然是记忆有误,而陈椿年也记不准到底是姓周还是姓邹。陆文夫说高晓声与邹珠萍本来是同学,由同学发展为恋人,而陈椿年则说两人是在医院里相识,由病友发展为恋人。


由高晓声堂弟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的《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中,高明声说:“我堂兄高晓声生平有二次婚姻经历。他第一个情侣(老婆)是他们俩同在南京医院看病住院期间巧遇、结识、谈上的。那时他刚被戴上‘右派’帽子,精神受挫,仕途冷落,所以说他俩的婚姻也真是缘分。他俩是三次巧合结成情侣的:一是在同一医院看病;二是都是患上肺病;三是同乡人。大有同病相怜、患难与共的意味,更有一种情投意合、一见钟情的爱慕。高晓声当机立断,把她从南京接回常州自己的老家,悉心照料,养病康复,在村上借了一间五步屋的小房子,作为新房安家。他俩很亲热,相敬相爱,互不嫌弃。高晓声口口声声叫她珠珠,后来我才知道珠珠是她的小名,她的真实姓名叫邹珠萍,是常州薛家王华村人,她是当教师的,知情达理,平易近人,惹人喜欢。她有二条很长、乌黑发亮的辫子,娇好的脸孔,端庄文静,人见人爱。”[7]


比较起来,高明声的说法最可靠。高晓声与邹珠萍都是常州人,但并非同学,是同在南京医院住院时认识的。在南京的医院里,两个常州人容易亲近,遂由亲近变为依恋。所以,这是病房里产生的爱情,是病之花。在那时,肺结核还是“绝症”,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这爱情一开始就带着死亡的气息。


陆文夫在《又送高晓声》中说,1957年,高晓声受到猛烈批判,而在批判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时,高晓声突然失踪,没有任何人知晓他究竟去了哪里。大家都怀疑高晓声跳崖或投江了,“那时候,南京的燕子矶往往是某些忍辱而又不愿偷生者的归宿之地”。但叶至诚叫大家不必紧张,他相信“高晓声是不会自杀的。”几天后高晓声出现了,当然受到“厉声责问”,而高晓声答曰回家结婚去了。高晓声与邹珠萍都患有肺结核,在那时要结婚是有困难的,起码医生会不建议结婚。如果没有高晓声的突然落难,婚姻肯定不会来得这么迅速,甚至终于没有结婚也未可知。是高晓声的突然落难,让渴望的婚姻立即变成现实。当高晓声低头接受批斗时,萌生了立即结婚的想法,并很快下定了立即结婚的决心。两人都患着“绝症”,是不宜结婚的原因。然而,如果换个角度想想,两人都患着“绝症”,不也可以成为应该立即结婚的理由?陆文夫又说:“高晓声个性很强,他习惯于逆向思维。”[8]高晓声的这种逆向思维不但影响着自身的生活态度和人生选择,也在笔下的人物身上体现出来。《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花了五元钱住一晚招待所,心痛不已,这是常规思维在起作用。然而,陈奂生终于心里一亮,拍着大腿转悲为喜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我以为,小说家塑造的人物,其精神深处总与创造者自身的内心有某种形式的关联。陈奂生的这种逆向思维,也一定程度上是高晓声自身个性的投影。



这时期,高晓声必须像任何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一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高晓声在《我的简史》中说,当时自己身患肺结核,体力劳动“很像鬼门关”,而“幸亏本单位的领导还能体恤我,让我回乡劳动,如果病倒了,可以有家人照应,免得无人理睬。这真是放我一条生路。”[9]堂弟高明声回忆说:“由于生产队里大都是姓高的家门里的人,当时又正值秋收秋种大忙季节,起初他是带薪劳动的,不拿生产队的工分报酬,所以生产队里还能满足他搞样板试验田的请求,给了他一亩地,作为小麦样板高产试验田。”[10]应该认为,高晓声被遣送回乡劳动而非发配到遥远的边塞一类地方,对于高晓声可能是极其重要的。高晓声患有那时代的“绝症”肺结核,而且病得并不算轻,如果被发配到遥远而荒寒的异乡,能否熬过二十多年,是难以遽说的。当然,非常重要的,还在于老家的那个生产队,都是高姓族人。如果是那种“杂姓窝”,高晓声的遭遇肯定更悲惨些。


刚回乡时,是独自弄一亩地进行小麦高产试验,这说明高晓声一回乡就想在农业生产的创新上搞出点名堂,做出些令人注目的成就。这当然可以认为是要以新方式实现人生的价值,但也可以认为是要以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扭转命运。可以说,二十多年间,高晓声一直在以所能运用的所有方式与命运抗争着。


独自在一块地里进行高产试验,这意味着比集体性的劳动有更大的自由,劳动的节奏、强度都可由自己掌握,这对于高晓声的病躯,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高晓声自己则说,并不畏惧农业劳动:“另外,对于农业劳动,我其实也是从小就做惯的,熟门熟路,一向拿得出手,不管是哪一路好汉也不能说我活儿干得差。”又说:“除了种田,我几乎把农村里日常生活中一切需要的工种如瓦、木、竹工,各种蔬菜的栽培方法,孵鸡、放鸭、养鱼、培养农用微生物……都学会了,我甚至想到老来什么都做不动了,怎么办?我便学做小篮子,觉得这种活即使坐在床上起不来了也能做。我无儿无女没有依靠啊!全靠自己救自己!”[11]学会各种生存技能,是力争活下去并且活得尽可能好些,也是以各种方式在反抗命运。


这一时期,疾病在高晓声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回乡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是与妻子都有着颇为严重的肺结核,也可以说是夫妇二人共同与病魔纠缠。妻子病逝后,便是高晓声独自与病魔周旋。妻子的病当然很严重,不然不至于婚后一年左右即去世。高晓声的病情也不轻。在散文《刃的怀念》中,高晓声说:“我1950年就有肺结核病,1958年下乡劳改前病情还轻,劳改只一年,肺上那个病灶竟变成8×8厘米的巨型空洞。”[12]病确实是重的,高晓声十分艰难地应付着这病。在那个时代,以高晓声的贱民身份,应付这样的病是极其烦难的,但高晓声从未想过放弃,这也是不肯服输的个性使然。高晓声那时须到常州城里去问诊求药。常州的潘英达与高晓声是“总角之交”,又在1957年同时遭难。在1982年第10 期《小说林》,潘英达发表了《我认识的高晓声》,这样写到这时期的高晓声:“尽管高晓声在坎坷的路上跌跌撞撞地挣扎,他要活下去的信念是与日俱增的。因此一有可能就上常州看病,力争保住青山。他每次来我家,真像个幽灵似的飘飘忽忽,一进门就颓然跌坐在椅子里,跟着的是呼噜呼噜地喘息。他照例不理会我家里人任何形式的招待,要在喘定之后,才说一句不说大家也明白的话:‘是来配点药的。’但他了解我的被监视的处境,总是傍晚才来,早晨就走。每次他走时,我也不敢送几步,只能倚在门框上,强忍眼泪,望着他那瘦小的倾侧着又佝偻着的身子,消失在拐角上……”[13]


这样的慢性病、“富贵病”,当然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我的简史》中,高晓声说:“我本来是有个爱人的,1958年跟着我下乡去,可是她的肺病比我还重,1959年就去世了,我同她都知道她过不了这一关,想不到竟这么快就走了。我买不到营养品供应她,想不出挽留她的办法。我只能痛责自己,如果不当右派,条件好些,她还死不了,现在连好些的衣服都卖了买药,还奈何得了什么呢。”[14]


妻子邹珠萍的死,在高晓声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多篇关于高晓声的文章,都写到了高晓声对亡妻的深沉怀念。



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冯申正在《忆老师高晓声》中说,邹珠萍死后,高晓声保留了她的一缕青丝,还在家中阁楼上摆上她的照片,每逢初一、十五,高晓声都要在照片前供上一炷香,陪她坐一会,说几句悄悄话。高晓声逝世后,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在他随身带着的皮夹里夹着一张邹珠萍的照片[15]。


也是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时的学生刘萃秋在《那个特殊时代的“另类”老师》中说,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时,宿舍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邹珠萍的照片,背面则有高晓声的“蝇头行书”,写的是元好问的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16]


陈其昌在《夜宿高晓声家》中说,曾于1987年11月和1988年1月,两次留宿高晓声在常州的家,而感觉到高晓声家中弥漫着高晓声“对前妻的思念”。在高晓声卧室台板下放着一张邹珠萍小时候的照片,斜放镜框里则嵌着一张邹珠萍二十多岁的照片,高晓声说:“一张是待字闺中,另一张是同他相识相恋。”对此,高晓声的第二任妻子钱女士也能理解、谅解[17]。


陈椿年在《忆记高晓声》中说,八十年代,几次与高晓声把酒相对,听高晓声流泪讲述邹珠萍的事。有一次陈椿年指出高晓声应该写写邹珠萍,而高晓声突然激动起来,“咚”地放下酒杯吼道:“是我不想写她吗?!——我几次动笔,几次都写不下去!心里疼啊!”后来,高晓声终于忍着悲痛,写了实际上是惟一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这是他奉献在邹珠萍灵前的“一座用心血文字垒筑的墓碑。”陈椿年也说,终其一生,高晓声的卧室里始终挂着一帧邹珠萍的照片[18]。


有一点值得一说。高晓声在被遣送回乡的二十多年间,是仍然有工资的。1958年后,高晓声的工资大大降低,但仍然有。      


 第二个时期:1962—1968年


这一时期,高晓声在武进县三河口中学当教师。在《我的简史》里,高晓声说:“1962年初我被派到三河口中学去试教语文,当年秋天改身份为摘帽‘右派’。”[19]在散文《寂寞》里,高晓声一开头就写道:“1962年2月,我被分派到武进县三河口中学去教书,先做代课教师,后来才转正,这样,我从1958年3月启动的‘劳动改造思想’工程暂时收摊。”[20]这让我们知道,1962年2月,也就是春节后,高晓声到了中学当语文老师。刚开始还是“右派”之身,当然只能以“代课教师”的身份站在讲台上。到了这年秋天,高晓声的“右派”帽子便被摘掉了。应该是在“右派”帽子摘掉后不久,便由“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应该说,这样的“幸运”在当年的“右派分子”中,是并不多见。以“右派”之身到学校当杂役工,并不罕见。但以“右派”之身走上讲台,给“无产阶级下一代”、“革命事业接班人”讲课,而且是讲语文课,则是不多见的。1962年秋他便摘掉了“右派”帽子,这在全国范围内也算是很早的。


在《我的简史》里,高晓声说:“我的课上得不差,至少是学生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有些数、理、化老师也有空就兴致勃勃进来占座位,听我讲古汉语课。”[21]这情形不难理解。高晓声成为“右派”前,已是“大作家”,至少是省内著名作家,又在省文联工作。这在当时的人们、尤其是乡间民众的心里,是很能激发些神圣感的。虽然头上有了一顶“右派”帽子,但这帽子并不能尽掩头上原有的光环。这样一个人,现在成了自己的同事,其他老师自然会对他十分感兴趣。


当年三河口中学的学生冯申正在《忆老师高晓声》中写道:“1961年,我在三河口中学高中部读书。1962年,听同学讲,早在50年代初就和叶圣陶儿子叶至诚合作著名锡剧《走上新路》剧本的作家,后来成为‘右派’分子的高晓声要到我们中学当老师。‘作家’,‘右派’,从此在我心中蒙上了一道神秘的面纱,很想快点见到这位老师。”不难想象,在当时三河口中学的老师和学生心中,高晓声都有着神秘感的。冯申正说,高晓声担任的是比他低一年级的语文课,虽然教本班语文的陈楷老师教学水平非常高,“但在我内心总有这样一个念头,不能聆听大作家高老师的讲课总是一种缺憾。”而“这个机会在高三毕业时终于来了。陈老师为了我们在高考中能考好作文,特地请高老师来给我们辅导上写作课,一连上了三课。高老师其实很健谈,讲课时风趣幽默,深厚的生活根基,朴实的农民语言,精湛的演讲才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22]高晓声本不教高三语文,而教高三语文的老师特意请他到自己班上辅导学生写作,这说明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是受到老师和学生的尊重甚至敬仰的。


当时的三河口中学学生刘萃秋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另类”老师》一文中则说:“1964年早春,冰雪初融,柳条泛绿。武进三河口中学开学不久,不修边幅的教务主任王宇云老师匆匆走进高一乙班教室,宣布一条通知:经校行政研究决定,由高晓声老师暂任你班的语文课。全班一片雀跃和惊喜。这可是我们久盼的事!刚录取三河口高中,学长们就自豪地说:‘别小看我们学校,历史悠久,藏龙卧虎。’首先就介绍高晓声,他本是省里的青年作家,写小说,曾与叶圣陶之子叶至诚合撰剧本《走上新路》获大奖,后来被打成‘右派’才下放到我们学校教书的。”高晓声虽然是“右派”,但在三河口中学却是被追捧的人物。刘萃秋还清楚地记得高晓声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源泉》作教材,要求学生作文要写真情实感,不要写假话大话空话。他布置学生以《寒假生活二三事》为题作文,写寒假里的事,也可自拟标题。一周后,作文讲评时,高晓声全文朗诵了一篇优秀作文,而“这是一篇很平实的习作,如果在一般老师手里,最多评中等。但高老师大加赞赏,他说只有这位同学写的是真事,说的是真话!”至于刘萃秋的那篇“自鸣得意”的文章,却遭到了高晓声的批评。高晓声在文章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小镇上有这么高级的文化宫吗?”“年夜饭真有这么丰盛吗?”刘萃秋文章结尾是“丰盛的年夜饭在爆竹声声中开席了,外公回想起旧社会的苦日子,情不自禁地说:喝水不忘掘井人……”高晓声在此处批道:“公式化!”[23]。从刘萃秋的回忆看,此时的高晓声还没有完全失去锐气和书生气。再过些年,高晓声就不会如此了。


这几个当年三河口中学的学生,也回忆了课堂外的高晓声。冯申正在《忆老师高晓声》中写道:

 

一 天,我放学回家,看到一个人坐在北塘河中学桥南的桥墩边,同学说,他就是高晓声。我眼睛一亮,不禁停下脚步仔细观察起来:他坐在一张藤椅上,个子不大,人很瘦,看上去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像个干瘪小老头,两只脚蜷曲着坐在藤椅上还竟宽荡荡的,一只手撑着下颔,一副病态(高老师患肺病日趋严重,动手术切除了一叶肺,抽去了三根肋骨),给人明显的沧桑感,脸上表情深邃凝重,像一尊雕塑,一双眼睛看似半眯,但目光犀利有神,似乎要看透从桥上走过的每一位学生。从此每当上学、放学,我总看到高老师坐在这张藤椅上迎送着同学,有时也看到他坐在北塘河边上的水龙宫旁观察着来来往往上街的人们。高老师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恬静沉默,从没有听到他大声讲过一句话,我想高老师也许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24]




这写了高晓声的形,更写了高晓声的神。此刻,沉默着的高晓声内心正涌动着千言万语。


刘萃秋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另类”老师》一文中还写道:“从此,我们就成了高老师的‘粉丝’,课余时间常到他办公室兼住宿的院子去”;“屋子里零乱地搁着一些书报杂志,桌边的烟缸砌满烟灰和烟头。不过,这时的高老师并不像农民,颇有几分‘小资’,浅灰色的衬衣外面套一件银灰色的羊毛背心,略挺刮的藏青哔叽西装裤。双指夹着支烟,时不时吸一口,吐出袅袅的烟圈,稍有浮肿的双眼透出淡然而深沉的光。”[25]


长久地默默地坐在桥头河边的高晓声,不像一个农民;眼里透出“淡然而深沉的光”的高晓声,不像一个农民。即使是在田间地里与农民一样劳作,即使穿着与农民完全一样,高晓声也不会彻头彻尾地成为农民。即使高晓声要刻意掩盖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知识、思想、文化也会从表情上、眼神中执拗地表现出来。高晓声的评说者、研究者总喜欢说在那二十多年间,高晓声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


在散文《寂寞》中,高晓声诉说了这几年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高晓声用“寂寞”来概括这几年的生命历程。由于高晓声患着开放性肺结核,学校尽量把他与其他老师和学生隔开。他可以在自己宿舍办公,除了每天两节课,可以整天呆在宿舍里,而宿舍“是独门独户的住家房屋格式”,是离开其他老师宿舍很远的几间房,平时极其安静,“经常可以把门一关,冬天可以坐在被窝里办公,热天可以脱得赤条条乘凉”。住在这样的地方,寂寞可想而知。而很快,高晓声明白,自己住的地方原来是土地庙。附近百姓家死了人,仍然送饭到这里,因为人死了,第一站是到这土地庙。土地庙是阳世和阴间的中转站。明白了这一点,高晓声的寂寞里有了更复杂的内容。寂寞中的高晓声异常思念死去的妻子。“传说中的土地公公有一个称作土地婆婆的配偶,这一点我已不够条件。我这个‘公公’已经没有‘婆婆’了。”“婆婆”邹珠萍已于三年前病逝。本来夫妻二人都患肺结核。高晓声的病情甚至并不比妻子轻些。回到家乡后,高晓声每天与农民一起出工,妻子则处于休养状态。却是妻子早早病死了。高晓声认为,正因为妻子有大量时间“焦虑”,所以早早死了,而自己,总是“累得没有时间、没有气力去想”,所以反而活了下来,现在,自己一个人住着一座土地庙,也有许多时间去想了:“等到我住进这曾经是的土地庙,已当了三年多的鳏夫。这时候我有时间和气力思想了,真是痛定思痛,要说在这家破人亡的悲剧中最无辜最受害的人,自然是我那魂归离恨天的妻子了。我真对不起她,我因此非常非常想念她。尽管在这世界上已踏破铁鞋无觅处,总也可以在梦中相会罢!可是夜夜入睡,总无她来,真叫人毫无办法。信不知往何处投,电话不知往何处打。万般无奈,转而又想到了这土地庙,即使它已经过改造,但老百姓既然仍到这里送饭,说明这里仍是阴间的基层组织,除了常驻的土地公公之外,还会经常有种种鬼魂出入,我只有通过他们才有可能找到我的妻子了。可是他们都回避我,明知他们就在我的身边走动,弄得空气都阴森森凉气逼人,我却无法抓住他们,央求他们。我无法生他们的气,找不到谴责的话,因为活着的人都对我无情或难表同情,我又焉能苛求于鬼魂!有时候我很想刺痛他们惹他们动怒,使他们不但想整死我并且要株连我的家族;那他们就会不惜工本下死功夫把我的亡妻找来,我们或可以在刑场上见最后一面。但我又不知道他们的痛处在哪,也就无从下手。”


妻子死时,高晓声当然是极其悲痛的。但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应付,因为每天忙累得没有片刻闲暇半分闲心,也就不容他细细品味这悲痛。但悲痛却一直积蓄着。现在,有了闲暇闲心,悲痛便决堤的洪水般奔涌而出。《寂寞》继续写道:

 

希望发生的事情终不能发生,我无可奈何地过着寂寞的生活。我真害怕,害怕我的情感会变成冰块。我需要爱人,需要人爱。荒诞的是我竟不敢在人间寻觅,而只寄希望于鬼蜮。深夜读书批卷,偶尔想起蒲松龄的聊斋故事,真盼出现一些聪狐黠鬼,与我作伴,却也影踪全无。寂寞一如以往,愈久愈深,在愈深的寂寞里,感到了宇宙的无边,地球的孤单。于是听到了灰尘飞舞的呼呼声,羽毛落地的霹雳声……我竟变得超乎寻常地敏感。我并不贪嘴,但是我非常饥渴……[26]

 

读了高晓声对自己精神状态的回忆,我们就更好地理解了冯申正文章中所描绘的那个长久长久地坐在桥头河边的高晓声。在白天,寂寞的高晓声可以搬把藤椅,坐在桥头河边。到夜晚,就只能盼望着有狐鬼出现了。


这期间,高晓声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做了病肺切除手术。高晓声散文《刃的怀念》中说:“抽去四根肋骨,切掉一叶肺”[27]。散文《“刃的怀念”补余》[28],也对此事做了记述。高晓声1950年即患肺结核,一直靠药物维持着,到1965年已经十五年了。内科医生早就建议通过外科手术解决问题,但高晓声总不相信手术能把这病根除。到了1965年,“空气中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蠢笨如我,也预感到人间又将大开杀戒,我这个摘帽右派,似难过关”。如若带病工作,可能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反得命都不要”[29],反而成为新的罪状,于是,高晓声决心去开刀,借助手术刀,躲过政治上的风刀霜剑。这是高晓声在《刃的怀念》中说明的在1965年做手术的原因。但手术效果出乎高晓声意料地好,折磨了他十五年的肺结核彻底根除。


应该特别叙说的,是高晓声这期间的文学生活。


如果说在此前几年间,高晓声已经停止了文学生活,那么,在进入三河口中学任教后,文学生活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


高晓声在三河口中学教的是语文,要经常给学生讲解作文之道。语文老师的备课和教学生活,本身便是一种文学生活。从当时学生的回忆可知,高晓声还在教科书以外,以《人民文学》这类刊物上的作品为范文,向学生传授写作真谛。所以,作为一个中学语文老师,高晓声每天都以备课和讲课的方式过着一种文学生活。


高晓声在这期间,是有条件经常性地阅读文学作品的。高晓声在《寂寞》里说,三河口中学在一块突出河边的土地“建有一座三间两厢的平房,像条兔子尾巴一样装在南岸校舍的屁股上。这里就是学校的图书馆。靠东一间连同东厢房是藏书室,可以关锁,其余两间是阅览室。”可见,学校有图书馆、阅览室。而冯申正在《忆老师高晓声》中说:“高晓声老师曾当过三河口中学的图书管理员。我在梧岗大队蹲点时,听说他还管着图书室的钥匙,就悄悄地向他借书,他每次偷偷拿十几本图书给我看,从外国名著、国内名著到反特、战争小说,这一年是我一生中看书最多、最过瘾的日子。”这让我们知道,三河口中学图书馆的藏书,还不算很寒碜。而高晓声一个人住在偏僻之处,有大把的时间,自己又管着图书馆的钥匙,阅读是很方便的。


这期间,高晓声写作的欲望又抬起头来。高晓声表弟杨显祖在《我的表兄高晓声》中说:“他在三河口中学时,我曾去看望过他。在交谈中知道他立志要当农民作家。在这段时间里留给我的印象是:生活上极其穷困潦倒,但没有气馁,更没有一蹶不振;他恨透了把他打成‘右派’的人,把一腔怨气发泄在写作上,变成一股动力,立志要写农民,当一名农民作家。而且此刻他已在脑海里积累了相当多的素材,成竹在胸,蓄势待发。”[30]高晓声不仅有着创作的欲望,还有创作的实践。高晓声在1987年第一期《人物》杂志上发表了《正邪冰炭二十年——纪念先辈吴天石》,怀念“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吴天石是高晓声刚参加工作时的老领导,而在这几年,还主动与高晓声联系,希望高晓声给他写信:“有了这些原因,我才把自己写的一部十多万字的小说寄给他看,一是听意见,二是直截了当提出问题:我现在能不能发表小说?不久他就回了信,说依他个人的看法,认为我完全可以发表小说。并且粗粗看过我的作品,认为可以,已经转交给一个出版社了。”[31]这部十多万字的小说,应该算是一部中篇或小长篇,出版社迟迟没有回音,而政治形势日趋恶化,高晓声担心小说会惹祸,请人索回了。


章品镇发表于《人物》1981年第一期的《关于高晓声》,则更早地透露了高晓声这期间的写作信息:“记得是在1962年,得知他回到常州乡下老家,‘右派’帽子也已摘掉。1963年初终于收到他的信,还有三四个短篇小说。读过以后觉得他待在乡下,不知外面又已经是‘江湖多风波’的时势,真是有点盲人瞎马。有些话不便说,便婉言劝他多想想不忙动笔。之后,他托人将写好的一个中篇转去上海,也没有能发出。听说这个中篇和那几个短篇,在后来的大风暴中都被毁掉了。”[32]


可见,这期间,高晓声写了不少东西。过去的研究者,总喜欢说高晓声成为“右派”后,二十多年前便与文学完全绝缘了,这也实在是很大的误解。

 第三个时期:1968—1970年

应该说明一下这些年高晓声的工资情况。关于此事,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章品镇在《关于高晓声》中说高晓声再婚之后,“生活的担子,更沉重地压到高晓声的肩上了。父母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三个孩子还小不能劳动,老婆的身体也不好,只是半个劳动力。一家七口主要靠他的三十六元四角的工资是不能度命的。”[33]高晓声堂弟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的《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中,也说高晓声再婚后,一家七口生活十分窘迫:“那时他个人工薪只有三十多元,香烟也只能抽一毛钱一包的。”[34]而高晓声在《刃的怀念》中说,1965年到苏州做肺部手术,需要住在旅馆等床位,而找到的旅馆,一个单人间,每天需九角钱,高晓声还能应付,因为“我的工资,已因当过右派降到44.5元,折算起来,还值四十五天房金。”[35]这几种说法,哪个是真实的呢?我的看法是,高晓声刚成为“右派”时,工资降到了三十六元四角,而“右派”帽子摘掉、转为正式教师后,又上升到四十四元五角。所以,高晓声再婚后工资是四十四元五角。章品镇和高明声不知后来工资调整之事,所以有三十多元的说法。


这一时期,高晓声又离开讲台,到武进县三河口公社梧岗大队劳动改造。不过,不是他一个去,也仍然保留着教师身份。在《我的简史》中,高晓声说:“1965年病重,在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切除右上肺一叶,出院就幸会‘文化大革命’了。学校里有人立场不稳,叫我不要到学校去,把病假续下去,病假过了六个月,就算长假,不用再有医生证明了。如此躲到1968年春天,学校里夺权夺得热火朝天,有一派想从我身上找点整另一派的黑材料,派人把我找到学校,宣布对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挨斗、挨打、挂牌游街……一行例行公事都坐享其成。1968年冬到1970年元旦,一直押在三河口梧岗五队劳改。”抄完这段话,应该对前面的叙述做一点修正和补充。1962—1968年这六年间,高晓声真正在讲台上任教的时间是1962—1965年,1965年在苏州做过病肺切除手术后,便在家休病假,当然,仍然有着三河口中学教师的身份,也仍然有每月四十四元五角的工资。


高晓声堪称心灵手巧。农村里各种农活都干得好且不说,捕鱼捞虾更是行家里手。这还不算,木匠、瓦匠、竹匠等各种乡村匠人的手艺,高晓声也能做得很专业。在散文《竹园梦》中,高晓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开过胸科手术刚出院,怕挨斗,躲在家里同七八个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学做竹匠,很有成绩。我的两只手,像裏了铁皮一样生满了老茧,随便哪儿碰在刀口上都不会见红。后来学校里的小将们斗法,胜负难分,忽然想起了我,认定我在这狂飙的时代决不会安分守己,非提我上学校审查不可。同时也认为多多少少可以在我身上挖出些炮弹来攻击对方,于是我被揪进挨斗现场,被责令交代武斗里的所作所为,我支吾着编不出来,身不由己捏紧了两只拳头,怕他们看见我的手,那就等于抓住我的资本主义尾巴了。谁知这一着引起了好些人的怀疑,有几个人疾步走上来掰开一看,兴奋地大叫道:你们看,他还说没有参加武斗呢!这一叫吓得我自己也觉得不得了,期期艾艾地说,这是一天到夜握了竹刀……”[36]老来做不动别的,就做小竹篮卖钱度日的想法,正萌生于手术后在家养病时。但做小篮子卖钱,那小篮子便不是普通的竹器,而是“资本主义尾巴”,所以高晓声要极力掩饰。


冯申正在《忆老师高晓声》中叙及了高晓声到梧岗大队劳改事:

 

“文革”中,高晓声老师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又经受了冲击和审查。那年秋种农忙时,学校决定让一些有所谓“政历问题”的教师下乡劳动改造。当时我担任三河口公社分管教育的党委副书记,就顺水推舟把高晓声等八位教师带到我蹲点的梧岗大队,把他们安排在姚家头第五生产队,我交待老队长姚培夫:“这些都是教过我书的老师,他们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安排生活(劳动)只能力所能及。”


高老师他们住的是一户房主不在家的平房,虽有灶而年久不用,老师们自开伙仓,高晓声就自告奋勇修复灶头。平常农家的灶头灶膛大,锅子离火远,火力散,浪费大,他就在灶底加一个通风炉膛,灶膛面积很小,离锅底近,烧火时火力集中,要比普通灶省柴一半多。他自制的煤球炉也与众不同,特别省煤。[37]

 

冯申正说,姚家头村是一个很大的自然村,有三个生产队,队里的“社员”不少人是高晓声这拨人教过的学生。高晓声能把传统的灶头改造得很省柴,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了不得的事。因为那时的农村,是既缺粮也少柴的。于是家家都请高晓声去改灶。当然不能付报酬。高晓声也绝不敢收报酬。但农民们也不能让高晓声白白付出智慧和体力,灶改好,总要留高晓声吃顿饭。甚至“直到现在,姚家头年岁大的农民还念念不忘高晓声改灶的事情”。


冯申正说的在姚家头村改灶,应该改的是柴灶。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的《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里,则说高晓声替别人改煤球灶。高明声说,当时农村燃料十分紧张,农民普遍以煤球炉灶烧菜煮饭。农民原先用的炉子生火难、火力慢,高晓声通过研究,发明了一种生火容易、火力快、能省煤的炉子。于是,梧岗村家家请高晓声去改造煤球灶,“几乎全村老百姓都使用了高晓声煤球灶,所以三年后他离开该村重返中学去时,广大村民舍不得让他走”。[38]


高晓声在散文《土结疙瘩》中,也说自己发明的是煤球灶。“土结”是常州一带的土话。把烂泥踏得烂熟,加入一定比例的麦芒、稻壳或者碎稻草,然后灌进木制的模具,做成泥块。晒干后就成了土结。土结可以做建筑材料,特别是砌灶的好材料。高晓声说,1960年,“大跃进的高潮已退,尾声一派萧寂”。农民想养鸡都买不到种,他便自告奋勇替生产队建孵房。依常理,孵房里至少要有一只衣橱大小的保温箱。保温箱通常用一寸多厚的杉木板做壁,才能既不变形又能保温。但经过了大跃进,生产队“这点木材死了人也拿不出来”。无奈之下,高晓声想到了土结。他用土结砌保温箱箱壁,“结果奇好,温度达到标准以后,即使短时间不加热,也始终保持在允许浮动的范围之内”。原来土结的保温性能比杉木板好。此事让高晓声对土结另眼相看。那时农民不但只能烧煤,而且只能烧黑市煤。为了让炉子能省煤,高晓声模仿煤油灯罩的样子制作煤炉的炉心,以便让煤球完全燃烧。而这炉心就是用土结做成。高晓声将六块土结雕刻后做成一个炉心。他说:

 

1968年到1970年间武进县三河口中学有一批教师受害,被揪出来押在附近梧岗大队第五生产队劳动。其中有我,并且当“火头军”。我就砌了那么一具灶。通常五六个人用餐,夏天每天烧煤三斤左右,冬天不到五斤。社员看到了,几乎家家央我替他们砌煤灶。我自然尽力而为。一天砌一具,挺轻松。主人高兴,都请我吃酒,但是关了大门,生怕被人晓得。我吃得很实惠,但是“不”光彩。


我一直觉得有趣,试想那大门究竟把谁关在外面了呢?[39]

 

在《我的简史》中,高晓声也说:

       

1968年冬到1970年元旦,一直押在三河口梧岗五队劳改。我有一手砌经济煤球灶的本领,为各户社员服务,能省煤不少,社员高兴,家家请我吃酒,只是有我的身份,所以那酒都是关了大门吃的,我一面开怀痛饮,一面看着那闩门,细想究竟是谁被关在群众的门外了?自有一种感悟。[40]

第四个时期:1970—1972年

 这一时期,高晓声从梧岗村回到了三河口中学,仍然有着教师身份,但不能从事教学工作,只能在学校做杂役。这几年,高晓声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第二次结婚。


在《我的简史》里,高晓声说:“1970年回校也不让上课,还没有定性呢!我就在校做杂工,大约一年后,当地修建站忽然奇怪学校一直没有请过瓦木工,查问是怎么回事,才知道全由我包了。”又说:“做杂工期间,有空就去学校和公社合办的农用微生物厂去帮忙,帮着帮着我就学得挺地道”[41]。


在散文《吹菌记》里,高晓声也说:“1970年春天,我奉命从劳改所在地回到原先任教的三河口中学,不让我上课,叫我同几位还未定性的人在一起干杂活,继续批斗,等待量刑。”而心灵手巧的高晓声则把学校的木工瓦工一类活计全做了,并且毫不觉得费力。高晓声在《吹菌记》中回忆此事时,还十分自豪:“我这才崭露头角。我不想吹牛,我的身体不健。平常时候,谁都能一眼看出来,决不是装腔;但是,一旦工具在手,就会变得活泼生动。所以,光是学校那么点瓦木工活,实在不算什么。本来,‘行有余力,则以学问’;但这种教诲已随着孔老二一起打倒,我也不想花时间去捧那劳什子的书本。”[42]。所谓“崭露头角”,就是擅长瓦木工一类活计为人所知。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语文老师,却把乡村匠人的各种技艺做得颇为地道,实在让人称奇。通常,一个人要学会一门可以糊口的手艺,需要拜师,跟着师傅至少学三年;三年满师后,还要跟着师傅做几年,才能独立接活。高晓声并未拜师学过任何一门手艺,却能样样手艺拿起来就能干,干起来就很专业,只能说脖子上的那脑袋,实在非同一般。


到三河口中学代课、“右派”帽子摘掉、转为正式教师,这使得高晓声的作家意识苏醒。说得世俗些,又有了以文学创作获取名利的愿望,甚至还很强烈,所以这几年间,高晓声写了不少小说,要写东西,自然会读书,何况又管着学校图书馆的钥匙。所以,这几年,高晓声也一定读了些书的,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被讯问、揪斗,下乡劳改,这才使得高晓声彻底放弃了继续写作的念头,也干脆连书都不愿碰了。





当在田间地头终日劳累着时,脑袋虽聪明但也无由运转。在脱离了体力劳动而写作的愿望还存在着时,可以用读书、思考、写作来消耗聪明才智。但现在,应付学校里的那点杂活实在是小菜一碟,还有大把时间闲着,又绝不愿再沾读书写作的边,脑袋像石磨一般急速转动着,必须给它喂上可供研磨的材料,任它空转会自我毁灭。


于是,高晓声打起了“细菌农药厂”的主意。


“文化大革命”中涌现了许多“新生事物”。这“细菌农药厂”也是“新生事物”之一。高晓声在《吹菌记》中回忆说,当时上面有文件,要求每个公社都办这细菌农药厂,并且明确要求当地中学派一名化学教师协助公社办厂。三河口公社就干脆把这细菌农药厂办在了三河口中学里,指派一名复员军人小朱来校负责。学校里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老朱,因为政治问题而成了与高晓声一样的人,尚未“解放”,此时便被派到细菌农药厂,与小朱合作,这样就算是公社和学校合办了。高晓声的脑袋急需用武之地,因此对这细菌农药厂产生强烈兴趣,而老朱因为曾与高晓声一起劳动改造,两人产生了“阶级感情”,高晓声往细菌农药厂跑,老朱不会介意。高晓声在细菌农药厂义务劳动,贡献良多。但是高晓声毕竟是语文教师。细菌厂增加人员时,学校派了也是“五类分子”的化学教师老杨,高晓声仍然只能义务劳动。同高晓声一样,老杨也“盼大赦如久旱之望云霓”,所以干活十分卖力、谨慎。那时细菌厂主要生产920激素,忽然出了问题:老杨连续做一级试管菌种培养都失败,耽误了一个多月时间。以老杨的政治身份,这事足以令他寝食难安、心惊胆战了。做第七次的时候,老杨畏惧了。万一再失败而被人说成蓄意破坏生产,那就糟糕了。高晓声看出了老杨的胆怯,便主动请求代为做这第七次。老杨以为高晓声居心不良,便语含讥讽地说:“唷,我做不出,你倒能做!”这让高晓声很伤心。高晓声的本意是,如果自己做成了,便帮老杨解决了难题;如果自己也做不成,那说明此事确实客观上有困难,并非老杨蓄意搞破坏,也等于帮老杨解脱了。高晓声来做,成也好,败也好,都有价值。从这里也可看出高晓声确实聪明过人、善于盘算。高晓声把自己的想法向老杨说明,老杨很感动,同意让高晓声做。本来高晓声也并无把握。但一接手,马上发现了问题所在。他从水缸舀了勺水倒进铝锅准备做琼脂培养基,却发现水异常洁净,心里便一动,问水是从哪里来的,老杨说:“井水。”说得很随意,但老杨毕竟是学化学的,话一出口,便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明白了。920菌种繁殖需要的PH值是6.5—7,中性偏酸,而井水必定是偏碱的,一测,果然是7.5—8。高晓声说:“这是一个最最普通的常识问题,毛病不应该出在这里,但一旦出在这里了,偏又是最难查出来的,因为人们的想法总认为毛病该出在难处而不在易处,在深处而不在浅处,这就是老杨所以六次失败不知所由的缘故。这一次发现了,改正过来,自然不费吹灰之力,生产便正常运转下去。”[43]


但此事让高晓声被视作生产菌株的专家。但也没有“下海”,仍旧在细菌厂客串。到了1971年,因为“深挖5·16”,捉来的“阴谋集团”分子太多,便停了细菌厂,将厂房当作了牢房。那时候,“生产”总是要为“革命”让路的。到了1972年,高晓声才正式进入细菌厂,这是后话。现在交待高晓声第二次结婚的事。


潘英达在《我认识的高晓声》中说,“文革”期间,有一次高晓声来他家,不动声色地说:“我要准备结婚。”潘英达强烈反对,认为以高晓声的政治、经济和身体条件,结婚是极不明智的,高晓声却被激怒了:“你不知道,父亲六七十岁,母亲是后娘。谁来过问我的寒暖饥饱?谁来关心我的疾苦病痛?我管了锅里还要顾灶里,做了田里还要做家里;我衣服破了没人补,袜子脏了没人洗啊……你倒有一个家!”[44]


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的《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中说:“我堂兄高晓声的第二次婚姻大约是1972年,他已经四十四岁了,经他的继母介绍的,继母娘家的亲戚,常州本地魏村孝都人,是一位年轻寡妇,叫钱素贞。她与高晓声继母是姨母关系,所以娶她为媳比较好办一些。但她与前夫已有三个女儿,考虑再三,父亲年迈,母亲又早逝,而个人政治上打压成‘右派’分子,加上自己年龄已大,几经撮合就结婚了。婚后不久,由于生活困难逼迫,只能将带来的三个女儿中的二女儿送给人家了。结婚不到一年,总算生养了一个儿子,欢天喜地,谢天谢地,有儿子了,后继有人了。当时他很有意思的为儿子起了名叫高其格,用心良苦。”[45]


1991年,高晓声向钱素贞提出离婚,钱素贞不同意,高晓声便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在起诉书中,高晓声说:“婚姻没有建立在彼此相爱的基础上。我因长期受冤,非常孤独。在‘文革’初期又受凌辱,很失望、消沉,只希望能有个孩子,才在1972年春节经人介绍同钱素贞结婚。钱素贞71年丧夫,带着三个女孩无法过日子,才同我结婚,条件就是要我负担和抚养孩子。”从这里可知,高晓声再婚是1972年春节期间。而高晓声再婚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有个自己的孩子。至于为什么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养儿防老,二是传宗接代。在起诉书中,高晓声又说:“婚后钱素贞生了一个男孩,我也负责抚养了她带来的三个女孩(其中老二来得较晚),日子过得也还平安。当时生活困难,两个人的精力都耗费在柴、米、油、盐……方面,掩盖了素质上的差异和感情上的别扭。”[46]钱素贞三个女儿中的老二,应该是与高晓声结婚前就送给别人了,后来在别人家生活得不好,才又回到母亲身边,所以高晓声说“来得较晚”。


高晓声此时身份是三河口中学教师,月薪四十四元五角。再婚前,家中是父亲、继母和自己三口人。在那个年代的乡村,四十多元支撑三口之家,是并不特别艰难的。但再婚后,三口之家就变成八口之家了,当然就艰难了许多。好多篇文章都说到了高晓声再婚后经济上的窘迫。四个孩子、两个老人,当时在农村,这样的家庭必定是极其缺粮的。高明声口述的《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中说,高晓声的家庭,算超支户,也叫困难户,也就是高晓声小说《“漏斗户”主》中所谓的“漏斗户”。高明声说:“每到夏秋二季分配,有劳动力和养猪肥料投入多的人家都是分粮分钱忙,而他家就只能借钱借粮发愁了。”因为没有工分,到年底总是连基本口粮都拿不到,有时只能靠亲族们帮助,才能得到一点下锅的米。“平时他家吃的东西,一日三餐不是元麦糊粥,就是菜糊粥、红薯、葫萝卜、元麦粉等杂粮当主粮,其难得吃顿饭还是菜饭多,很少吃到白米饭。”[47]


高晓声表弟杨显祖在《我的表兄高晓声》中透露了几件令人感叹的事。杨显祖说:“为了便于理解他当年所处的困境,举个例子来说,先从我二姐说起。我二姐家在三河口鸣墱上,离晓声家董墅约五六里远。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我二姐夫身体比较虚弱,在一次罱河泥时,不慎滑了一跤,跌成颈椎骨折,当场死亡,遗下我二姐带着四个孩子艰难度日。看看孩子们逐渐长大,原有的祖传旧屋容纳不下了,亲友们又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帮助翻造新屋。晓声闻讯后,还来向我二姐讨要一些石灰回去应急。我二姐面情难却,满口答应,晓声便用小船划了一船回去。想必是遇上了屋漏墙塌之类难题了。只有亲历过穷日子的人才会深深体会到穷的无奈。我二姐从不声张,直到若干年后,我们才听说此事,不胜唏嘘。”这事儿应该发生在高晓声再婚后。杨显祖还说:“有人说高晓声把厅堂内桁条拆下来去卖,确有其事。不过不是直接出卖桁条,桁条作为原料不值钱。而是把它加工成桌子板凳再出售。说明他是费了一番功夫。”[48]


这几件事,说明高晓声在那些年里经济上真是窘迫到极点,常常有走投无路之感。还有其他几人也说过高晓声拆下桁条打成家具出卖之事。冯申正在《忆老师高晓声》中说:“高晓声一家六口(引按:这是指刚再婚时的人口,其时钱素贞的二女儿尚未过来,儿子也未降生),靠他降级后每月44.5元的工资收入根本不能养家糊口,家中好卖的东西都变卖了还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只好想尽一切办法来疗饥驱饿,什么箱柜、大柜、五斗橱、梳妆台、太师椅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养家,最后把两间房子的前后沿桁条拿下来打成家具变卖,高晓声因肺病动过大手术,重活不能做,便捉鱼捞虾、做竹篮、扎扫帚、养肉猪。想不到当年的大作家带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拖着病体竟生活在最底层。连他自己都讲‘穷得连破鞋都要捡了’。”[49]


高明声口述的《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把此事说得更具体。在高晓声被逼得无法可想时,“他找我商量,拿出一个‘急’办法,于是将现有老房子上的好木料、好木板全部拆下来,换上廉价的水泥制品和市场上旧棺材木料,把好木料都换下来,请木匠师傅制造了新的家具,以‘偷梁换柱’的办法,总算搞到了一笔收入,解决了当年上交口粮款的困难。现在回想起这件事,高晓声确实是一个聪明的人,真有才能。他很了解当时社会现状和群众的经济需求,因为那时木材很紧张,都是供销社的计划物资,所以市场上很难买到家具,他这一招,脑筋够用,生财有道,我很佩服。”[50]


高晓声家只有妻子算半个劳动力,挣得的工分当然很少,要从生产队分粮,就要交口粮款。有一年,实在拿不出钱,而口粮是非买不可的,高晓声才把主意打到房顶上。当时水泥制品的建房材料开始流行,比木材便宜得多。用水泥制品换房顶的木材,再把木材打成家具出卖,赚的是水泥与木头的差价。不是被逼入绝境,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但是,也只有高晓声这样的人在绝境中能想出这样的办法。应该说,在那些年,为求生,高晓声把他的聪明发挥到了极致。


与钱素贞结婚,让高晓声陷入十分穷窘的境地。但是,高晓声也得到了他希望得到的东西。潘英达在《我认识的高晓声》中说:“人家结婚是为了幸福,可老高却只是为了创造做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他生活在农民中间,由于结婚而组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事实证明,婚后不仅有了基本生存条件,他干枯的精神,也得到了爱人钱素贞的爱的滋润。”[51]


章品镇在《关于高晓声》中则有这样的说法:

 

高晓声能从这危机四伏、变幻莫测的十多年中活过来,不全是粮食之功。他还仰仗了乡亲、朋友们的友情,特别是来自妻子的爱情的雨露,滋润了他的那颗接近枯焦的心灵。钱素贞给他带来了四张吃饭的嘴,也助长了他求生的意志。有了儿子,儿子更是无罪的。不能让他像自己一样在凄风苦雨中萎谢。钱素贞第一次来南京住在叶至诚家里。方之一见,双脚立正,深深地鞠了一躬。方之以他本色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感谢之情。老高从北京领奖回来。沈(引按:沈即章品镇妻子,他们夫妇和高晓声是年轻时代的同事朋友)同钱素贞说笑话:“‘落难公子’中状元哉,你也苦出了头。好心有好报啊!”钱笑得嘴也合不拢来。‘贫贱夫妻百事哀’,她陪伴着高晓声度过的日子,是极为艰苦的。如今大家的高兴也不仅因为高晓声一人一家的“否极泰来”[52]。

 

章品镇这篇《关于高晓声》,写于1980年9月。      

  第五个时期:1972—1979年

在《我的简史》里,高晓声说:

 

从1972年起公社就向学校把我借出来专搞菌肥厂,搞得很红火,一直是先进厂。《新华日报》二版头条登过一篇大文章“学习辩证法,菌肥大增产”,就是表扬敝厂的。那时候许世友要搞多穗高粱,还派人员来取制肥经验,武进县搞这一行的,包括农技员在内,人人都知道高晓声,比我后来当作家的名气大得多[53]。

 

在散文《吹菌记》中,高晓声也说,1972年,县委认为他们蹲点的所在地三河口乡应该办一个菌肥厂,派了区里的农技员小杨负责,有七八个高初中毕业生当助手。这群人忙乱了一阵,搞不出名堂,便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这时,便有人指点杨技术员,必须请出高晓声才能把菌肥厂办好。小杨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当然极愿意有人接过这棘手的差事,便立即通过组织,把高晓声借调去了。小杨也知道,高晓声这样的政治上的贱民,对待组织上交待的事是不敢有半点马虎的。所以,高晓声过去不久,杨技术员就把生产方面的担子全掼到高晓声肩上。一直到1979年春天离开家乡重返南京,高晓声都是菌肥厂生产方面的实际主持人。


高晓声的聪明才智,在菌肥厂又一次得到尽情发挥。那时乡间办厂,条件十分简陋,资金极其短缺。但高晓声硬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创造了堪称辉煌的业绩。散文《吹菌记》就是专门叙说办菌肥厂的经历,语气间充满了自豪:

 

说良心话办这样的工厂不容易,样样都要公家拿钱出来。公家又穷,能有几个钱买设备呢!连工作人员的工资也要配合着低薪养廉的思想教育才发得无愧,我自然是不能伸手要钱或矛盾上交的,我只能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奇迹出现了,我的工厂在半年之内芝麻开花节节高,产品和质量在全县夺魁,工厂和敝人同时当当地响起来。1973年元旦前后《新华日报》二版头条“学习辩证法,菌肥大增产”那条新闻,报道的就是敝人的业绩,可叹那时候我的名字写进文章还得像写皇上那样避讳,否则我早就成了“知名”人士,可以当头衔印上名片了。不管怎么说,事情是我干的,我还是第一次尝到让别人写我的甜头,那色香的确美得没法说,至今回味无穷……


“我的工厂”这样的表达,或许是无心的。但唯其如此,才让人知道那份自豪一直深藏在高晓声心里。一个“右派分子”,一个政治上的贱民,一个长期任人欺侮凌辱的人,居然创造了广受称道的业绩,居然被省委机关报长篇报道,这的确是高晓声受难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事情。省委机关报当然不可能点名表扬一个“摘帽右派”,但当地官民都知道表扬的是高晓声,这对于高晓声来说就足够了。


高晓声又说:

 

我的业绩的确当得起人们的称赞。在那几年里,菌肥战线上主要的产品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推荐给全国农村的新品种,号称5406。我真正绞尽脑汁,吃尽苦头,利用令人啼笑皆非的设备,为这一菌株大面积繁殖创造了一套新的生产工艺,上进到一个新的台阶。我不便详述我的一切成就。我知道谦虚是一种美德。我知道替自己脸上涂金犯忌。但为了说明问题又不得不略举一二。读者完全可以把这些成绩归功于领导。没有领导我也的确干不出来。

 

虽然“我知道谦虚是一种美德”,但“我的业绩的确当得起人们的称赞”,却实在不能说是谦虚的表现。高晓声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高晓声通过反复试验,测定每一百斤松散的干土,如果要提高一个PH值,只需加入二两石灰粉拌和就可以了。这个发现乍一看不算回事,其实非常有实用价值。制作5406菌肥,每亩需要三百至五百斤泥土做培养基的主要材料,都要调整它的PH值到8,而“没有我的经验,就不知道究竟该加多少石灰粉,往往左调右调,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用了我的经验,一次就调整正确了。”


另一个是当时菌肥厂必须向农村大量供应堆制菌肥的5406菌种,每一百斤泥土制菌肥就要供应二大瓶(每瓶约一斤)菌种,而起先根本无法做到。后来,高晓声改变了培养基的配方,培养出来的菌种,单位含菌量成百上千倍地提高。另外,菌株的体积是十分微小的,一粒只有芥菜籽般大小,菌量却成万上亿,如果任它成球结块使用,那么,裹在球块内部的菌株就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表层菌株,绝大部分菌株都浪费掉了。为改变这种状况,高晓声设法把菌种研成粉末。虽然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还做不到让每一株菌种都发挥作用,但每一百斤泥土培养需要的菌种,已经能够十分确定地从原来的二斤降到十克了。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改进。这样一来,无论需要多少菌种,都能保证供应。而菌肥厂的劳动强度也大幅度降低,工时大量节省。也就有了充分的时间去发展食用菌生产,以弥补菌肥厂因无偿或低价供应5406菌种造成的亏损。


这两个例子,都是以微小的改进产生了神奇效果,一如先前发现问题出现在“井水”上一般。高晓声说:“说起来我的改进很简单,但效果很神,听起来非常非常荒唐,其实非常非常辉煌。”[54]似乎可以说,高晓声创造的辉煌业绩,并非是别人“做”不到的,而是别人“想”不到的。能够在别人忽视的地方发现问题,的确是高晓声的过人之处。在那个年代,受穷的人很多,但能够想到把房顶的木材换成水泥制品,再把换下来的木材打成家具出售,恐怕只有高晓声了。这与在菌肥生产中的成就一样,体现的都是一种高晓声式的智慧。


高晓声的回忆让我们想到的是,在1972年以后的那些年里,经济上高晓声一直窘迫着,但政治上算是生活在一种顺境里。在那个年代,工厂效益再好,也与个人的经济收入不挂钩,所以高晓声仍然是拿着那份四十四元五角的工资。但既然在菌肥生产上创造了令省委机关报表扬的辉煌,既然已经“当当响”,政治上应该不会再受到严酷的歧视、迫害了。


虽然在菌肥厂上班,但高晓声的身份仍是三河口中学的教师。高明声说,1973至1974年,高晓声在忙于菌肥厂工作的同时,还在学校教了二年高中农知课[55]。所谓“农知课”,就是农业知识课吧。


高晓声又一次拿起小说创作的笔,是1978年下半年。石湾在《穷兄弟眼中的高晓声》一文中说,《“漏斗户”主》是高晓声在“四人帮”垮台之后,预感到自己即将重返文坛,最早写成的一个短篇小说。高晓声想要写作了却没有稿纸,便到采石厂找友人丁保林要稿纸。丁保林也没有稿纸,便将一叠采石厂开发票用的旧三联单给了高晓声。《“漏斗户”主》便诞生在这三联单上[56]。陈椿年在《忆记高晓声》中说:“1979年,全中国都洋溢着万物复苏、百废待兴、‘待从头收拾旧河山’的中兴气象。虽然还有‘乍暖还寒’的风风雨雨,但大局已定,大势已明,而我们这些幸存者更有一种义无反顾、蓄势待发的迫切心情。方之当时似乎在南京市文学界担任了领导职务,顾尔镡和叶至诚已出任《雨花》的正、副主编,高晓声也已在《钟山》上发表了《“漏斗户”主》,在《雨花》上发表了《李顺大造屋》,他们都已在文学界复出了。”而陈椿年还是西宁某劳改工厂的“就业职工”。1979年陈椿年请了一星期假到南京,见到了高晓声。高晓声陪同陈椿年到了方之住处。方之鼓励陈椿年回到西宁后什么事也别管,好好写东西。陈椿年说:“二十几年不动笔了,这支笔都锈了。”高晓声便说:“怕什么?!我告诉你:去年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也是下笔难,很涩,有些字也不记得该怎么写了,旁边得放一本《新华字典》。”陈椿年写道:“他又说,从1978年的秋冬起,他就知道自己早晚将要重返文学岗位了,便称病在家,躲在阁楼上埋头写作,就连吃饭也由老婆孩子给他送上去,一口气写了七八个短篇,如今都已略加修改就寄往北京、上海各地的文学刊物去了。我当时想:这个高晓声,他还是那样有爆发力啊!”[57]


1958年3月10日,高晓声被押送回原籍劳动改造。1979年3月23日,高晓声回到南京。在家乡共生活了二十一年零十三天。离开南京时是早晨。回到南京时也是早晨。


                                        2018年1月13日    

 

 注释】                                                              


[1]《华中新专、苏南新专校史简述》,吴镕主编,《五十年情缘》,无锡市太宫印刷厂印制,苏出准印JSE—000725。

[2]《高晓声生平》,高晓声文学研究会编,《高晓声研究•生平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3]高晓声:《三上南京》,原见于《情系金陵》,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收入《高晓声自述》,李怀中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4]钱中文:《忆高晓声》,原载《钟山》1999年第6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5]陆文夫:《又送高晓声》,原载《收获》1999年第5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6]陈椿年:《忆记高晓声》,原载《钟山》1999年第6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7]《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载《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8]陆文夫:《又送高晓声》,原载《收获》1999年第5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9]高晓声:《刃的怀念》,原载《苏州杂志》1990年第1期,收入《高晓声自述》。

[10]《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载《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11]《我的简史》,吴镕主编,《五十年情缘》,无锡市太宫印刷厂印制,苏出准印JSE—000725。

[12]高晓声:《刃的怀念》,原载《苏州杂志》1990年第1期,收入《高晓声自述》。

[13]潘英达:《我认识的高晓声》,原载《小说林》1982年第10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14]高晓声:《我的简史》,吴镕主编,《五十年情缘》,无锡市太宫印刷厂印制,苏出准印JSE—000725。

[15]冯申正:《忆老师高晓声》,原载《武进日报》2007年1月22日,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16]刘萃秋:《那个特殊年代的“另类”老师》,原载《常州日报》2013年10月19日,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17]陈其昌:《夜宿高晓声家》,原载《雨花》2002年第2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18]陈椿年:《忆记高晓声》,原载《钟山》1999年第6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19]高晓声:《我的简史》,吴镕主编,《五十年情缘》,无锡市太宫印刷厂印制,苏出准印JSE—000725。

[20]高晓声:《寂寞》,原载《广州文艺》1991年第5期,收入《高晓声自述》,李怀中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21]高晓声:《我的简史》,吴镕主编,《五十年情缘》,无锡市太宫印刷厂印制,苏出准印JSE—000725。

[22]冯申正:《忆老师高晓声》,原载《武进日报》2007年1月22日,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23]刘萃秋:《那个特殊年代的“另类”老师》,原载《常州日报》2013年10月19日,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24]冯申正:《忆老师高晓声》,原载《武进日报》2007年1月22日,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25]刘萃秋:《那个特殊年代的“另类”老师》,原载《常州日报》2013年10月19日,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26]高晓声:《寂寞》,原载《广州文艺》1991年第5期,收入《高晓声自述》,李怀中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27]高晓声:《刃的怀念》,原载《苏州杂志》1990年第1期,收入《高晓声自述》。

[28]高晓声:《“刃的怀念”补余》,原载《苏州杂志》1990年第4期,收入《高晓声自述》。

[29]高晓声:《刃的怀念》,原载《苏州杂志》1990年第1期,收入《高晓声自述》。

[30]杨显祖:《我的表兄高晓声》,原载《常州日报》2013年10月12日,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31]高晓声:《正邪冰炭二十年》,原载《人物》1987年第1期,收入《高晓声自述》。

[32]章品镇:《关于高晓声》,原载《人物》1981年第1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33]章品镇:《关于高晓声》,原载《人物》1981年第1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34]《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载《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35]高晓声:《刃的怀念》,原载《苏州杂志》1990年第1期,收入《高晓声自述》。

[36]高晓声:《竹园梦》,原载《常州日报》1999年6月28日,收入《高晓声自述》。

[37]冯申正:《忆老师高晓声》,原载《武进日报》2007年1月22日,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38]《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载《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39]高晓声:《土结疙瘩》,原载《大时代文学》1993年第5期,收入《高晓声自述》。

[40]高晓声:《我的简史》,吴镕主编,《五十年情缘》,无锡市太宫印刷厂印制,苏出准印JSE—000725。

[41]高晓声:《我的简史》,吴镕主编,《五十年情缘》,无锡市太宫印刷厂印制,苏出准印JSE—000725。

[42]高晓声:《吹菌记》,原载《中华散文》1994年第5期,收入《高晓声自述》。

[43]高晓声:《吹菌记》,原载《中华散文》1994年第5期,收入《高晓声自述》。

[44]潘英达:《我认识的高晓声》,原载《小说林》1982年第10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45]《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载《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46]高晓声:《我的诉状》,见《高晓声自述》。

[47]《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载《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48]杨显祖:《我的表兄高晓声》,原载《常州日报》2013年10月12日,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49]冯申正:《忆老师高晓声》,原载《武进日报》2007年1月22日,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50]《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载《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51]潘英达:《我认识的高晓声》,原载《小说林》1982年第10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52]章品镇:《关于高晓声》,原载《人物》1981年第1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53]高晓声:《我的简史》,吴镕主编,《五十年情缘》,无锡市太宫印刷厂印制,苏出准印JSE—000725。

[54]高晓声:《吹菌记》,原载《中华散文》1994年第5期,收入《高晓声自述》。

[55]《二十二年的艰难岁月》,高明声口述、吕芹龙整理,载《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56]石湾:《穷兄弟眼中的高晓声》,原载《世纪》2013年第4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57]陈椿年:《忆记高晓声》,原载《钟山》1999年第6期,收入《高晓声研究·生平卷》。


转载自《扬子江评论》官方微信,2018年6月6日